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根总统勾画的领袖形象，包括在载人航天领域的领袖形象。显然，如此行事是要以美国的全球领导作用为代价的。
现在是美国全面检视她的太空未来的时候了，不能将问题缩窄到载人航天项目和军事航天项目上。建立和确保美国的全球领导作用对于其他的事情具有直接而至关重要的影响，太空作为一种战略资源是如此重要，不能听之任之、漠不关心或者让少数人决定其命运，现在就应该开始辩论。
作为战略资源的太空（1）
作为战略资源的太空
在国际舞台上，当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国家之间爆发冲突而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国家渴望冲突时，这就是所谓安全困境。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提出，当国家出于恐惧而采取行动时，其行动通常不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不幸的是，根据杰维斯和其他人所描述的安全困境的所在以及怎样发生的条件，当前的太空形势已经达到了危急程度。相应地，国际太空参与者的行动，特别但不仅仅是美国和中国的行动，用安全困境分析的眼光衡量，便更容易理解了。
在杰维斯的研究中，国际互动模型仿照了卢梭的“猎鹿博弈模式”和经典的囚徒困境。在猎鹿模式中，有关参与方如果能朝着一个共同目标努力，便都能获益，因此应该动员他们向这一目标努力，而不是允许他们犯错，去追寻不怎么合意的目标，从而使有些参与者完全不能获益。然而在太空活动方面国际社会是否存在一个共同目标是值得怀疑的。“9·11”事件”后，五角大楼认定美国处于一种安全上的不确定状态，其安全有赖于她的能力和适应力。这种说法现在已无处不在。太空则是这场存亡之战中美国战斗力的首要来源。按照五角大楼的说法，太空是一种战略资源。但是，这种简略说法非常含糊。太空对其他国家来说也是一种战略资源，然而其含义却完全不同。在战略层面，太空资源是在军控核查和早期预警当中起作用。太空使远距离连接和搜集情报、改善教育、扩展医疗资源、增加就业、环境监控以及其他事项成为可能。这种能力对所有国家显然都具有战略价值。然而对于五角大楼而言，“战略”这个词越来越经常地等同于“军事”，太空资源则越发经常地被用于战术层面。
鉴于对如何界定所有国家的最佳利益并无单一而简易的解决办法，囚徒困境可能提供了一种较好的模式。在囚徒困境模式下，不和其他人合作，既有进攻性的动机，也有防御性的理由。美国目前在军事太空能力方面处于最强有力的地位。保持这一地位至关重要，这一点在现政府的政策中得到了反映，美国政府认为军控合作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其可能会限制美国在锻造或者使用太空军事能力方面的灵活度。此外，由于太空技术的双重用途特性所带来的特殊挑战，特别是诸如全球定位系统技术、卫星成像技术所具有的军事和民事通讯价值，美国更有理由拒绝与任何她认为是潜在威胁的国家开展合作。如果一个国家倾向于将另一个国家视作对手或者潜在对手，这种心态便会影响到对对方意图的判断。因此，中国的太空计划便成了美国特别感兴趣和关心的事情。
在安全困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方面，一个主要的变量是保护国家—在太空这个问题上，也就是保护国家的资源—的武器或者政策是否应该是完全防御性的。在太空资源问题上，形势加倍复杂，因为资源是不是一种武器非常难以界定。很大一部分太空资源被认为是具有双重用途的，既有军事价值也有民用功能。摄像卫星本身是中立的，其生成的图像是用于确定武器打击的目标还是用来监控农田决定了这个卫星到底是军用的还是民用的。技术上的模糊对定义双重用途技术以及确定何时以及如何控制这种技术方面存在的分歧具有重大影响。大多数世人认为通信卫星是一种传播信息、推广教育和促进民主的工具，但美国当前的政策却将之视为“敏感技术”，意味着这种技术具有军事价值。结果是，这种技术在出口方面和受控武器出口被归为一类。一旦所有的军民两用技术都被分门别类—假如做得到的话，那么就必须将某种军用技术是更接近于进攻性的还是更具防御意义的考虑进去。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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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另外一枚飞行中的导弹为目标的导弹（导弹防御）也可以用来瞄准轨道卫星。实际上，后者在技术上还更容易一些，这是因为卫星是环绕着已知的轨道飞行的或者是处于相对静止状态的，并且是一个黑暗背景下的明亮物体，发现这样的目标要比发现一个移动目标容易。从技术角度来说，将导弹防御系统设想为一套进攻性的反卫星武器（ASAT）并不困难。杰维斯曾专门谈到了反弹道导弹技术：
