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有一股魔力似的迷人气质：洒脱，多才，口才好，喜欢喝酒。他一身多能，可教数学、生物两科，英文、日文又极好，他属于那种“有一点点疯狂气质，令人一见他就有对他好奇、佩服的印象。”有一次高班生踢足球，足球踢到场外，正巧严侨经过，他也不走路了，突然直奔此球，奋身一脚，就给踢了回来。大家为之叫好，他也趁机加入，大踢特踢起来了。
严侨最让李敖佩服的是他不依赖祖先声望余荫，而是敢于唱反调，这与李敖可谓“心有戚戚焉”。一次严侨应邀做一专题演讲，题目是“人的故事”，最让人感兴趣的是他在讲演中大谈“演化论”而不是由祖父严复宣传的“天演论”，他批评祖父所译的“天演”二字中“天”字不妥，应译作“演化”。这种不跟祖宗走，不守祖宗成法的洒脱气魄，对足了李敖的胃口，李敖简直是倾倒至极。
但李敖当时和严侨并不相识，严侨在另一个班上任教，李敖还无缘拜见，但机会来了。
1951年，李敖16岁，暑假后进了台中一中高一上甲班，正好严侨教这个班的数学，于是严侨正式成了李敖班上的老师，两人由相识、相知，最后成了忘年交。
李敖此时读的书已远远超过同龄人，思想也趋于成熟，“狂狷”性格已初露端倪。他在班上“喜放顾词，好争好辩，颇为张狂”，班上同学为此很，甚至有人写匿名信丢在他书包里骂他，有好辩者找他较量，又总不是对手，没想到严侨颇欣赏他的这股气势。
在严侨的数学课堂上，李敖常常因为“张狂好辩”，所以常在数学以外，扯到别处去很远。严侨上课，与此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上课不为成规所拘，许多机械的题目，他自己干脆不做，反倒自己坐到学生坐位上，叫数学极好的同学“站板”（站到黑板前）去做。他常在课堂上聊天，有一天居然说：“我要把你们思想搅动起来！”还有一次为了证明他说得对，他近乎打赌地说：“我若说错了，我就把我的名字倒写！”说着，就用极熟练的笔划，把倒写的严侨两字写在黑板上，俨然是“镜子书法” 专家，学生们鼓掌呼啸，师生之情，融成一片。
李敖的数学成绩不好，但写文却有一套，于是试图以己之长，避己之短，在数学练习簿上竟来了一段《簿首引言》，引Oscar W·Anthony的一段话，说“数学是人类智力的灵魂。……它超越了空间与时间的领域，告诉我们宇宙是这样的悠远，光线曾经历百万年的行程，方才照射到大地上。……”后来，数学练习薄发下来了，在“它超越了空间与时间”的一行下，被严侨打了一条红杠子，下有朱笔批曰：“我想它超越不了空时！”李敖由衷赞叹：“这就是严侨的可爱处，他是数学老师，但他在精改习题以外，他还会跟学生的引文打笔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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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师生情深（2）
李敖深深地为严侨的风度所折服，欣逢如此良师，李敖记得不已，觉得有满肚子的话儿要对偶像说，于是就花了几天时间写了一封长信给严侨，历述了自己的成长历程，以及对现实的不满，对国民党的讨厌等等。严侨看了，就找到李敖，多所劝慰，此后交流的机会越来约多，两人也就不是一般的师生关系了。
1952年李敖升到高二，数学改由黄钟教，但这并没影响到李敖与严侨之间的友谊。
严侨家住在台中一中斜对面的宿舍，是一栋日式木屋，分给两家住，严侨住后面。 房子狭长阴暗，不成格局。
李敖有时应约去看严侨，在谈话中总觉得严侨与自己以前印象中的严侨有点不一样，以前的严侨潇洒，现在说心里话的严侨却颇多伤感。不久他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一天晚上，严侨和李敖看望重病住院的黄钟出来，一同回家，严侨听说黄钟的病已没有什么希望，不禁感慨不已。夜色中，严侨突然低声而神秘地告诉李敖：“你不要回头看，我感觉到好像有人跟踪我，是蓝色的。李敖大吃一惊：严侨所说“蓝色”显然是指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他们为什么会跟踪严侨？但他很快若有所悟。
隔天发生的事证明了李敖的“所悟。”
那天黄钟病逝，严侨和李敖去医院与黄钟遗体告别，严侨的感触更多。当天晚上，李敖送严侨回家，严侨约李敖进去坐。
在昏暗的灯光下，严侨的劣酒下肚后，终于告诉了李敖一个天大的秘密：他是“那边来的”。
严侨原来是共产国民党！
