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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不像哲学家、不像大学教授，他倒像是北门邮局门口卖春宫画的，当然卖春宫画的不会顾盼自雄。”如此思想，李敖也知道心里犯了大不敬之罪，但他真是忍不住不这样想，他只好在心里一遍遍对殷海光说着对不起。
更糟的是，这时又从他背后钻出一条毛茸茸的东西——一条大狼犬。这狼犬，段海光命名为“领袖”。是把纳粹党对希特勒的尊称的走狗化。“领袖”究竟是“领袖”，威武无比，跟殷海光比起来，愈发显出段海光的猥琐。“他真不该养这条不民主的东西。”李敖想。
李敖不知道殷海光对自己的第一印象如何，但据自己对殷海光的印象，相信对方也不会对自己印象好到哪里去，来而不往非礼也。两人谈得极不投机。李敖逼问殷海光一个问题： “骂国民党是对的，国民党真的该骂。我要请问的是：你过去为国民党主持过宣传。你是国民党员，你怎么解释这一点？”段海光显然没想到自己请来第一次做客的李敖竟会突如其来提这样刁钻的问题，所以马上表现出极不高兴的神色，他自然不愿直接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很窘，好像怪李敖知道得未免太多。等了很久，他才说：“我已经忘了我做过国民党了！我对这种历史的问题没有兴趣。”听了这样的答复，李敖更失望了，觉得殷海光在这一答案上不够诚实。于是他说：“我是学历史的人，我对这种问题有兴趣。”接着李敖表示：国民党自从在大陆失败进到台湾后，他们检讨失败的原因，可分两派，一派认为专制得不够，今后要多专制才行；一派认为自由民主得不够，今后要抛弃老套，要做深刻的进步的反省才行。李敖认为做这种反省的人很少，但最成功的是殷海光，因为这种反省的成功，有两个条件：第一要有知识，第二要无政治野心。有知识，才知道大江东流挡不住，非得自由民主不可；无政治野心，才能维护理想主义的标准，不把自由民主当做争取政治地位的手段，而当做一种目的。李敖认为殷海光最有这两个条件，所以反省得最成功，在《自由中国》的表现上最出色。但这种成功，在国民党眼中，却认为是失败，认为是自己的集团里出了叛徒，并且是有头有脸有力量的叛徒。
李敖同殷海光的第一次谈话，就在这并不投机的情形下结束了。李敖虽然喜欢殷海光那光芒四射的文章，可是对他这个人，却十分倒胃口，倒胃得甚至不想选他的课。所以，大二的逻辑因是殷海光所开，李敖干脆不选，直拖到大四才选了另一位老师开的逻辑课，但考试那天，却碰到殷海光监考，他在李敖旁边看了一会儿，说了一句：“你的考卷洋洋洒洒。”此外两人交往就屈指可数了，李敖只记得一次在路上碰到殷海光，就顺便向他请教一个方法学上的名词。除此之外，见面时李敖就学他的样，故作冷峻，好像两人不认识似的、古话说：“恶声至，必反之。”殷海光不近人情、真该给他还以颜色。这就是李敖当时对殷海光的态度。在李敖大学快毕业时，发生了一件使殷海光深为痛苦的事。殷海光的一个弟子林毓生（在历史系比李敖高一班）在一家刊物上用科学方法，分析了蒋介石的“伟大”，他不但马屁拍得十分肉麻，还即时加入了国民党。他的同班马宏样找到这篇文章，和李敖一起去告诉殷海光。殷海光大概做梦也没想到，他传授的科学方法，竞被林毓生这样运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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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敖……殷海光……台静农（2）
但李敖对殷海光并非不尊敬，他看不起的是殷海光的软弱，不敢和国民党彻底决裂，另外一点就是殷海光爱摆出一副英雄架子。实际上，殷海光对李敖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就在李敖赴殷海光家的当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写到：“赴殷海光家，与他商谈的结果促进我几个大决定，诸如转哲学系，学成德文，多念一年，与夫我将来职业之选择，我都有了迅速的决定。殷先生又送我《怎样研究苏俄》一本，《祖国》二二七期一册。”
在1957年6月12日的札记里，李敖又表示了对殷海光的向往之情：“既决定转哲学系，复有尽承海光衣钵之意，盖我深信他走这条路对世道人心有深远的影响，并且我深信在这方面的贡献是‘舍我其谁’的，我非常希望以我之才，能对世道人心有许多伟大的贡献。”
