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做助理的人与研究讲座教授和领甲乙种补助的先生们不同，他们有教授、讲师的本薪，补助的钱对他们是“安定费”，是本薪以外的“补”与“助”，可是我们“助理级”的就不同了，早几天或晚几天发薪对我们所生的是不能跟他们比的，每月唯一的一千元，它是我们的本薪，它迟迟不发，对“专任”两个字是一种讽刺，并且使我个人不好意思再向姚先生借钱，使我三条裤子进了当铺，最后还不得不向您唠叨诉苦，这是制度的漏洞还是人谋的不臧我不清楚，说句自私的话，我只不过是不希望“三无主义”在我头顶上发生而已。
第二天胡适就回了信，信中说：
李敖先生：
自从收到你七月四日的长信和那一大盒卡片之后，我总想写信请你来南港玩玩，看看我的一些稿件，从吾先生说：“等他考过研究所再找他吧。”后来我见报上你考取了研究所的消息，那时我又忙起来了，至今还没有约你来玩。
过了双十节。你来玩玩，好不好？
现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
你的信我已经转给科学会的执行秘书徐公起先生了。他说，他一定设法补救。
祝你好。
胡适 1961年10月7日夜
这张支票可以在台北馆前街土地银行支取。
收到胡适的信和一干元后，李敖非常高兴，也很感动。胡适的古道热肠给了他很大鼓舞，也使他更深地了解了胡适的表达胸怀。胡适此举，决不是因为李敖的父亲是他的学生，而纯粹是基于李敖的治学成绩，他有眼光看出李敖是最有潜力的台大学生。但也有人说风凉话，说胡适此举，意在收买人心。但他老先生这样做，对人有益，对己无害（除了少了一千元外），又何乐而不为？别的老先生，高高在上，会这样帮助一个年轻人吗？一比之下，就知道胡适的高人一等了。
为了救急，李敖只好动用胡适寄来的这一千元，但决定不把这一千元做为赠款，只做为贷款，以后一定想办法把钱还给他。
胡适的这一千元的确帮了李敖的大忙，但却不能根本解决李敖的生计问题，即使后来工资发下来，也是如此。助理薪水是三月一发，钱虽不多，却不准兼差，有时又不不准时发薪，寅支卯粮，也需有粮才成，可是从何支起？何况李敖夏天又考上了研究所，按任用助理的规定，助理是专任，研究生不能做，所以专任助理的一千元薪水也没有了，只能拿研究生的研究费四百元，这点钱根本不够李敖做研究和生活用。后来姚从吾老师想出一个办法，就是让一位中学老师顶替李敖助理职，而由李敖兼任教职，可学校不同意，所以最后也泡汤了；在考研究所之前，李敖自信考取后虽然丢了专任助职务，但因为研究生可兼助教，所以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不料等他考取后，沈刚伯为了抵制李敖，突然废除了研究生兼助教的规定，硬定另聘研究所外的人担任，后来李敖放弃研究所不念了，沈刚伯又恢复了研究生可兼助教制。
穷则思变，李敖心生一计，想变专任助理为兼任助理，兼任助理就可以兼职谋事；同时他还想到杂志社兼职，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
为此，他频频给自己的顶头上司姚从吾写信，上“陈情表”。
1961年8月27日，李敖在给姚从吾的信中表述了自己想到杂志社兼职的苦衷：
老师：
有一件事我一定得听听您的意见。
马宏样在大陆杂志社的事他想让给我，业务不忙，同时可增加点编辑经验。
生活方面，如果兼任助理500元和＇研究生＇研究费400元，杂志社600多元的薪水，可以帮助我改变一些现状：可以买儿本书（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大量买书了），同时还可以还还我几笔数目不小的债务。
但姚从吾显然不赞成李敖的打算，而是劝他“应志其大者，远者”，“不受三年苦，难得人上人”，并希望李敖以后在这些事上不要太随便决定。
1961年12月13日，李敖给姚从吾老师写了一封长信，其中说：
我决心去教书，用真正的汗珠来换取我应得的酬报。也许那些钞票才是真正属于我的。
长期会的本意在安定学人生活，在长期经援的安抚下，我这个小“学人”也分到一千元（配济、房子、图书费、车马费兼而有之）。这个数目，仅够维持一个学生的最低的生活．而不是一个“学人”的最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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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向胡适要钱（2）
