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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来小清风——说扇（2）
以团扇为载体的绘画法书，自明代中叶开始转向折扇，尤其是苏扇工艺形成规模之后，吴门画派、画中九友直至四王吴恽等一系列画家无不将折扇作为创作的园地。除了职业画家之外，文人士大夫也将题写、书画扇面视为一种以文会友、交际应酬的风尚，甚至广及僧道闺阁、商贾市井。纵观明清绘画史，扇面的比重不可忽视，虽然其创作空间受到一定的局限，但凡工笔写意、皴擦点染无不展现其间，山水人物、花卉翎毛，无不传神其上，由此成为中国画的一种特殊形式。
古人重法书，绘画次之，因此总以法书为正面，而以绘画为背面。按照通常的规矩，一柄折扇以一书一画为宜。自明代至清初，一般来说是文人画家创作于扇面，而能工巧匠施技于扇骨，直到清中叶以后，文人艺术家才参与扇骨的绘画、书法与镌刻。于是扇骨身价倍增，甚至成为可以脱离扇面而存在的独立艺术品。扇骨的材质也更趋于多样化，从一般的方竹到棕竹、湘妃竹、凤眼竹、桃丝、乌木、檀香、黄花梨、鸡翅木、紫檀、楠木，直至金漆、螺钿等工艺和象牙、玳瑁之类的珍奇之品。其骨数的多寡与样式，及至扇头、扇钉的形制也是千变万化。即便说折扇是舶来品，那么一经中国文化的浸润，也会发挥到极致。
一把名家绘画的扇面用久了还能装裱成扇页，也可集数家扇页制成册页。而扇骨的镌刻也是由名家或书或画，定稿后再经名家操刀镌刻，或者说是对扇骨的再度创作。近人金拱北与其堂弟金西、金东溪常常合作制成扇骨，往往是由金拱北手绘后经西或东溪操刀，制成的扇骨名重一时。而在镌刻扇骨的名家中，既有专门的民间匠作高手，也有本身就是书画家的文人雅士。从清末的赵之谦、任伯年、陈宝琛，到民国时期的张大千、王梦白、汪慎生、张伯英、于右任、齐白石等，无不在 扇骨上进行书画，到今天不少已成为绝品。
现今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空调冷气普及，即使在三伏溽暑，也能达到“不知寒暑之切肌”，人们不必再借助扇子来取凉降温，于是扇子便逐渐退出了人们的生活。那些旧时的名家成扇，大多成为竞相搜求的收藏品。上海报人郑逸梅先生在《折扇种种》一文中曾写道：“书画扇不但可作艺术欣赏，还有可以显示身份之用。一些绅士，在当地或许为人所知，但到了异地，别人就不知道你的来历，如果用了一把有名人题字绘画的扇子，人们便知你是有些来历的，这柄书画扇，也就等于替代了名片或介绍信。”其实，这种身份的显示还不能代表执扇人的修养和艺术品位，如果以大纱帽或当红画家的扇子显示和炫耀身份地位，也未免忒俗气了。旧时想得到几把这样的扇子也非难事，因此还要看是画家书家的精品，还是一般的应酬之作，甚至与之匹配的扇骨是否得体，是扇庄中的“行货”，还是名家特制，乃至扇骨的头型和款式等细微之处，犹如今日时尚女性对人家所用服饰品牌工艺的细微观察。从一柄扇子大致可以看出对方的情趣与审美高下，其文、雅、商、俗也就一目了然了。
清代中叶以前，上层士人只用白纸书画折扇。有一种折油扇，也称之为油单扇，骨最密，扇面不能更换，多为黑色，是用柿漆涂成的，大多产于杭州扇庄，是宅门中仆佣或一般商贾所用，而上层士人是绝对不会使用的。嘉道以后，这种讲究就逐渐不那么严格了。戏曲舞台上的不同人物，都会以扇子作为辅助道具，增添舞台审美效果，生旦净丑都有使用。生行中以小生使用最多，显示其*倜傥；老生执扇，则表现一种安详与闲适。武生用扇的不多，最有代表性的是《艳阳楼》高登使用的大折扇，长约三尺许，展开硕大，充分显示了人物的桀骜与霸气。旦行用扇有一定的讲究，端庄者多用小型泥金彩绘的折扇，如《贵妃醉酒》中杨玉环的牙柄泥金折扇。昆曲《牡丹亭？游园》一折，杜丽娘用折扇，而丫环春香则用团扇，虽然与历史真实有悖，但为了舞台整体效果，也得到观众的认同。丑行中的文丑、方巾丑也多使用折扇，但却开合动作较大，合拢时以扇柄指指划划，甚至将扇子插入脖领，充分显示了人物的恶俗。
