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不妨让愿意的同学们参与它的下篇的构思，陆续发在《来园》上，即——后来三个人物之间又演绎了什么样的事件？此举可培养我们感性和理性的两种想象的思考的特长。
我同时建议，一定要将《藏在布丁里的银纽扣》转载一下——看文学在“交于生活”的层面上，怎样亦是人类的良师……
并且，我建议将《六月的雨》也放上来。不因别的，仅因那是一篇美文而已。
欣赏自己同学写的美文，也是论赏美文——美文亦能出于同学们自己笔下的。缺点是太过“小资”情调，女性写来，可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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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记忆里的“红”与“黑”
今年是“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
我已为一本即将出版的“北大荒”知青回忆录写过序了；此时我为王争平的回忆录《黑土地·红舞台》写序。对于我，似乎意味着是责无旁贷、义不容辞之事。何况，还有一位当年有恩于我的人，从狱中写来了亲笔信，替王争平请求我写这一篇序。只要不是太忙乱，只要给我的时间较宽松，为知青战友们即将出版的书写序，不管是不是回忆录性质的书，都是我极愿意的事。而回忆录性质的，我尤其愿意。而那一位当年有恩于我的人的请求，我不能不当成是一种要求来对待。
两本即将出版的书，都是回忆录性质的，这有相同之处。不同之处是，前一本书是当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二十六团部分知青的回忆录的汇编；后一本，却是王争平一个人的回忆。
王争平当年是二十八团的女知青，二十八团宣传队最初的成员之一。她的回忆内容，主要与团宣传队员这一较为特殊的女知青经历有关。说特殊，其实除了参加排练或演出时少干几天活，其他方面与普通的知青并无区别。
二十六团的那部分知青也罢，二十八团的王争平也罢，对于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具体说对于“北大荒”知青当年的“兵团”生活，一向是没有什么公开发表看法的机会的，都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回忆，他们的反思，一般只能在知青战友们的聚会上才得以相互倾诉。非是他们的话语权曾遭禁止，而是因为在几年前，在中国，出书实在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现在好了，现在谁想出一本书已不怎么难了。于是“沉默的大多数”都不再甘于沉默了，纷纷产生了向今日社会呈献个人记忆的冲动。我一向被视为“北大荒”知青命运的代言者之一。身为作家，能以文学作品的方式反映“北大荒”知青们的命运，是我的创作情结之一。但我一向清醒地知道，无论我多么一厢情愿，都是根本无法代言整整一代人的全部感受的。每一个人的具体的切身感受，还是由他们自己来公开表达最为合情合理，也最为真实。并且，对于后人了解知青一代，反思“上山下乡”运动，进而反思中国从前的政治的和文化历史现象，必具有现身说法的、非同一般的价值。我相信，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当年各地的知青，像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十六团的那些知青们一样，像王争平一样，拿起笔来，以比文学作品更真实可信的写回忆录的方式，告诉人们一些他们所经历的那个年代的事情，以及他们当年的头脑是在何种程度，又是怎么样被异化的。自然，还有他们今天的思考……
我经常听到一种说法，仿佛认为当年的知青一代，后来是集体没有反思能力的一代。
我对这一种看法是绝不同意的。
恰恰相反，我在《我看知青》一篇长文章中，曾言大多数知青们在经历了必然的“伤痕自怜”阶段和“精神自恋”阶段后，肯定会进入各自对人生、对时代的反思阶段。
二十六团的那些知青们的回忆录，证明了我的看法。现在，王争平个人的回忆录，亦证明了我的看法。
今天的我们，都是已退休或将退休之人了。渐渐地，我们自然而然地被社会和时代边缘化了。男性的我们，已不再有“愤青”的激烈了；女性的她们，也不再“将欲开口泪满襟”或“青春无悔永远无悔”了。人在此年龄的回忆，平静的成分多了，情绪的成分少了，反思体现在字里行间，似无还有，却也更由衷了。
王争平的《黑土地·红舞台》，便是这样的一本回忆性质的书。