“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之间存在差别的一个有利结果是，如果所有国家相对于军备竞赛而言，更支持维持现状，显然，达成的军控协定便会是禁止进攻性武器的协定。然而实际上这样的协定非常罕见—《华盛顿海军协定》（Washington naval agreements）以及对《反导条约》（ABM treaty）的敌视可以被视作样本，这表明要么国家并不总是愿意保障其他国家的安全，要么在区分进攻或者防御武器方面非常困难。”
意在禁止进攻性技术的《反导条约》揭示了技术的模糊特性。
甚至当技术不是问题的时候，其他诸如意图和动机之类的事情也必须得到考量。太空探索从来不是太空事业唯一的事情，甚至连首要的都不是。其他的目标总是与之息息相关的，外交政策通常便牵涉其中。冷战时期，自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已降，历任美国总统都通过炫耀技术可靠性和技术能力将载人航天作为提升美国政治威信的杠杆。太空探索只是第二位的。其他的提升威信的方法也曾被考虑过，包括大规模的海水淡化工程，但最终都没被采纳。航天代表了最前沿，提供了最崇高的技术威信。
今天，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太空依然位居首位，为什么美国没有在生物技术领域通过支付和载人登月或者登火星计划一样的费用来对抗传染性疾病或者消除饥饿来积极展现她的全球领导作用？原因有三，首先，太空探险目前只有通过政府注资或者扶持才能成行，也许有一天，人们可以乘坐美洲航空（American）、维京航空（Viking）、日本航空（JAL）或者其他一家国际联合航空公司飞往月球，但今天肯定不行。原因是费用太高，而且规则过于复杂和严格—至少如果美国参与其中的话，必然如此。然而，私人资金却正在致力于对抗疾病，如比尔·盖茨和美林达·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专注于对抗结核病、国际扶轮社（Rotary International）倾心于对付脑灰质炎，许许多多私人基金会则在与饥饿搏斗。实际上，问题的一部分只是如何整合他们的力量。其次并且与之相关的是，其他国家已经开始了太空活动，而且太空活动必然会带来安全方面的影响。由最强有力的太空玩家，也就是美国来促使其他国家以和平方式开展活动是适宜的。最后，太空旅行具有强烈的未来意味。被看作是进入一个积极的未来的领袖，这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就像“阿波罗”（Apollo）计划实施期间那样。
美国航空航天局1960年提出了“阿波罗”计划，计划一直持续到1972年＇1＇。该计划是对俄罗斯航天成就大张旗鼓的和平回应，但是美国同等重要的军事太空计划也在同期进行。20世纪60年代，军方忙于改进导弹发射技术和间谍卫星技术，以更好地监控与世隔绝的苏联政权。政府和私人部门都在开发通信卫星技术，将世界连接起来。当时太空事业的三大部门—军事、信息技术和太空探索，今天亦复如是。实际上，因为前两项变得非常重要，而且所有国家都认为太空技术本质上是用来拓展和保持国家实力的，安全困境便由此形成。对于美国而言，太空力量便是一个军事词汇。但是这一力量也有其经济和政治因素，军事力量只不过是最明显的而已，并且，最近以来还最依赖于美国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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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德国、美国和前苏联的军事部门最先制造了火箭设备。火箭只是后来才被用作太空运载工具。就此而言，美国军队当前对太空的兴趣，以及对其战地价值的重视，既不新鲜，也不令人惊奇。美国决心在太空扩展其主宰地位导致了安全困境的加剧，然而，这种说法值得仔细审视。杰维斯指出，国家会严重低估他们对其他国家产生威胁的能力。此外，国家还存在着扩展这种能力的动机。美国的决策者必须考虑这种扩展最终是有助于还是有损于使美国更加安全。扩充美国的军事力量据称是有好处的，但是，这种说法并没有经过严谨的分析，而且肯定没有把同时存在但资金不足地位次要的载人航天活动考虑进去。
人类航天活动的历史相对短暂，但其本质使得这一活动非常复杂，充满了复合性的动机，无规律的发展历程，跨学科的需求，组织上的条块分割，以及国际合作与竞争。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问题只会益发严重，这是因为太空技术不断成熟，而且其广阔的价值得到了承认。
首先，常规军事力量得到太空资源的加强可以显著地提升军事综合力量，这使得太空资源被视作力量倍增器，作为军事术语，这意味着改进技术获得“力量强化”的能力。为导弹配备全球导航技术能使导弹惊人地准确。这便将太空设备变成了一种军事战术资源。技术现实已经扩大了军事部门在通用政策讨论中的发言权，太空政策方面尤其如此，至少在美国是这样。
其次，美国对太空的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