舞台人物的表演程序其实也来源于生活。在实际生活中，一把折扇的执拿姿式、开合力度、摇动幅度也颇能体现人的态度与修养，或文雅，或庄静，或庸俗，或浮躁，尽可能展现出来。旧时，一袭夏布或云罗长衫，一柄轻拂的折扇，呈现出一种文人的沉静与文雅，一种轻缓的节奏与安适。
清代中叶以来许多文人的画像有许多是手持折扇的，这样的构图增添了人物的整体效果，显得飘逸而安详。如同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中期英国男人手中stick一样，一柄折扇的装饰性已超过了它的实用性，或静或动，或开或合，成为夏秋之际身边不可或缺的物件，表达了一种儒雅和书卷气。记得好像是在1956年的盛夏，北京古琴研究会在北海太液池上雅集，当夕阳西下之后，一只画舫荡漾在水中，传来古琴的弹奏之声。不久，琴声稍歇，画舫拢岸小憩，我看到溥（雪斋）先生和其他十余位长者手执折扇轻拂，交谈切磋。内中有张伯驹先生，其他几位我不认得，我想总会有管平湖、查阜西诸位罢。溥先生个子不高，相貌清癯而长髯垂于颌下，那种适然平和的神采至今犹能再现。我也见到过许多历史照片中手执折扇的形象，印象最深的一张是七十年前卢沟桥事变的当日，北平各报记者赶赴宛平城采访当时的宛平县长王冷斋（解放后被聘为第一届北京文史馆员）。照片上的王冷斋县长身着长衫，手执折扇，神态镇定，侃侃而谈，对记者披露卢沟桥事变真相，向全世界控诉日军的挑衅行为，在敌军压境、民族危亡之际，仍不失书生本色。那把折扇，那袭长衫，并没有表现出文人的羸弱，相反却令人感到一种民族的尊严，一种不可辱的气质与精神。
折扇也不仅是士林中的时尚，旧时的古玩行和梨园界也最流行折扇的把玩和书画的鉴赏。过去琉璃厂肆中的买卖人常常凭借与文化人的交往，以折扇求其法书或绘画。而厂肆的许多东伙也能很规范地书画扇面，我至今藏有徐震伯赠我的法书扇面，字写得很拙朴，颇有韵味。梨园界更重折扇，也有不少演员能书能画。“四大名旦”梅、尚、程、荀有不少书画扇面墨迹存世。老生中以余叔岩、时慧宝两人的书法成就最高，当时向时慧宝求字画扇面的人络绎不绝，而梅兰芳1930年访美时，也常以折扇作为礼品相赠美国友人，一时成为佳话。
时过境迁，随着中国人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的变化，折扇作为用具和佩饰已经愈来愈远离了现实生活，但它给人们带来的美的享受，却很难令人忘怀。那缓然的清风，为夏日带来的平和与舒展，会永远留在记忆之中。我怀恋那折扇，怀恋那渐渐逝去的优雅。
常忆庭花次第开（1）
春节前夕，照例要去花卉市场转转，选购一些适合装点新岁的花木，用以烘托家中的节日气氛。近些年来，北京花卉市场的品种越来越多，尤其是洋花如郁金香、马来菊、红玫瑰之类，以及蝴蝶兰、红掌、鹤望兰，等等，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南方花卉，令人眼花缭乱。但万紫千红之中，终没有寻到几枝红梅、绿萼，颇为遗憾。好在南方运到的红豆还是有的，插在瓶中，以充红梅之趣。
由此想到旧时北方一年四季的传统花卉，或植于小庭深院，或置于曲房斗室，几多闲情，几多雅致，为生活带来了不少乐趣。
“春来消息红梅透”，梅花是最早带来春消息的花卉，但又不是在北方能种的活的，旧时北京隆福寺、护国寺花局子（花店）里卖的梅花都是在南方培植好了，在将开未开之时运到北京，还要经过花局子工匠的特别护理，才能保持花蕾不萎，在除夕前开花。梅花是落叶乔木，说是早春开花，其实根据地域温度的不同，开花时间南北各异。“十月先开岭上梅”，指的是广东大庾岭的梅花，即使是江南也是做不到的。江南的梅花倒是在腊月底、正月初就能开花的，“春来消息红梅透”，也就只有江南人才能有此体会，至于北方人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