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3)
金嘉祥认为根子就在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而打破这一体制性障碍的唯一途径,就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只有城乡一体化了,城市和农村之间消除了割裂和对立,没有隔阂和障碍,农村才能富裕起来,农业才能兴盛起来,农民也才能享受到和市民同等的国民待遇,享受到现代文明。
原来如此!成都市的干部把问题想得这么深,他们的思路就应该是清晰的,他们的做法也应该是可行的。于是,接下来,金嘉祥就滔滔不绝如数家珍地向我讲述了成都的想法和做法。这些想法和做法,集中起来就是“六句话”、“三大重点工程”和“三个集中”。
“六句话”是:
以县城和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为重点;
以规划为龙头和基础;
以产业发展为支撑;
以形成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为关键;
以政策配套为保障;
以转变农民生产生活方式为着眼点和落脚点。
“三大重点工程”是:
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村扶贫开发工作;
农村发展环境建设。
“三个集中”是:
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
农用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
农民向城镇集中。
这些话听得我一头雾水。于是金嘉祥建议我到各区县市走一走,看一看。他的意见,是先去双流,而且一定要和冷刚谈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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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突破口(1)
冷刚单刀直入:
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精简农民
2005年8月3日,双流县少坤甲鱼庄。
冷刚在担任成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之前,曾经是双流县县委书记。这是一个豪爽的人,也是一个精细的人。和他交往,你能同时感受到他的热情似火和柔情似水,爽朗豪侠和心细如发。如果你和他是朋友,那么,你还能感受到他在不经意间表现出来的体贴入微。实际上,“两袖清风,一帮朋友”,正是他最得意的事。这样的人,很对我的脾气,所以一见如故,十分投缘,我也立即被收编到他那“一帮朋友”中去。
既然是朋友,说话也就坦诚。冷刚说他这一辈子,工作职务五花八门,个人经历一言难尽。冷刚是简阳人,在龙泉长大。他务过农(当知青),当过兵,修过汽车,当过石匠,上过大学,做过买卖(代表政府招商引资),工农兵学商,啥子都干过了,从生产队长一直做到县委书记。他给自己的为官之道总结了四句话:万事肩要厚,万事民为重,万事心要平,万事只唯实,简称“厚重平实”。万事肩要厚,就是要有担当,对社会、对家庭、对朋友要负责。出了问题,不要把责任往上级推,也不要往平级和下级推,要自己担起来。没有担当,做事不能想三步,不要说当领导干部不够格,就是婆娘嫁给你也要把肠子都悔青了。万事民为重,就是要把老百姓的事放在第一位。遇到问题,要先想老百姓,后想乌纱帽。万事心要平,就是要以平常心对待职务的变动。升官是偶然的,下课是必然的,做事应该是实在的。这也就是万事只唯实。只唯实,就不唯书,不唯上,就能实实在在地为老百姓做事情。
这话实在。于是我就请他实实在在地讲一讲,成都怎么会想到搞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搞城乡一体化的,当时思路又是怎么样的。
冷刚说,成都这个地区,历史上《华阳县志》里面写了一句话:“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改革开放以来,成都城市的发展比较快,城乡差别也越来越大。在农村地区,我们农民是自己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学。我当过生产队长,我曾经回到我当知青的地方,山还是那样的山,人还是那些人,农村还是如此的贫穷。这又咋个行呢?我们党,打天下靠的是农民,建设新中国还要靠农民,但是新中国成立这么多年来,农民仍然很贫穷。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还利于农民。
我追问一句,是“还利”,不是“让利”?