就她本人而言，绝对算不上是当年“当大荒”知青中命运坎坷的一个。即使与我当年的命运相比，她的命运也可以说是强得多。而我几乎看不出，除了想家，除了恋爱或失恋，除了积极要求入党而因家庭成分问题难以如愿以偿，她和她的同是宣传队女队员的知青女友们，当年另外还有什么思想苦闷。而我却是不同的。我当年因下乡前读了些西方小说，早早地就受到了些人文思想和民主思想的影响，与不人道之事屡见不鲜的“文化大革命”自然心生反感和抵触，既难以成功地作伪，又没有勇气对抗时代，那思想的苦闷，可谓大矣，一言难尽。故我对那个时代的“左”，无疑比王争平们要感受深刻。这是我读她的书稿较难引起强烈共鸣的原因。但一想到她们当年下乡时，年龄最小的才十五六岁，还是少女，还未成年，于是理解了。
然而我读她的书稿，心中还是常起波澜的。并且，感到比读别的知青们的回忆录，另有一种温暖。
因为在她的回忆中，几处写到了当年北大荒文艺知青们的总引路人崔长勇，即我的中篇小说《又是中秋》中的“老隋”。我前边所言一位有恩于我的人，便是崔长勇。
崔长勇对于当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文艺活动之蓬勃开展，绝对是功不可没的。他绝对是功居第一的人。对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后来涌现了甚多文艺人才，也绝对是当得起“伯乐”二字的。他在“兵团”解体后，离开了北大荒，集资办私立小学，未成功，资金耗尽，结果至今仍在狱中。我每一忆起他，便愀然不已。我特别感谢王争平在她的回忆中，对于有恩于我的人给出了公正良好的记录和评价。据我所知，王争平与当年和她一样是宣传队女队员的另几名知青旧友曾重回了一次二十八团，路过哈尔滨时，共同去看望了崔长勇，足见她们也个个都是十足的性情中人。这令我感动。我也是怀着感动来读她的回忆录的。否则，我的序不会写得这么长……
谈到“老隋”，还要指出一点，他在当年是只可利用、不可信任的人。因为他是大学里的才子，是要一边利用、一边进行改造的对象。而且“改造”二字，对于他，当年是终生的。即使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也还是被认为不可能“完全”入党的……
王争平回忆录中写到的冉红，我在参加兵文学创作学习班时也是见过的，听她指导过某师宣传队独唱队员歌唱。当时她指导得极为认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年的王争平们，亲昵地称她“冉阿姨”。在那样的年代，几名女知青能有一位处处关爱她们的“冉阿姨”，实在是件幸事啊！……
知青们刚到一个连队，只不过因为被某老乡请到家里吃了一顿包子，就被认为是“政治问题”，几乎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因为那老乡是被“发配”到“北大荒”的“摘帽右派”……
又有老乡给几名女知青送来一包瓜子，她们嗑着吃了，却被别的知青说成是“吃掉了无产阶级的感情”……
女知青们用一用防干防裂的润肤霜，被说成是“喜欢资产阶级的香风毒雾”……
而男知青教别人一套有利于睡眠的“八段锦”，则是在传播“享乐主义人生观”……
唯恐入不了党，于是忍心与心爱的姑娘断绝恋爱关系……
凡此种种，今天觉得荒唐，却是当年的普遍现象。
而今天的青年们，包括以后的青年们，有谁在恋爱过程，还会互通一百几十封情书呢？
有谁赠给对方的信物，不是颈链，不是戒指，竟然会是什么“红色娘子军演出本”呢？
有谁在离开“北大荒”，重新成为北京人和入党这两件事之间，居然会难以扶择，犹豫得彻夜难眠呢？
那正是她们啊！
当年的她们，正是那么样在“北大荒”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告别青春的……
我个人认为，当年的知青们写回忆录，每个人笔下都会写出些和今天的青年们的经历特别不同的事。然而，倘字里行见意不见一点儿反思，其实是没有什么非写不可的意义的。
好在王争平的回忆书中，是有些反思，有些叩问的。我觉得，反思和叩问，对于她这一本将要出版的书，不多不少，刚刚好。
愿她的书出版顺利！
愿她早圆此梦！
学子小说《中国病人》序
杨燕群是我的学生。
确切地说，她只在大三那一年里选修过我所授的课——《创作与欣赏》。
她的两篇作业《秋菊》和《阿婆谣》曾深受我的称赞；在同学们办的文学刊物上发表过；后又经我推荐，在正式的散文刊物上也发表过；并且，都曾被《青年文摘》选载过。
她还曾是我的学生们自己创办的文学刊物《文音》的主编。
现在，她已经毕业了，在北京一家报社临时打工，成了新一批的“京漂族”。
当她告知我她在写长篇小说，我的态度是明确的——反对。
我一向对我的学生们强调，我所开的课，并非是要想从一个班的学生中培养出一两个作家来（这根本不是我的授业目的，也不大符合作家产生的规律），而是要在学子们迈出校门之前，帮他们集体的“临阵磨枪”，以进一步增强他们的从业能力。我认为中文学子的从业能力，无非评、创二字而已。创的能力，我指的也不是写小说，而是创想的能力。进一步说，是感性思维的能力。至于评的能力，我则一向认为是中文学子的底线能力，“看家”的“本领”。
但杨燕群却首先不去解决好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