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部门在通用政策讨论中的发言权，太空政策方面尤其如此，至少在美国是这样。
其次，美国对太空的军力价值关注持续提升之时，正是世界的其他部分认识到太空技术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之日。20世纪60年代，欧洲人论证了太空项目可以引领技术的进步，技术进步则带动了产业化，产业化刺激了经济发展。20世纪60年代工业化对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也就是知识在新千年所发挥的作用。2003年欧盟的一份报告称，太空技术对于发展和维持知识型社会至关重要。大多数世人都认为信息技术以及技术提供的联系作为太空资源的收益，是全球化时代所有公民的整体财富，并由此认为如何使用这笔财富属于国家安全事务。很明显，这和美国对太空的国家安全作用的观点截然不同，美国的观点首先便是建立在太空能够提供军事利益的基础上的。
再次，布什政府似乎接受了如下观点，太空“不可避免地”会在天空、陆地、海洋之后成为“第四战场”。这一主张见诸于2001年拉姆斯菲尔德任主席的太空委员会的报告。接受这一观点要求美国要为此预作准备。太空资源被看作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不但要充当“力量倍增器”，还要提供“太空控制”。后者意味着“能够遂行战斗或战斗支援行动，以保证美国及其盟国拥有太空行动自由，并且在得到命令的情况下，阻止敌国的行动自由”。
由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已经和太空拴在了一起，保护太空资源便成为强制性的，阻止任何可能对美国太空资源构成潜在威胁的技术扩散则成为这种使命的一部分。就此而言，美国控制的太空资源比重越大越好。由于其他国家同时也会寻求增加他们各自的太空筹码，追求由此而衍生的经济利益，毫不奇怪，这也是他们军事现代化举措的内容之一，至少部分地是出于对美国独霸的反应。这些因素使得安全困境变得日趋严重。加强通讯能力、为发展经济探索新机遇、填平显而易见的技术鸿沟、减轻对美国推行不受约束的太空政策的能力的担忧，这些意愿刺激了其他国家的太空雄心。
总体而言，当其他所有人都将太空主要作为发展和商业的首选目标的同时，美国却奉行军事优先原则。在安全困境下，武器处于易受攻击的态势，由此产生了“不用就输”的态度，对武器的进攻和防御性质不作区分，零和心态盛行。商务交易本来不一定是零和游戏，交易可能让买卖双方都满意。但对美国来说，太空却是一场零和游戏。如果其他国家随即认为他们的主权受到了威胁，很快对他们来说，太空也会变成零和游戏。对素怀太空计划雄心而且自有的军民两用技术存量不断增加的中国来说，情况可能已经是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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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5号”的发射
“神舟5号”的发射
当中国于2003年10月15日将时任中校杨立伟送上太空的时候，她成为仅有的三个具有载人航天能力的国家之一。中国随即举行了庆祝活动—尽管主要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亚洲各国政府和公众对发射给予了高度重视，欧洲的政府则比她们的公众更感兴趣，并表示了赞赏。同时，在美国，政府表示了克制的祝贺，在吸引公众注意方面，杨的风头也被棒球决赛压倒。虽然杨的飞行引起了中国国内的欢呼和国外的关注，使这一飞行有所增值，但是对于一个有着13亿人口，在提供饮水、食物、住房和就业方面任务艰巨的国家而言，这个花费20亿美元的项目，其理由似乎还是不够充分。
有几个动机使中国执行她的“921工程”，即载人航天计划，包括发展经济、刺激就业以及研发可用于军事的两用技术。但是显然，正如美国从“阿波罗”计划所获得的那些一样，中国也在寻求外部的威望和内部的信用。中国发射飞船所蕴含的威望，以及成功展示载人航天的技术能力，产生了显著的地缘政治影响。尤其是在当今的全球化环境下，技术进步被认为象征着一个民族的高度，暗示了这个民族的力量。技术民族主义—用技术来塑造高度感和力量感—对于地缘政治考量来说，是有用而且正当的，就像美国的“阿波罗”计划所证明的那样。
地区意义上，中国的作用正在发生变化。2000年以来，中国通过向穷国提供援助、建立有利的贸易关系，发动了一场主要在地区层面的魅力攻势。攻势取得了明显效果，将中国的形象从一个地区“恶人”变成了一个地区强国。不过在关键性的台湾地区和日本，这场魅力攻势没能起到明显效果。中国发动魅力攻势的时机，刚好是中国认为美国正深陷恐怖主义困境因而可能善加利用的时候。民意测验数据证明了中国的成功。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在2005年4月和5月举行的民意测验显示，进行测验的16个国家当中的11个认为中国，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比美国的形象更好。这其中包括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荷兰、俄罗斯、土耳其、巴基斯坦、黎巴嫩、约旦和印度尼西亚。印度和波兰认为美国的形象仅比中国稍好一点，对于加拿大来说，中美则在伯仲之间。