一个学人的最低生活标准是一间安静的小房（不是十人一间的宿舍），深夜可看书（不是在宿舍偷点蜡煌），每月可以买几百元的书，看两场电影，吃一次老爷饭店（虽然我从来没去过）。……
我对生活标准看法是，一个敏感的青年人，他的精神已经痛苦太多，我们没有理由再要求他在肉体上、生活上，再吃更多的苦；没有理由说他租一间小房，逃开城市和俗人的喧嚣，每月花光一万个一毛钱是奢侈！……
没有人相信我穿的衣服没有一件不是老子的余荫，没有人相信我要筹还大学时代的零星旧债，没有人知道我为买书而存下半年吃早饭的钱……
也许我真该后悔我念这个研究所，每月四百元确公费，能专心研究什么？如果为生活不得巳去“汲汲于道路”，把青春的兴趣浪费在穿衣吃饭上，那倒不如干脆去近史所或“国史馆”来得好！（我不觉得我不够资格，至少“成绩单”不如我的同班同学都在那里受着“高酬”。）．因为那些地方至少把我的学力、兴趣与谋生打成一片，学问即在饭碗中，饭碗即在学问中，不必靠偷改作文或乱写稿子来赚外快。
我并不是计划告别学问。可是我知道学问对于我，目前简直是一件奢侈品。做学问需要大量的安定与气质，至少对我我这种“内多欲而外好学问”的人是如此……基于这种自觉，我觉得我不能再恋栈了，我觉得我不配做您的助手，您的研究室里也不该收容这么一个文化浪人，我的个性也不适合做学人的材料， 我好对偏锋，我不扎实，我没耐心，我不满现状，我在各方面都没有根，我像水面上的浮萍。……
我的性格似乎又不是安贫守素派，贫使我不安，素使我乏味，我知道我冲不出这层玻玻璃，不但冲不出，早晚还被苍蝇拍子下来，在我眼中，我的前程不过如此，既然这样，我何不干脆例行逆施，落个痛快？……
十个月来我不相信穷不能为学，现在我相信了，至少我相信它使我的学问的成绩大打折知， 过去我奋斗、我挣扎，为了不让米缸和当票困扰我做学问的情绪，现在我不奋斗了，不挣扎了，我决心去做一个中学教员，把我的青春与活力，埋葬在另一代的愚昧底下。疏远学问虽然痛苦，可是当我发现胃口和帐单使我不得不接受现实的时候，我只好安慰自己说： “这是暂时的！”虽然我明知道，青春也不是永久的。……
我知道我使您失望，我知道我对不住您。我倚恃着您的大度与好意太久了，在我即将离去的前夕，我不能不向您详陈始末，用眼泪来结束我这十个月的助理生涯，那是我对您的最好交代了。
从这封信我们不难看出李敖当时的窘迫状况，一代奇才，为生计所累，不能尽展其才，仅为生存而苦熬，难免他要另找出路，另做他谋，其实象他这样的人，现在仍在为生存奔波的又何止千万？贫困，不知使多少稍露锋芒即被吃饭压倒的奇才最终陷入泥沼而一生碌碌。
姚从吾老师读到李敖的信，竦然动容，马上写信给李敖：“提出一千元，送供需用”，并且一天连写三封信给萧启庆，让他去劝劝李敖不要着急，要作些长远的打算，在其中一封信中说：
李敖兄这些日子怕是够苦的了。一切以外的不凑巧，让他陷于困境，颇不应该。我昨天下午方领到研究讲座的补助费，特提出1000元，请你给他送去，稍济眉急，如何（并可便中劝劝他，研究一个办法。我想：明年1月间，大致均可好转了）？
他昨天又写一长信给我，很引起我的同情。但我已把款备好了，预备今天（礼拜六有课）给他，他又没有来，只有请您多跑一趟了。我很抱歉的是：1、兼任助理遭到意外的挫折。2、北商分校教书，也须等明年一月内或二月初方可确定。3、李兄个性强，又不随便接受他入的帮助，您又不在、无人劝解。4．我在北平时颇有办法。现在，往往自己陷于困境、一筹莫展。奈何！这一千块钱，请他收下，以供急用。…… ’
萧启庆那时正在复兴岗当兵，收到姚从吾的信后，在17日到21日间，给李敖写了三封信，最后一封说：
敖之：
昨日去台大访你，听说你已好几天没去了，结果遇着姚老，他又要我去新店“劝你”，我虽然答应了他，但因公路局不帮忙，等了半小时车都不停，一气之下，乃径自凯归复兴岗了，若遇老头，就说我去过了。
姚老要你径自和杨培桂“联络”，并要我把杨的地址转交给你，附在信里。
星期六的专题研究， 因姚先生有事，暂停，你不必去了。
星期日早晨我去拜访你。能否在府稍侯？
启 庆
廿一晨
陶老三来一信，也附在信里奉上。
杨培桂当时在台北商职教书，姚从吾打算让他接替李敖的助理职，而李敖接替他在台北商职的教员职务，算做私下交换，可惜后来商职同意杨走，却不同意李来。
信中提到的“陶老三”，指的是陶晋生。陶晋生是陶希圣的儿子，在历史系比李敖高三班，他和李敖一起给姚从吾老师做助理，后来留学美国。
这时姚从吾老师见李敖生计困难，认为陶希圣欠他的情，就想把李敖介绍到陶希圣主持的《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