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过几只，其中有一只百灵，老老的，会学11种动物的声音。可惜不意中学会了猫叫，百灵一学猫叫，就被认为误入歧途了，身价也就大跌了。
除了养鸟，温茂林还有一手画一笔鸟的功夫，就是一笔下来，不间断，连成一线，画出鸟来。李敖大为佩服，也虚心请教，全套学到。李敖把鸟们画在墙上，左右对称。左边写上“温鸟”，右边写上“李鸟。”
温茂林忠是忠，但只对李敖忠，家庭中的其他孩子，就颇不在他眼里了，动不动就两眼瞪得老大，自以为是地指责别人或乱发谬论。最让其他孩子生气的是每天早晨上学前的出门，门从里面锁着，钥匙在他手里，而他偏偏喜欢睡懒觉，孩子们上学怕迟到，就使劲地敲门，随后就透过窗户玻璃看到他慢腾腾地起来，将袜子正面甩了又甩，反面再用力甩，然后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一点一点地往脚上套，敲门声愈急，他穿得越慢，显然是故意与大家作对。这是山西人的脾气，任谁也奈何不得的。
但温茂林对李敖却绝对是忠心耿耿。李敖六岁的时候得了慢性盲肠炎，一开始是肚子痛，家里人以为是小毛病，就替他用热水袋去敷，没想到越敷越严重，脓化开了，成了胸膜炎，爸爸决定请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主任关颂韬给李敖开刀做手术，温茂林一听大惊失色，向李敖爸爸苦谏不能开刀，他的理由是：身体发肤，来自父母，动刀开膛还了得。后来见李敖爸爸决定开刀，他无力回天，就蹲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令周围的人无不动情。
这次生病是幼年李敖经历的一次生死考验，也是其性格坚强的一次证明。住进医院后，李敖并不太紧张，倒是觉得一切都很好奇，毕竟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穿白大褂的医生，而且有那么多好看的护士。做手术前，要先麻醉，医生将哥罗仿按住李敖鼻口，让李敖跟自己一起数数，李敖就跟着数，数到三十多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开刀打开一看，盲肠已烂，割下后为了清脓，就插入了两根皮管，不能马上缝合伤口，而是每天换药引流，住院的另一个病人也是胸膜炎，每次换药都是大喊小叫，而李敖则很熬得起疼痛，拖了二十多天，才能下床，下床时腿软得已经走不动路了。
西医救了李敖一命，这深深地影响了他对中国医术的看法，并导致他成年后就医术发表了很多惊世骇俗的看法。李敖对中医持坚决否定的态度，甚至要求“废止中医”。他曾这样说过：“任何大脑清楚的人都会知道中医根本和正统医学相去十万八千里。在正统的科学医学面前，中医所用的‘术’是道道地地的‘邪术’，所有的‘方法’是名副其实的‘不正确方法’。”
他认为自己小时候的这条命就是西医救的，如果信中医，恐怕就没有现在这个旷世奇才李敖了。
实际上在当时的李家，围绕着李敖的病是看中医还是西医的问题也有过激烈的斗争，听说要在肚子上开刀，李敖全家一致反对，爷爷、奶奶、姥姥等都坚信中医可以看好，为
什么要给西医动刀，大家七嘴八舌，使李敖的爸爸也很为难。幸亏关大夫说：“开个刀没关系，如果不是，缝起来就是了。”这才决定开刀。
李敖病好后，李敖的父亲高兴自己的正确决定，使李敖大病不死。李敖爷爷、奶奶对西医的高明也没有话说，但还是认为如果给中医看，照样看得好。
李敖后来为此感叹说：“可见中医观念的深入人心，真是病入膏盲了。这种观念，不知害死了多少人。”
李敖得盲肠炎时，还没有盘尼西林等名药，所以割盲肠要算大手术了。所以李敖一直很怀念这位名医关大夫。
与西医关大夫相对，李敖小时候还接触过一个中医大夫，而且对中医那一套做法很有体会。他后来回忆说：“我们的家庭医生也有一位中医，也住内务部街，叫周慕新……能说善道。我见过的中医都是能说会道的，中医要博取人们的信任，这是嘘头之一。中医看病外科全不行，内科又没有x光、心电图、听筒等器材，除了把脉，其他就全凭嘴巴看病了、所以嘴巴就是器材，不会吹是不行的。
“妈妈生下大姐、二姐、三姐后，怀了老四，全家一直盼望老四是个男的，结果又是女儿、全家失望。
“为了平息这一失望。四姐从小便女扮男装，剪光头发，身穿短裤，一派傻小子的模样。也许是衣冠易人，四姐的作风也全部男性化，顽皮异常。一天她在两个沙发中间荡秋千，不小心摔个倒栽葱，得了胸膜炎，昏迷不醒，西医都说有生命危险，最后德国医院的医生为她打了一针，说如果再没效、就没救了。回家以后，没有起色，只好准备后事。这时周慕新出现了，弄来蝎子、壁虎之类一大堆，熬了药，灌下去。到了半夜四姐神智逐渐恢复，周慕新坚持是他的草药功劳而非西医那一针的功劳。大家也就信他。
2．颠沛流离（4）