中国形象的改变是重要的，“恶人”会受到孤立，而强国则可以成为伙伴，甚至成为好伙伴。一次太空飞行不会消除政治分歧、根治历史上的不信任感，但展示先进技术会产生战略和市场后果。此外，一个亚洲国家取得以前只有两个西方国家实现的排他性的技术成就，这带来了一种“亲戚”的自豪感，考虑到中国在亚洲和全世界拥有庞大的海外侨胞，情况尤其如此。毫无疑问地，中国通过“神舟5号”的发射赢得了地区地位。
国际意义上，中国发射飞船激发了强烈的地缘政治心态，要在许多层面和许多领域中寻找新伙伴。飞船发射后第二天，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amir Putin）给中国国家主席###发来电报，表示：“在中国宇航员实现第一次航天飞行这一历史性时刻到来之际，请接受我最衷心的祝贺。这是中国人民多年辛勤劳动的结晶，标志着贵国在全面发展道路上顺利前进，中国成为当今世界强国当之无愧，意义深远。中国作为宇航强国家庭中的全权成员，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全球安全和稳定，有助于科技发展和地球文明的进步。俄中航天领域合作是双边关系的重要方向，进展顺利，前景广阔，无疑将为造福两国人民带来新的成果。请向参与建造载人飞船的所有人员，特别是第一名中国宇航员转达我的祝贺和良好祝愿＇1＇”。
通过称中国是一个当今强国和宇航强国家庭中的全权成员，普京清晰地向中国发出了开展长期太空合作的邀请。
发射当天，欧洲航天局（European Space Agency； ESA）局长向中国发出了最热烈的祝贺：“此次任务为世界太空国家开展更广泛的合作迎来了新纪元”。声明的含义是很明显的，预示了继之而来的战略事务。欧洲2005年考虑解除对华军售禁令显示出了欧洲发展中欧关系的长期眼光。
然而，美国对向一个共产党政府表示祝贺以及欢迎中国加入国际空间强权大家庭方面则更有保留。美国不想将中国纳入其他空间合作活动当中，比如国际空间站（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ISS），而且美国对中国发展与“921工程”相关的军民两用技术抱有何种意图忧心忡忡。但由于其他国家在对待太空战略重要性方面的态度与美国不尽相同，美国默不作声，不邀请中国开展未来太空合作的态度显然不被其他国家所接受。
以前，对载人航天感兴趣的国家除了和美国或者俄罗斯共事之外没什么选择。20世纪90年代，随着美国载人航天计划的合并以及俄罗斯支持国际空间站的载人航天计划的几近破产，美国保持了她在载人航天事业当中实际上的领袖地位，这一地位是由此前执行的“阿波罗”计划奠定的。随着中国开始载人航天飞行，和美国合作不再是唯一的选择，甚至已经不是最佳选择。尽管有关参与方，特别是美国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参加国际空间站的经历却常常是令人痛苦的。美国拒绝考虑其他伙伴参加决策过程，其实通常只是要询问一下的要求。美国只允许他们的参与，伙伴们则时常抱怨只得到了和转包商类似的待遇，这使得人们对未来的合作兴味索然。此外，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美国出口控制法日渐愚钝和严厉。其他国家越来越不愿意和美国开展太空合作，除了缺乏资金，他们还担心会遭到美国模糊不清的规则的意外阻挠。在更加广义的层面上，和中国更为紧密的联系对法国、德国这样的国家有利，不但是因为潜在的奢侈品市场和对华关系提供的太空项目机遇，而且由于美国自“伊拉克自由行动”（Operation Iraqi Freedom； OIF）以来单边倾向日渐明显，与中国接近还可以发挥平衡美国力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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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计划
“伽利略”计划
“伽利略”计划，作为一项欧洲人的广播－导航卫星计划，是通过国际合作平衡美国航天优势的例证之一。全球定位系统网络和因特网是第一批全球性的公共设施，为每个人提供了不断增长的基本服务。既然全球化似乎会成为21世纪的主宰趋势，忽视其掌握的力量是非常危险的。这是一种整合的力量，能够建立拉近个人、组织、民族之间距离的网络，同时又是一种分隔的力量，将人们割裂开来。现今时代至少也是全球化进程的第三个历史时期＇1＇，主要是因信息技术的作用而与之前的时期有所不同。信息技术增强了网络的影响，提高了变革的速度。导航卫星由于其多功能和应有的广泛性成为信息技术的核心。
欧洲人能够免费使用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网络，但他们也对其持续、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