而严侨竟把这个足以使他人头落地的秘密告诉自己 ，李敖深为感动：严侨显然已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肝胆相照、推心置腹的知交。
原来，当时台湾国民党当局“严打肃匪”，台中一中也像 其他学校一样，不时有所谓共产国民党、“匪谍”被捕去，少年李敖在这之前曾有过一次因此而导致的心灵震撼，那就是最令他心动的女老师牟琴和她男友杨肇南老师的 双双被捕。他们都是山东人，牟琴年轻艳丽，身材尤其肉感动 人，令李敖一直暗慕，还常不知不觉尾随着她，少年情怀，可笑可敬。没想到有一天一醒来就听说他们在夜里都被捕了，听说都是共产国民党；还有一位教数学的杨肖震老师已被捕去；还有一位教历史的王怀中老师，也神秘失踪了，即使病死的黄钟，也有人盛传是共产国民党，“畏罪自杀”云云。当时颇有人人自危的味道。
李敖不仅也为严侨担心起来。
在多次与严侨的夜谈中，李敖大致知道了严侨的一些情况。严侨来台湾较晚，来时还带着爱人，是从福建偷渡来到台湾的。他的母亲此时已在台湾，他有两个妹妹，大妹严倬云，嫁给辜振甫，小妹严停云，即女作家华严，嫁给了叶明勋；还有两个弟弟，也都在台湾，但他的父亲此时却是共产国民党福州市的市长。所以严侨一到台湾，国民党特务就把他请去，问他来台湾干什么？他说我来投奔自由；国民党特务说你胡扯，你的爸爸在福州做共产国民党的市长，他那么先进，你怎么就这么落伍？一般情形总是老一代跟国民党走，青年一代跟共产国民党走，为什么你们家特别：你老子前进，你反倒开倒车，来投奔我们？严侨说我不是来投奔你们，我是来投奔自由，何况我有老母在台，我要来照顾她。国民党特务查出严侨果然有老母在台，只好暂且相信。但这样总不能结案，总得找个保人，于是，由时任国民党中央社台湾分社主任的妹夫叶明勋出面，保了严侨，并介绍他到台中一中教书。和叶明勋也不无关系。
黄钟之死似乎给严侨带来很大的冲击，他似乎感到人生无常，一个最明显的证明就是他的酒越喝越多，因为没有钱，他喝的酒是烟酒公卖局出品的最劣等米酒。他喝酒的方式是粗犷的，没有情调，没有小菜，用牙齿把瓶盖一口咬下，就咕嘟咕嘟，大喝起黄汤来。严侨喝酒虽多，但却没有烂醉的现象，他只是喝得很兴奋而已。黄汤下肚后，就往往大背和醉酒有关的诗词，其中最喜欢背辛弃疾的那首《西江月》（醉里且贪欢笑）。
严侨冒险偷渡到台湾，完全出于自己的信仰，是为了“做那最难做的一部分”工作。作为共产国民党员，此时却陷身台湾“蓝色”的泥沼，难免有所失落，但他的特色是虽然失落却不因此脱离没，相反，他要归队去重建那父母之邦。
一天晚上，严侨又喝醉了酒，他突然哭了起来，并且哭得很沉痛。在感情稍微平静以后，他对李敖说了一段最重要的谈话：
我不相信国民竟会把中国救活，他们不论怎样改造，也是无可救药，他们的根儿烂了。十多年来，我把自己投入一个新运动，我和一些青年人冒险、吃苦，为了给国家带来一个新远景，所以我做了共产国民党，我志愿偷渡过来，为我的信仰做那最难做的一部分。
可是这两年来，我发现我变了，我的精神好像飞向那自由主义的神像，可是我的身体却永远被一个国民党销住，被另一个国民党监视，这是我最大的痛苦。
虽然这样，我还是想回大陆去，那里虽然不满意，可是总有一点“新”的气味，有朝气，对国民党我是始终看不起的，它不配我去自首！
7．师生情深（3）
现在我们的名册里并没有你，可是我想带你回去，带你去共同参加那个新尝试的大运动，这个大运动是成功是失败不敢确定，但它至少牺牲了我们这一代而为了另外一个远景，至少比在死巷里打滚的国民党痛快得多了。
李敖从小就不满于国民党，但他对共产国民党了解也知之甚少，但因为严侨有那样的背景，有那样的偷渡经验，李敖相信严侨的话，答应跟他走，梦想着自己也会去参加一个重建中国的大运动。这是一个激情焚烧的梦，两人为这个共同的梦想激情憧憬着。
梦想毕竟是梦想，终于有一天半夜里五个彪形大汉闯进严侨的家，惊醒了他的梦，也惊醒了李敖的梦。
严侨被捕了。这是1953年的事。这一年严侨33岁，李敖18岁。
严侨被捕时李敖还不知情，第二天中午，李敖的父亲从学校回来，说起了学校传闻严侨被捕了，李敖听了既震惊又伤感。他马上想到：严侨这一去，留下来的严师母和三个小孩该怎么办呢？当时严侨的大女儿严方才三岁，儿子严正尚小，小儿子严谅还在母亲怀里吃奶。
此时人人自危，没人敢来照顾这些孤儿寡母，李敖当时休学在家，还是个高中生，家里又穷，实在没有任何收入来帮师母，最后他竟早饭不吃，存一些钱，送给“严师母”，这在当时是冒着极大的危险的，连李敖的爸爸知道儿子这样做之后都严肃地对他说：“严侨既然被捕了，谁还敢帮他呢？”
过了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