同年7月19日，又有札记曰：“下午与宏祥去殷海光家，先生赠我《胡适思想与中国前途》一文之油印本，此文甚好，《祖国》曾转载之。”
后来李敖的日记里就不断出现对殷海光的反感，如他在与殷海光见面后第二年的1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夜读逻辑，决定好好学到殷海光，从马戈言，此不难也。像‘吸收’胡适一样，他没有多少好‘吸收’的。”
所以说，李敖不是不敬重殷海光，而是有选择的敬重。总的来说，胡适和殷海光是他大学时代最佩服的两位前辈，其他不论师友，与他固有交情，但要李敖佩服，是根本做不到的，“由此可见，我这个大学生是如何挑剔、如何眼高于顶了。”殷海光荣列他李敖佩服的二人之一，已是殊荣。
相比较而言，在李敖笔下、嘴里、心中，台大另一位名教授台静农就没有殷海光幸运了。
李敖在历史系时，台静农是中文系主任。他虽没教过李敖，却帮过李敖的忙。1957年李敖因家境贫困被迫出售家藏的《资治通鉴》、《昭明文选》、《三迁志》时，他曾帮助出手，并还到宿舍看过李敖，为此李敖一直深怀感激，所以在1963年在《文星》写文章攻击台大文学院且攻击到中文系时，李敖认为中文系的腐化是因为台静农被“挟持”，但后来他改变了这种带有感情因素的评判，认为腐化的真正原因，台静农就是祸首。此公青 年时代，跟鲁迅搞未名社，倡新文学、坐旧监狱，不无知识分子的伟大怀抱与气概。可是到台湾后，四十多年下来，他表现的，是逃避现实，整天教书以外，搞的是饮酒、刻印、写毛笔字。学术著作，极为可怜，只有一本《静农论文集》 而已，还是八十岁时台大中文系为他印的，问他为什么 如此疏于出版论著，他的答复竟是：“我不在乎。”李敖曾把这本论文集统计了一下，发现全书四百七十五页、写作时间长达五十五年、篇数只有二十五篇、每年写八页半、每天写0、023页，每页八百四十页，即每天写十九个字，统计之下，原来台静农每天只写十九个字，便成了大学者！从大陆而渡海，在台湾岛上竟通吃了四十多年，李敖觉得这简直是笑话。李敖禁不住义愤填膺地说：“四十多年光凭诗酒毛笔自娱（实乃自‘误’），就可变成清流、变为贤者、变为学人、变为知识分子的典范，受人尊敬，这个岛知识分子标准的乱来，由此可见活证。如果台静农在逃世，也要逃得像个样子，但他在1984年与梁实秋同上台受国民党颁‘国家文艺奖特别贡献奖’；1985年又与日本人宇野精一一同上台受国民党颁‘行政院文化奖’……老而贪鄙，无聊一至于斯，至于用毛笔写‘恭录总统蒋公“言论，更是无耻之极了。”
实际上，不但对台静农的堕落李敖极其反感，实际上文学院的老师很少有李敖看得上的，他们的粗鄙、浅薄、虚伪都让李敖反感之极，如他谈到历史系有一个西洋史教授张贵永，道貌岸然，待人甚吝。一天家中下女事情做完，要提前一刻钟下班，不料这时他站起来，脱下衬衫，对下女说：“你还可以洗一件衬衫。”另一位西洋史教授杨绍霞，学问极差，却又喜欢装腔作势，不懂装懂，他上“西洋通史”，李敖在课上故意用假史料捉弄他，他佯装知道，其实一无所知，因为根本没那种史料。
也许正因如此，（或以此为其中一原因），李敖对大学教育很失望。如果时光倒流，他大可不必在大学浪费这四年。大学里启发性的师友太少了，好象师友于他，只是情感上的交流，而非知识上的共进。他说自己真的不想再回到那段大学生活，如果让他重活一次，他愿意挖去自己的全部大学生活，毫不留恋。他坚持认为大学是一个斫丧性灵的地方，对愈有天才的人，斫丧得愈厉害。萧伯纳说他不愿再假设回到学校重温学生生活，就好像囚犯
不愿再假设回到监狱重温坐牢生活一样。对李敖来说，几乎也是如此。
6．侠骨义胆（1）
李敖一生敌人多于朋友，但他一旦认你做朋友，那绝对是侠肝义胆。
孟大中见李敖太好色，就拉他加入了“俺踢会”（Anti…woman）或“反女人会”。他做“董事长”，李敖做“会长”。而李敖则冒险精心为孟大中伪造证明，使其逃避兵役。
李敖在历史系虽然历来是特立独行，但仍然结交了许多好朋友，主要有萧启庆、张世民、孟大中、马宏祥、白绍康、华昌平、李华俊、陈又亮、陈鼓应、祝庭生、施启扬、孙孙英善、林淑美、杨祖燕、林毓生、王尚义等，他们或是李敖同一宿舍好友，或是志趣相投的知交，也有求同存异的准知心同学。
只以李敖有孟大中之间的逸事，就可看出李敖交友的情趣和侠义情怀。
孟大中理学院物理系学生，颇多怪诞之举，而李敖在历史系也是以怪闻名，大概怪怪相惜，两人成了无化不谈的好朋友，他在李敖的《大学札记》中出现得也比较频繁，且看：
1957年5月23日：孟大中下午来宿舍，我不在，留条而去，傍晚复来，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