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没想到这篇文章却引出了大是非和大麻烦，进而酿成了一场大笔仗，后来这次笔仗又分成了两个圈圈，一个圈圈是“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一个圈圈是关于播种者胡适的论战，真是星星之火，顿成燎原之势，而李敖也就在这丹火中百炼成钢。
《播种者胡适》发表以后，很快就有一些报刊转载。
1月17日香港出版的《自由报》上，发表了马五先生（即雷啸岑，为该报社长）的《由文章谈到胡适》，这是对李敖之文第一篇回应文章。马文认为“这是一篇好文章”，“褒贬意义都有，可算是缩影的《胡适评传》”。其他表示赞同或变相支持李敖之文的，还有香港《中国学生周报》中的若兰、《展望》杂志中的孟戈、台湾《作品》杂志中的苏雪林、《民主中国》杂志中的牟力非、《文星》杂志中的王洪钩、东方望、田尚明，此外口头支持和书信支持的也很不少。
1．为胡适辩护（2）
当然，反对这篇文章的浪潮也席卷而来，它们的大本营即李敖所谓的“三大‘评论’”，即《政治评论》、《民主评论》和《世界评论》。这些刊物上陆续刊登了很多攻击和谩骂李敖的文章，其中主要有任卓宣的《谁是新文化底播种者》（《政治评论》第10期，1月25日出版），郑学稼的《小心求证《播种者胡适》的大胆假设》（ 《文星》第52期，2月1日出版）。
任卓宣，即叶青，他此时正主办《政治评论》。任在文章中把李敖当作“捧胡的人”，他说：“我看了这些话，觉得捧胡的人，颂扬得太过分了；而对于别的更有贡献的人，真可称为‘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则一笔抹杀。深信很多人对于这点会感到不平。就是与《播种者胡适》同时发表的《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的作者，也对捧胡的人平常那种过分颂扬和抹杀他人的事感到不平。为了为了历史事实，为了思想史和新文化运动史，必须有所辨正。而且我们对那些真正有贡献的人，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要表示一点客观的公道。”
郑学稼则在文章中说：“胡适未曾在十年代中对思想运动吹过什么‘风’”，因而他认为李敖的《播种者胡适》是“瞎捧”。
《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与李敖的文章同期发表在《文星》上，作者是胡秋原，文中观点与李敖文章也很不相同。
2月24日，李敖写了《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的答辩文章，文中说：“不幸的是，叶、郑两先生都不明了这点逻辑上的含蕴关系，都硬把我的意思解做胡适是‘惟一’的播种者，别人却没播过种。”接着他以大量例证，对叶、郑二人予以反击。此稿长两万余字，引据原始资料甚多，其气甚壮。对任、郑二氏而言，是一记强力的还击！
论争在继续。随后任卓宣写了《再论谁是新文化底播种者》，郑学稼写了〈论白话文和白话文学的运动——附答李敖先生》，而李敖却懒得理他们了。他对自己说：“算了吧！放他们去吧！”
1962年1月26日，李敖〈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发表在2月1日 出版的〈文星〉杂志。李敖称自己这是在提倡“西化运动和反对提出传统的运动”，是他“从事这种努力的一个起点。”此文的发表，将文化论战点燃得更加如火如荼。
1962年2月25日，叶青主持的〈政治评论〉发表周若木一万多字长文〈论中西文化问题〉，和莫辛的〈全盘西化论的提出及其评论〉，前文中称李敖是“胡适的鹦鹉”，“一方面为‘魔鬼的辩护师’辩护，又为‘蒙古医生’看病，可说是辩护者的辩护者、医生的医生，既乱捧又乱骂的双料货色。”后文则认为李敖的文章仍不过是“胡适之、陈序经‘全盘西化论’的翻版而已。”
1962年2月24日，胡适逝世；3月1日，〈文星〉第53期出版“追思胡适之先生专号” ，刊有胡秋原七万多字长文〈由精神独立到新文化之创造〉和一封“徐道邻先生来函”；3月10日郑学稼在〈政治评论〉第8卷1期发表〈论全盘西化和批发西化〉；3月25日，〈政治评论〉第8卷2期看出叶青〈全盘西化论之分析〉、〈再论谁是新文化底传播者〉两文，对李敖的观点继续进行批判。
当然，李敖也并非全然孤立，支持他的人主要有居浩然、殷海光等，他们或写文或写信，为李敖摇旗呐喊。
对批评自己的文章，李敖认为只有徐道邻和胡秋原是光明正大的批评，所以于3月27日写了《我要继续给人看病》，专门答复徐、胡二人。
从4月份起，论战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参加论战的人数比以前多了，方式也由单兵作战发展为集团作战，当然，这主要是指反对李敖的人，而李敖虽然也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但那都是人自愿的，而非李敖拉来的。
