日本话剧界为了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为了促进日中友好，由日本的文学座、俳优座和民艺三个著名剧团联合演出话剧《关汉卿》，导演千田是也。从1959年1月9日开始在日本的大阪、神户、京都等地巡回演出，2月7日至23日在东京等地演出，“反应极佳，认为是中国近年来的优秀史剧”。在剧场里，很多观众饮泪啜泣，有的激动地说：“关汉卿太使我感动了，我也要像他那样活下去。”看完戏，观众又踊跃购买《关汉卿》剧本。在东京新宿第一剧场演出时，日本最大的广播电台日本放送协会（NHK）播出实况录音和电视，满足了广大日本人民的要求。千田是也在给田汉的信中说：“由于剧中情节有对统治者压迫的反抗，对艺术家的干涉，对弹压的反对，对非正义裁判的抗议与今天日本修改警察官职务执行法、松川事件、美帝压迫等现状完全符合一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日本各大城市上演〈关 汉卿〉》，《戏剧报》1959年第4期）
1991年，在纪念田汉诞辰94周年之际，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把《关汉卿》搬上舞台，陈颙导演，陈希光饰关汉卿，王慧源饰朱帘秀，在观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该剧还曾应邀去台湾地区演出。
延伸阅读
郭沫若：《先驱者田汉》，《文汇报》1947年3月13日
孟超：《漫谈建国十年来的田汉剧作》，《文艺研究》1959年第4期
韦启玄：《田汉同志创作〈关汉卿〉散记》，《剧本》1958年5月号
戴不凡：《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读话剧剧本〈关汉卿〉断想》，《文艺报》1959年第16期
黎之彦：《田汉创作侧记》，四川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1964《艳阳天》（1）
体裁：长篇小说
作者：浩然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1964年9月（一卷）、1966年3月（二卷）、1966年5月（三卷）
（李洁非 撰）
《艳阳天》是浩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有着特别紧凑的情节——超过百万字的宏伟篇幅，实际上写的仅仅是东山坞农业社十几天之内发生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1957年夏天。麦收前后，东山坞农业社突起风波，一些社员提出要求土地分红。所谓土地分红，就是按社员入社的土地股数实行分配。这是初级农业社时期的办法，进入高级农业社以后，已经被取消。1957年的东山坞农业社，当然是高级农业社；此时主张土地分红，被目为“复辟倒退”，因为显而易见，用这种办法分配，“吃亏”的自然是“广大贫下中农”。矛盾由此而起。提出要求的主要是一些中农成分社员，而农业社副主任马之悦对此持同情态度。正在这节骨眼儿上，党支书萧长春及时地从一个工地赶回东山坞，领导贫下中农群众展开了一场坚守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激烈斗争。他的斗争对象，包括马小辫那样的地富分子，包括弯弯绕、马大炮为代表的中农，包括“混进”农村干部队伍中的马之悦、马立本一类人，甚至还有被阶级敌人蒙蔽了的贫下中农马连福。在斗争中，萧长春沉着镇定、明察秋毫，识破敌人一个又一个圈套，粉碎敌人一个又一个阴谋，提前公布小麦预分方案，争取落后群众，整顿阶级队伍（撤掉马立本会计职务），瓦解敌人各个击破，还顶住了来自上级（乡长李世丹）的压力，最后，“革命洪流锐不可当。牛鬼蛇神在真理面前，原形毕露，农业社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第三卷《内容说明》，作家出版社，1966））当然，萧长春也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牺牲——他的儿子小石头被马小辫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害死。不过，斗争风范和坚定的革命信念，使他从别的方面得到补偿和奖赏——纯洁的团支书、高中毕业生焦淑红深深地崇拜和迷恋他。
浩然出身农民，只读过几年小学。原因与其说是因为贫穷，不如说是他的家庭充满动荡。他的父亲性情躁动，不安于室，曾丢下妻儿独自在外飘游，后来终于为情敌所杀。浩然母亲不久也在他尚未成年时病故。浩然因此中断学业，与姐姐相依为命。
他开始做文学梦，是解放初听说赵树理名字的那一刻。他觉得，对于自己，这是一个可以类比的例子。事实上，赵树理虽然出于乡村，却受过完整的教育。考察文学史的流变，不难断定，浩然的文学梦其实是被“工农兵创作”这一特定时代生成的文学现象点燃的。《讲话》发表后，延安文学便把在工农兵群众中培养文学人材当作一个重要任务，这个方向完全继承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体制中，一直延续到“*”并且也在那时达到最高潮。而浩然，可以说三十年中“工农兵创作”所发掘出来的最成功的范例。
