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
我时常会想，假如我们只是和平时代的普通三口之家，善渊是普通的公司职员，我是普通的家庭主妇，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加幸福？答案是未知的，人性贪婪，唾手可得的幸福未必懂得珍惜，求而不得方才显得弥足珍贵，这样的平淡如水放在乱世实属不易，在和平年代只怕又会觉得寡淡乏味了。
流年轻易把人抛，兴邦在我们的悉心呵护下，安然成长到六岁，时光爬过我们的肌肤，在眼角和嘴角留下它们的印记。兴邦长大了，我们却老了。
历史顺着它本来的轨迹行走，绝不会因人力而改变，抗战八年，日军由刚开始的凶猛无比到如今的苦苦支撑，形势每况愈下，我心里日益轻松，有种尘埃落定的明朗，善渊恰好相反。
自一九四五年的新年过后，善渊的笑容一天比一天少，背影一天比一天沉重，我多想替他分忧下肩头的担子，可他的苦从来都藏在心里，对我只字不提，哪怕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眉头都是微蹙着。
夜深人静，月满西楼，我轻抚他眼角的尾纹，他眉间的忧虑，却怎么也抚不平，抚不顺，亲眼看着这个男人由当初意气风发的俊美公子变成如今满鬓风霜的不惑男人，有点残酷，更多的是幸福，不管怎样，我们相知相守过，只是，我还要更长更久的相守，决胜的时刻就要来临，我心里总是没来由的慌乱，怕他到时无法抽身，虽然他答应过我，但身不由己这种事时刻都存在的。
最近他时常发呆，望着空中的候鸟发呆，望着窗外的树木发呆，望着四处捣乱的兴邦发呆，望着神色怅然的我发呆。他眼里似乎有很多话想跟我说，可最终总是什么都没说。
我知道他烦心的是日军的接连失利，几天以前，德国已经无条件投降，美军又迫近日本本土，眼见日本大限将近。
午后阳光明媚，我同兴邦在花园里喂鸟雀，瞥见善渊和安伯匆匆进了别院，他从不会在这个时段回家，我预感将有大事发生，于是也不声不响地跟了进去。
蹑手蹑脚地走到书房口，门被虚掩着，善渊气急败坏的声音传出来：“现在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我们恐怕败局已定。”安伯极为小心地探寻道：“日本国内是怎么个态度？”善渊冷冷道：“有的建议在维护国体、保存天皇制度前提下无条件投降，有的说与其无条件投降，不如实行本土决战。”
安伯痛心地道：“已经打了八年，耗尽国内人力物力，一旦投降，我们就一无所有了啊。”
善渊也是极其不甘心：“形势比人强，再不愿意也只能接受，我们还能坚持几个八年呢？只是，只是……”他狠狠地拍了下桌子，屋内的怒气冲天，在门外的我都感受到了。
安伯沉默片刻，又道：“你真要去上海？”善渊的语调又低了，满腹无奈道：“非去不可，爸爸他们还在着手最后的反攻计划，我要去助他们一臂之力。”
“假如还是失败了呢？”安伯尽力平静地问他。
他顿了顿，沉声道：“不成功，便成仁，我不能让爸爸一个人承受战败的结果。”我拽紧拳头 ，铿锵有力的“不成功便成仁”六个字重重砸在我心间，难道他已经在预谋着又一次的离我而去？
“那夫人和小少爷呢？”安伯替我发问了。
“他们留在这里。”
“夫人只怕不会同意！”
善渊叹道：“不同意也得同意，我现在只会连累他们……”书房里又静了下来，两人都伤感无话，末了，善渊又叹气道：“答应过她的事，恐怕要对她食言。这些日子冷落她们母子了，安伯麻烦帮我准备照相机，我想和她们多照点相片，以后兴邦想爸爸了就可以看相片，那样他就不会忘记他爸爸的样子，小毓也不会忘记我的样子。”
门外的我已是泪如雨下，听着安伯走近的脚步声，我傻傻立在门口，也不闪躲，门开了，他们见到我起先一惊，但很快又都平静了。安伯按善渊的吩咐去准备相机，善渊则走到我面前，轻轻替我抹去眼泪，恳求道：“别这样，我的心已经够乱了。”
我用手背狠狠地擦干眼泪，毅然看着他道：“我还是那句话，我等着你！”他眼里的疼惜都纠结一团，隐隐也升起点点水雾，默默看了我好久，而后沉沉点头，再次给了我希望和安慰。
我破涕为笑，拉着他下楼，“趁着现在阳光好，我们赶紧去拍照。”
兴邦独自在院子里玩得不亦乐乎，看见我俩走来，雀跃地朝我们跑来：“爸爸，妈妈！”善渊开心地应着，伸手将他高高抱起。安伯已经备好器具，他钻进黑色幕布里，嘴里不停指引着我们的表情和动作：“靠近点，再靠近点……夫人你要笑开些……”
纵然我再伤心，也只能打着精神强颜欢笑，“砰！”三人的笑脸定格在这永恒一刻，“好，很好，再来一张！”安伯又开始着手准备下一张。
我瞄向善渊，他一直面带笑容教兴邦摆动作，之前的抑郁一扫而光，好像接下来什么都不会发生一样，“夫人，你又看到哪里了，看前面啊。”安伯又在嚷嚷了，我收回目光，对相机挤了个甜甜的笑。
我们照了许多张，直到太阳西斜，光线晦暗。兴邦玩得满头大汗，怕他吹风着凉，善渊让我带他回房换了身干爽衣服。初夏的傍晚有点凉意，想到善渊穿得单薄，我又顺手取了件外套带下楼。回到花园里，空无一人，我正欲去前厅找他，忽然听到一阵汽车启动的声音，当即脚下一软，拉着兴邦就往前面跑去。