“不幸的是，四姐此后每次吃饭，嘴嚼一下东西，就一只眼睛睁大，一只眼睛不睁大，同她吃饭，看她眼睛与嘴巴同步动作，十分有趣。四姐人很漂亮——当然是不再剪光头发以后，眼睛也漂亮，只是吃饭时候别具只眼，此周慕新之遗爱也。”
1943年暑期将满，李敖即将随父母姐妹离开太原，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爸爸被捕了，而且几乎因此送命。
一天晚上，李敖和父母及二姐、六妹搭上自太原回北京的火车。小家伙们都很兴奋，因为爸爸平时太忙，很少和孩子们在一起，爸爸教书时有个绰号叫“李大下巴”，指他下巴大，也指他讲课有吸引力。爸爸讲的故事特别好听，在火车上可以一边听爸爸讲故事，一边吃着随身带的小零食，像山西无核葡萄、花色饼干、葡萄干和糖果等，别提多惬意了。但李敖和二姐在上车前却好象意识到要出什么事了，因为爸爸与前来送行的下属谈话的神气非常严肃，但孩子毕竟是孩子，谁也不会想到其他方面去。
火车离开太原后不久，就有个穿军装的日本人带着几个宪兵和翻译，与爸爸不断交谈，爸爸脸上丝毫没有笑容。只听爸爸问：“能否先将家眷送回北京？”但看样子被日本人拒绝了。最后爸爸对妈妈说：“我们要在下一站榆次下车。”外面正下大雨，当时以为火车要出轨才让大家下车。没想到在磅礴的大雨中下车的，除两个日本宪兵外，只有李敖一家人。一行人在泥泞昏暗的街道上艰难地向前走着。走在最前面的日本兵一只手拿着个纸灯笼，另一只牵着二姐的手；妈妈抱着六妹走在当中；另一个日本兵抱着李敖走在爸爸旁边，他们走在最后。途中爸爸对妈妈说：“我做的事自己清楚，不必担心……。”但日本兵马上哇哩哇啦喊了几句，意思明显是不让爸爸妈妈交谈。
最后总算走到榆次日本宪兵队。爸爸被安排一个人单独住，妈妈带着三个孩子睡另一间，爸爸妈妈之间相互不许交谈，实际上根本见不到面。
望着母亲忧心仲仲的神情，小李敖虽然不明白到底出了什么事，但也知道出事了，感到很害怕，但他没哭，只是很快又在惊恐和疲倦中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李敖看到的是一个陌生的旧式平房，中间有一个小小的院子，更增添了阴森和窒息的气氛。到了下午，李敖一家又被押送回太原的日本宪兵队，翻译对妈妈说：“太太可以带小姐、少爷回家，没有我们的通知先不能回北京，局长有些事要留下来！”爸爸对妈妈说：“你放心回去吧，我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回家！”
回到家后的几天，李敖每天醒来都看到妈妈红肿着眼坐在床头发呆，他不知道如何安慰妈妈，只感觉到一种愤懑和仇恨的情绪在内心滋长。
不久，妈妈被允许带孩子回北京，爸爸没被判刑坐牢，而是被囚在日本宪兵队里，整整六个月后才被无罪释放，苦头没少吃。
李敖的父亲被关在日本式的牢房，规矩很严，白天必须盘膝挺腰，正襟危坐。由日本宪兵做禁子牢头。整整六个多月，他挨过一次耳光，手表又被日本宪兵对换，最后他回北平时，戴的是只东洋烂表。
李敖爸爸这次坐牢，实际上是一次政治纷争的牺牲品。原来当时驻华北的日本华谷（？）中将一向飞扬跋扈，想找当时“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的麻烦，于是将脑筋动到太原禁烟局上面。王克敏是浙江杭州人，清朝举人，做过清朝留日学生副监督，民国以后，三度出任财政总长。卢沟桥事变后，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又做“新民会”会长，成了“前汉”（前期汉奸）。到了1940年，跟“后汉”（后期汉奸）汪精卫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合并，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王克敏做委员长兼内政总署督办，名义上归汪精卫管，实际上自成体系。王克敏因为是老资格，也有个性，所以对日本鬼子并不惟命是从，结果自然惹起日本军人的嫉恨，华谷中将于是掀起”太原禁烟局贪污案“，给王克敏好看，而首当其冲的受害人自然是局长李敖之爸了。
当然，此案掀起，也与李敖爸爸被疑做地下工作有关。
华谷中将的做法是：先由商人咬太原禁烟局的信科长、俞秘书等贪污，再牵连到李敖爸爸。信科长在宪兵队被日本鬼子打得皮开肉绽后，再在打破的肉上，揉上咸盐整他；俞秘书也被三上吊，灌凉水等，可是他们都不肯诬陷自己的局长。
终于有一天雨过天晴，北京总局局长刘六爷的太太派人送来一封信，上面写着“李太太亲启”。温茂林看到信像捧到圣旨一样，马上“教育”小孩子们说“亲启的信就是秘信，只能自己看，谁也不能拆”。妈妈当时不在家，大家难免急得抓耳挠腮。最后妈妈终于回来了，打开信一看，信上只有几个字：“据闻老师不日归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