4月10日，任卓宣在《政治评论》上发表《文化创造论之确立》，声援胡秋原。4月18日，台北《民族晚报》发表《唯“美”人物》，含沙射影地骂李敖是说“一位‘狂热的西（美）化派’”，说他“用尽了尖酸刻毒的字眼，骂尽了近三百年来四十余名学者名家。”5月1日，徐道邻夫人叶一风在《文星》发表《谩骂不能推行西化》，说像李敖“这样激烈的主张‘全盘西化”，真是使他担心“没有了中国”。同期《文星》上还有梁容若的《如何奠定现代化基础》、沈国钧《“文化问题”底讨论与问题》。5月3日到6月1日，胡秋原在〈世界评论〉第四、五、六期上发表七万多字的《文化问题无战事》，5月3日的《世界评论》上还发表了林植的《日本曾是中国藩属吗？》和郑学稼《五四运动与虚无主义》。5月10日《政治评论》刊有任卓宣《中西文化问题之总结》和一篇《为西化问题给胡秋原打不平》及署名仲平的《不要假装不知道》等文。5月16日，《世界评论》发表周伯达《现阶段中西文化论战之平议》，其中第五节以“标准的虚无主义”为题专谈“深受胡适器重的李敖”。5月25日，《政治评论》在《漫谈》栏里发表笑生《浮夸青年何以读书多》、冠南《中西文化结合的近例》。从5月份开始，台湾的“青年国民党”人也加入进来，他们在自己的机关刊物《醒狮》连载一系列文章批评李敖。6月1日，梁实秋在《文星》发表新作《我对讨论中西文化问题的建议》，也有旧作重刊〈自信力与夸大狂〉；同期还有张佛泉〈西化问题之批判》。6月10日出版的《政治评论》则以“读者投书”的形式，对文化论战中的各派力量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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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胡适辩护（3）
在这后一轮论战中，李敖愈战愈勇，一鼓作气发表了数篇文章进行攻击和反击。4月23日，李敖写了一篇〈纪翠绫该生在什么时候〉，发表在〈文星〉，揭露中国传统文化中轻视女权的罪行。同期《文星》上还有魏廷朝《从巴札洛夫谈起》一文。接着在6月1日出版《文星》上，即有郑学稼《论巴札洛夫》发表，将论战进一步引向深入。在6月16日出版的《世界评论》上，胡秋原、魏廷朝两人继续在“巴札洛夫”身上做文章，同期还有胡秋原的〈关于翻译介绍和研究〉、〈希望青年超然门户之外，励进真知之中〉，说李敖“一切出之儿戏”。
反对李敖者此时开始了集团攻击，他们利用各种刊物，大开什么座谈会、研讨会，试图形成对李敖的“围剿”态势。5月13日，《政治评论》社举办‘中西文化座谈会”，邀请“对此问题有研究及有关系的学术教育权威人士参加”，任卓宣为主席，参加者有沈刚伯、吴相湘、徐复观、陈大齐、方东美、田培林、胡秋原、方子卫、郑学稼、吴曼君、王集丛、赵一苇等。与会者纷纷指责“胡派言论……用尽一切诬赖之方法、丑诋之辞汇、凶横之气势，较之斯大林对付其政敌、希特勒之屠杀犹太人，有以异乎？”大家一致认为“‘西化’之说根本不可通，‘全盘西化’更不可通。”6月，张铁君主持下的阳明山“三民主义研究所”，在〈学宗〉第3卷第2期上，编了“三民主义与中西文化问题研讨特辑”，发表数篇文章攻击李敖；7月15日，《醒狮》举办了一次国民党内的文化座谈会，出席者有“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中国青年国民党”创国民党人，“天人学会”、“诚学会”“惕社”发起人，报刊杂志总编辑，总经理，大学教授、系主任、“中央级民意代表”等，“皆为对文化问题素有兴趣或研究者”。也基本上是众口一词抨击李敖。
一些报纸、刊物也以“民意代表”的身份公开发表社论，反对李敖。4月16日，《自由报》发表社论《对最近文化问题论争的看法》，认为“一般知识群对于这次论争寄予相当的兴趣和期待”。同一天，《世界评论》也发表社论《为“中西文化论战”说几句话》，其中谈到：“最近有一个新名词，叫做‘文化太保’，是由于某极少数知识青年的行为影响而产生的”；5月10日，《政治评论》发表社论〈中西文化论战之歧出》，文中称：“正进行中，出现了一个‘浮夸’‘狂妄’的青年，在某刊上发表一篇《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以目空一切的态度，恶毒地责骂了四十个学者名家。其在当代的人，不写文章者以‘童言无忌’视之，被便得意忘形，以为他人不能答辩；写文章者一加答辩，彼除来一篇《我要继
续给人看看病》外，还拉一些青年来帮腔，实行‘人海战术’，大肆围攻，不可一世。”5月25日，《政治评论》再发表《怎样加强文化作战？》的社论，指出“全盘西化”是“违反民族主义”的。6月25日，〈政治评论》又刊出社论《他们对于中西文化问题的看法》，说：“胡适诬辱整个东方文化为无灵性，显然是对中国文化估价甚低之意，而对于西方文化则估价甚高。这是一看《科学发展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