跑到大门处，车已经开了好几十米，我抱着兴邦奋起直追，边追边喊：“停车，停车啊，善渊。”心里悲愤不已，他居然连道别的话也不和我说一句，就这样走了。
车子越开越快，我已拼尽全力奔跑，可距离还是越拉越大，我心急如焚，一个踉跄，母子两人扑倒在地，兴邦痛得大哭，我什么都顾不得了，想爬起来再追，脚却像灌了铅，不听使唤。
远处的车见我们摔倒，立即停了，我用力喊着：“不要走，善渊，不要走。”兴邦也哭喊着：“爸爸，爸爸……”
我把兴邦紧抱在怀中，泪水泉涌而出，可善渊并没有下车，很快，那辆车又开始前行，我的思绪已经崩溃，用嘶哑的声音再次大喊道：“善渊，不要丢下我们，带我们一起走，求求你了，求求你！”我的哀求飘荡在天地间，无人回应，只有风在耳畔呜呜地吹。
小车再也没有停下来，很快就消失不见，空空的马路上少数几个行人，用异样的眼神打量坐在马路中间痛哭的女人和孩子。
路两边的梧桐树随着风沙沙作响，似在替我们吹着离别的笙箫。
我搂着兴邦，在路边坐了好久好久，还是小贤出来找到我，才把一瘸一拐的我们扶回家。
回到周公馆，我渐渐冷静下来，让小贤先替兴邦处理了伤口，然后哄着兴邦入睡。躺到床上，他泪眼汪汪地问我：“妈妈，爸爸去哪儿了？他不要我们了吗？”看着他哭得肿肿的眼睛，长睫毛上还挂着泪珠，我压下自己的哭意，道：“爸爸会回来的，过段时间就会回来。”
小孩子就是好哄，他信了，马上破涕为笑，在我的轻轻哼唱中进入梦乡。
兴邦可以哄，那我呢？我终究哄不了自己，心里十分不踏实，夜不成寐，第二日就给爱德华摇了电话，托他留意善渊在那边的一举一动。还好爱德华告诉我，善渊的确回了上海，但情况很不好，眼下日本国内国外都乱成一团，他们已是穷途末路，但仍然执迷不悟，还在疯狂地筹谋反击。
他和善渊如今是敌对的立场，可言谈间不无对善渊的扼腕叹息，我挂了电话，打消去上海找他的念头，默默跟自己说，还有两个月，再坚持两个月，这场战争就彻底结束了，那时善渊就会履行他对我的承诺，他现在只是需要时间和空间去接受这个结果，我深信，他一定会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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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7月，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 ，日本政府予以拒绝，并先后三次扩军动员，准备进行本土决战，狂称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 同时，在中国，国民革命军全力反攻，一一收复了大部分被日军占领的地区。
同年８月６日和９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颗原子弹。８月８日，苏联召见日本驻苏大使，通告苏联参加《波茨坦公告》，并宣布对日作战。８月９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对日本关东军发动全面进攻。８月１４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８月１５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锤音已定，我还在忐忑等着。听爱德华说，自无条件投降后，许多战犯被关押在中国各省的战犯管理所中，而善渊和他父亲属于罪行十分严重的那一类，已经被押送回日本，等候他们的将是全人类的审判。
果不其然，我早已预感他没那么容易抽身，可我还是相信他，相信他会有法子回来的，因为他从未对我食言过，哪怕是上次的不告而别，虽然多等了一年，可他毕竟还是回来了，这一次，也不会例外的。
等待的日子里，我习惯在寂静的夜里失眠 ，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 ，想他洁白的衣衫 ；习惯独自一个人在房间 ，抱着我们的相片 ，迎接黎明；习惯心里的疼痛 ，在我心里一点点蔓延 ；习惯一个人坐在爱情的井里观天 ，念着关于他的诗篇 。
怕黄昏忽地又黄昏；不销魂怎地又销魂；新啼痕间旧啼痕；断肠人忆断肠人；今春；香肌瘦几分；缕带宽三寸。
或许是思念过度了，有时候觉得人昏昏沉沉，头重脚轻，隐隐还伴着莫名的头疼。
兴邦起先还经常问起：“爸爸怎么还没回来？”，他一问，我就湿着眼睛，望向大门口发呆，渐渐地，他也懂事地不问了。
战后中国满目苍夷，人民生活依旧困苦，时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