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是不叫共识的共识。
易中天：但是，“莫斯科共识”实践的结果是什么？连牵头的国家都垮了，计划经济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也众所周知，都不用说了。
经济观察报：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楼塌了。
易中天：这就得出一个结论，“莫斯科共识”是不行了，“莫斯科共识”破产了。
经济观察报：普京在世纪末有一个讲话，说“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
易中天：普京的话讲得很漂亮。“莫斯科共识”破产了。怎么办？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过一个“华盛顿共识”。一战是终结了世界各民族独立探索国家发展道路的时代，二战的结果是旗帜鲜明地有了两个阵营，两个阵营两个共识。最后有一个阵营的共识先破产了，那就只剩下一个了，就是“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现在又被证明也是行不通的。那么也就是说“莫斯科共识”和“华盛顿共识”都破产了。
经济观察报：仍然有人认为苏联虽亡，但“莫斯科共识”没有破产。
易中天：我认为也是破产了，至少对中国是不适应的，这才有改革开放以后的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关键词是什么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这个关键词已经把态度亮明了。中国特色是什么意思？非“莫斯科共识”；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非“华盛顿共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要共识吗？我的观点是不要。
惟一的共识是科学、民主、法治
经济观察报：有些人以为，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要是区别于前苏联那一套。
易中天：中国特色就是为了区别苏联，社会主义就是为了区别欧美。既非“莫斯科共识”，也非“华盛顿共识”，就是走中国自己的路。道路确定以后，剩下的问题就是方式。知道往哪儿走，你现在需要解决的是怎么走的问题。怎么走呢？就是“摸石头过河”。“摸石头过河”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方式”。
经济观察报：中国这条路的内涵到底是什么？人们对此话题争说纷纭。
易中天：不需要知道是什么，知道不是什么就足够了。有些人讽刺说邓小平是“没有设计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是“没有理论的邓小平理论”，他们不知道邓小平伟大就伟大在这儿。我当初研究美国宪法的诞生；写作《艰难的一跃——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时就发现，美国人当时有蓝图吗？没蓝图，只是说他们不要什么就够了。他们不要专制，他们要的是自由。
经济观察报：是追求幸福的权利。
易中天：自由的权利、生命的权利，人民的生活怎么发展是他们自己的事。结果美国反而弄出极有借鉴价值的制度来。
经济观察报：事先设计好的一套自以为完美的东西，往往给人造成很大伤害。西谚说：“人类通向地狱的道路往往是用美好的愿望铺成的。”
易中天：从希特勒到波尔布特，再到本·拉登，不都是这样吗？我们只能说我们不要什么，剩下的就让我们自然而然地选择吧。我们不要“莫斯科共识”，我们也不要“华盛顿共识”，那我们走我们自己的路，怎么走？只能摸索着过河。摸石头过河肯定要摔跤、裤腿上要沾上水、脚上会有泥，但是我们过去了，而那些站在岸边指手划脚的人一直站着那里，一点都没有动。
易中天：我为什么要写《成都方式》（3）
经济观察报：摸石头过河就是靠大家来摸索。
易中天：一国有一国的国情，没有什么全世界的具体操作方式的共识，如果说有共识的话，只有六个字：科学民主法治。至于实施方案是不能搞共识的，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实现中国这种社会主义，成都就探索了一种很好的方式：城乡一体化、基层民主和规范化服务型政府。
现在城市化快速发展，但是农村不稳定，就要解决问题，怎么办？成都提出了“城乡一体化”，所谓城乡一体化就是把城市和农村看成一个共同发展的整体。这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科学决策。
经济观察报：而不是原来的思维，认为城乡化就是城市逐渐吞并农村。
易中天：一体化不是一律化、一样化、一统化。我有一个比喻，一体化就像手和脚，被连着，这叫一体化。但是连起来以后，手还是手，脚还是脚，农村还是农村，城市还是城市，不是把农村变成了城市，更不是把城市变成了农村，它是捆绑起来发展的。
经济观察报：基层民主建设许多地方都在搞。很多人提出置疑，民主从哪里开始？一个乡镇党委书记能做什么？
易中天：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什么事情都从基础做起。民主不仅仅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精神和一种文化，它是需要养成的。