当然，这个过程并不轻松。从秉赋上说，浩然确属天资卓奇的文学人材。但是，在站稳脚跟之前，他仍然经历了很多挫折。1956年是关键的一年。是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喜鹊登枝》，就像薄薄的窗户纸被捅破，从此，他登上文坛，并且一路坦途。到1962年，浩然已经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十余本，在出书极为不易的当时，可谓成就斐然。
1964《艳阳天》（2）
此时浩然作品以语言清新、叙事流畅、人物鲜活、富于泥土味，为人称道。但是，很大的影响却谈不上。他早有写作长篇小说的打算，《艳阳天》乃至《金光大道》的素材，几年前都曾试写，但写不下去，半途而废。“一气写了六年短篇，出版了十来个短篇小说集”（郑实采写：《浩然口述自传》）的情况下，无论从创作的格局，还是在文坛的影响来说，浩然都觉得自己应该有所突破。对他来说，突破的难度，主要在于精神力不够。他的写作才华，出类拔萃，然而文学这一事物，比到最后，往往比的是精神力。而精神力的培养，离不开多读善思，其中多读又是基础，杜甫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虽然多读未必善思，两脚书橱也有的是，但是肚内空空却能做到善思，倒真的是闻所未闻。浩然小时候受制于生活条件，读书不多；成年后为了早点在文坛出人头地，也是练习写作的时间多，潜心读书的时间少。这当然并不能怪他，像他这样的“工农兵作者”，成功路上实在充满艰辛。不过，当他意欲更上一层楼时，精神资源单薄的确是摆在面前的一道现实障碍。
那么，他是怎样找到突破口、完成了长篇小说《艳阳天》的创作的呢？
1974年12月9日，浩然在“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戏剧学院编剧干部进修班座谈会”上做报告，题为《生活与创作》，其中一段讲到《艳阳天》的由来：
我在写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以前，写了将近一百个短篇，应当说是不少的。但是，可以说几乎全部作品都是写一般的新人新事的。从拿起笔来一直到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这样一个相当长的阶段，从主观上说，我要很好地配合党的政治运动，想使自己的笔能够很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怎样服务，怎么能够更好地配合政治运动，或者说怎么样写好新人新事，我确实是费尽了心思，想尽了办法。但是这条路子却越走越窄。为什么呢？生活不熟悉吗？自己认为还是比较熟悉的。过去长期地工作在基层，以后也没有间断跟生活的联系。主要问题是因为我没有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生活、认识世界。所以尽管承认生活是源泉，却没有反映出生活中最本质和主流的东西。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召开，毛主席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自己才恍然大悟，开始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生活、认识世界，写了《艳阳天》。相对地讲，这部小说抓住了生活的一些本质和主流的东西，使自己对生活的深入进了一步，在创作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解放军文艺社《学习资料》，1972年第2期》
浩然这席话，与我们业已了解的他的实际相吻合，实事求是，发自肺腑，并非某种场合下的政治做秀。
浩然确实写了近百篇短篇而没有大的突破，确实有些原地踏步、自我重复，所谓“费尽了心思，想尽了办法。但是这条路子却越走越窄”。连症结他也分析到了，并非对生活不熟悉，并非脱离农村实际，关键就他有生活而缺思想——或者用我们刚才的表述，个人精神资源单薄。
还有一点他也讲得很清楚：自己在精神瓶颈里已经堵了6年，苦于徘徊，是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阶级斗争的论述，点亮了他的心灵。八届十中全会，于1962年9月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其实是从8月北戴河会议开始），毛泽东扭转了“三年困难时期”特别是“七千人大会”以来经济上务实、政治上宽松的态势，重新并且更加尖锐地提出狠抓阶级斗争，大力倡导“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txt小说上传分享
1964《艳阳天》（3）
浩然说的“恍然大悟”，就是指在他“绕树三匝，无枝可栖”之时，毛泽东上述论述突然给了他有力支撑，使他思想有了落脚点，带来了“观察生活、认识世界”方法上的突破，由此“抓住了生活的一些本质和主流的东西”，创作“前进了一步”。
说起来，这是这位个人精神资源单薄的农民作家，心灵第二次被毛泽东教导所照亮。第一次，是他刚开始尝试练习创作的时候。那时，他握着笔，既不知道该写些什么，也不知道写成什么样子才算好的文学作品。1952年，《讲话》十周年之际，他从书店买了一本，读后，豁然开朗，从此知道文艺之中何为优劣良莠。
眼下，当他已经积累了很充足的长篇小说创作素材，却苦于没有可以统帅它们的“灵魂”时，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学说，使他的问题迎刃而解。如果说，前面那次浩然是从毛泽东那里得到了有关文艺的标准的教诲，这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