冷刚说,对,是“还利”,不是“让利”。因为这个“利”,本来就是农民的。我们党是离不开农民的,可以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农民就没有共产党”。不把农民的问题弄清楚,不把农民的事情摆摆平,执政党的基础是夯不实的。你建设现代化也好,建设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也好,构建和谐社会也好,建设小康社会也好,“三农”问题不解决,你整啥子都整不成。
我说,话是这么讲,问题是有没有办法。
冷刚说,所以到了2003年3月份,春城书记就把双流、都江堰、郫县、大邑、龙泉五个区县的领导干部叫到一起,谈了四句话:“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运用各种政策措施,切实加快城镇化进程,进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春城书记要我们领会四句话的精神,回去进行试点工作。
我知道这四句话。这四句话,在李春城2003年8月党代会的报告中表述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运用各种政策措施,切实加快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居民转变为城镇居民的步伐。”后来,它又浓缩为两句话。先是提“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2003年10月到现在(2005年8月)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所谓“统推”的来历,大致如此。
但问题不在于或并不完全在于话怎么说,更在于事怎么做。双流和都江堰、郫县、大邑、龙泉四个区县一样,是要打头阵的。领得将令的冷刚,究竟怎样不负厚望?一马当先的双流县,又究竟怎样破门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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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突破口(2)
冷刚说,这个事情,开不得玩笑,打不得马虎,先得想清楚了再做。过去我们很多事情,决心不能说不大,力度也不能说不强,但是效果不佳,可以说是“投入不少,动作不小,解决不了”。为啥子呢?就因为没有想清楚。比如扶贫,在我看来是越扶越贫,钱没用到关键地方嘛!所以回到县上,我们领导班子就开始着手研究这个问题。首先是从农村着手,把农村问题的关键抓住。
我问,你们认为农村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冷刚说,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作为双流县来讲,第一轮承包和第二轮承包,南方和北方不一样。我们农民是按照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思想来进行分配的,好坏均摊,肥瘦搭配,因此承包的土地是零星分散的。比如煎茶镇老龙村九社的一户农民牛泽成,一家四口人承包土地12亩,分成46块,最小的一块栽不下三窝苗。土地的零星分散制约了农民增收,无法进行规划种植,无法产生规模效益。我们农民的素质本来就不高,对市场的应变能力非常差,如果还地少人多,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就非常困难,农民增收就非常缓慢。你想嘛,一亩地养十个人,和十亩地养一个人,哪个效益好,吃得饱?就是瓜儿(傻子)也算得清。我们成都的情况是什么呢?全市农民的人均耕地面积是亩,你就是种黄金也富裕不起来!
我问冷刚,你的意思是说,要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民增收,就必须彻底改变农民和耕地面积的比例,减少束缚在耕地上的农业人口?
冷刚斩钉截铁,对,必须“精简农民”!
精简农民?从来只听说过精简机构、精简干部,没听说过精简农民的。于是催他快讲。
冷刚说,我们的想法,就是要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入第二、第三产业,他们才能富起来。你看那些发达国家,哪有一大堆人种一小块地的?当然我们不能学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做法和英国的“圈地运动”。美国的做法是每1公顷土地交1美金,连续种植3年,土地就属于自己的了。这个在我们国家行不通。英国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的做法是比较血腥的,也不能学。但是必须把农民最大限度地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我在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讲,我们成都耕地面积万平方公里,顶多用100万人去种就足够了。但是我们却有680万农民,太多了,非精简不可。这680万,近几年已经转移了200万,还有400万。扣除100万老人养老,100万娃娃上学,还要转移100万。如果我们把300万交给管工业的,100万农民给第三产业,100万娃娃归管教育的,100万老人安置好,这680万农民就弄完了。到那个时候,农民想不富都不行。
我明白了,这是两个方面的效益。一方面是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人均土地收入提高了,另外在第二、第三产业上又挣了一部分钱,收入就会成倍上升。
但在冷刚那里,事情却还没有完。
冷刚说,光是“精简农民”还不够,因为农民不会经营呀!现代农业,只会种地可不行,还要会经营,还要成规模,还要搞科学种田、技术革新。我们这万平方公里耕地,金贵得很,不能交给那100万农民按照过去的方法去耕种,今天整点茄子,明天整点黄瓜,挑个担担儿到镇上叫卖。那是脱不了贫致不了富的。要让有钱的人、善于经营农业的人进行规模经营。所以我们提出第一个“集中”,就是“土地向经营者集中”。
我问,土地向经营者集中,又有什么好处呢?
冷刚说,经营者一旦承包,就是几十亩甚至几千亩,这就有规模。经营者懂得经营,根据市场需求来生产,这就有效益。农民出租土地,按股分红,这就有收入。何况他们不再束缚在土地上了,还可以外出打工。不愿意外出的,也能给经营者打工,这样又多一份工资收入,土地和人的效益都提高了,岂非两全其美?
我承认,是两全其美。
冷刚说,所以要最大限度地把农民从土地上精简出来,而且精简出来的农民还要向城镇集中。为啥子呢?因为你不让他向城镇集中,你让他继续待在农村,他就会永远贫困,永远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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