经济观察报：民主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制度。
易中天：民主首先是精神和文化，同时也需要有一系列的可操作的制度，我非常关注他们的操作方式。据我的观察，成都的基层民主建设形成了一套比较科学的制度，如公推###、民主测评等。
经济观察报：中央政府一直在提倡建设服务型政府。
易中天：政府有两种——管制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它们之间有天壤之别。一个现代型的政府必然是服务型的政府，但是成都在服务型政府前面又加了规范化三个字，就是强调政府必须按照法治的精神办事。法治的精神是什么呢？凡是法律不禁止的，就是公民可以做的；凡是法律没有规定的，就是政府不可以做的。哪些是政府不能做的，政府不能管；哪些是政府必须管的，政府不管还不行，这就叫规范化。
经济观察报：但是我觉得还是有问题，成都的做法肯定是当地政府的领导人在推行，尤其是基层民主的探索，如果没有当地领导人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些领导人调走，成都方式还能够继续下去吗？
易中天：实事求是地说，如果这个事情只是在一个地区、一个区县在做，是很难存活下去的。如果能够在大多数地区推广开，并且持之以恒地做下去，变成一个良好的制度，就与领导人没有关系了。这也就是我要写《成都方式》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这样一种好的做法不至于人亡政息。
经济观察报：你是希望这种做法能够得到普遍的认同？
易中天：对。这是我要写《成都方式》的初衷之一，想引起大家的关注。当然，也不是说成都的做法都没问题，其实实践过程中是有很多问题的。因此当有朋友建议把成都的做法总结为“成都模式”时，我没有同意。是方式，不是模式，我不喜欢模式这个词，因为它意味着模型和范式。方式是开放的，它意味着方法、方向、方针，其次方式是发展的。它本身也在不断地在更新、在变革，“模式”就固定下来了。最重要的是，成都的这些做法不是其他地方都可以照葫芦画瓢的，千万不要克隆。比方它的“五朵金花”就是不可克隆的。
方式是开放的、发展的、可持续的，它后面有思想；模式是僵化的，它后面是照搬。绝对不能照搬。
其实，我看重的不是成都的做法本身，而是这些做法背后的价值理念。城乡一体化、基层民主和规范化服务型政府这三件事，分别对应科学、民主与法治。科学、民主与法治是人类经过这么多年探索出来的普适价值。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须是科学的、民主的、法治的。这三样东西恰恰是我们要学习、发扬的。
易中天：我为什么要写《成都方式》（4）
在民主中学会民主
经济观察报：绝大部分人认同科学、法治的价值理念，但是人们对民主价值的认识却不尽统一。去年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发表了一篇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不到2000字的短文却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对一个常识问题产生这么大的争议，也恰恰说明了对民主价值的认同存在巨大分歧。还有人说，中国人素质太差，不适合搞民主。
易中天：这是事实，首先得承认他们说的是事实，那么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如何提高他们的民主素质，你总不能说中国人永远素质低吧，不要提高吧？请问如何提高呢？很简单，只能在民主中提高。
经济观察报：在民主中学习民主，而不是说学好了再来。
易中天：那就学不好了，因为民主有很多的环节，这些环节是必须亲历的，比方说投票，你会不会投票？我曾经在1980年代的时候看过一个电视节目。某年两会期间有一个人大代表慷慨陈词，说选票为什么要设计成赞成、反对、弃权，是不是鼓励那些墙头草、两面派？要么就赞成、要么就反对，弃什么权啊？他不知道弃权票比赞成票和反对票还重要。民主是公民的权利，而任何公民的第一权利是弃权权，就是放弃使用权利的权利。如果我连这个最低的权利都不能保证，我哪里有赞成和反对的自由？现在有弃权票，大家不奇怪了，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民主素质在提高，在投票的具体实践当中慢慢地提高起来了。
其实我们今天缺的不是大家空喊的民主，而是实实在在地去做。公民的民主素质是在民主当中提高的，在民主中学会民主，在民主中提高民主素质。
经济观察报：还有一种说法是，中国人太多，再推进民主建设就要乱套。
易中天：人口多的问题，它不是民主不民主的问题，而是哪一种民主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成都的公推###方式只适合乡镇党委使用。这就是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区别。我们是一个大国，在全国包括到县，不能实行直接民主，要实行间接民主。
经济观察报：县级不可以吗？
易中天：县级不行，人太多。选一个县长，全县的县民都来选，不可操作。我的观点就是：在县以上实行间接民主，县以下实行直接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