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份儿尴尬，有时成为我写作的独特视角。
于是我近期的小说中多了无奈。我对我出身的阶层中许多人的同情和体恤再真诚也不免有“抛过去”的意味儿。我对我目前被时代划归入的阶层再厌烦也不免有“造作”之嫌。
但是我不很在乎，常想，也罢。在一个时期内，就这么尴尬地写着，也许正应了那句话——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所以才继续地脚不停步地在稿纸上“赶路”。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变成了中国新生的中产阶级的一员，即使仅仅是“中下层”中的一员，我也许就什么都写不出来了……
我是个“社会关系”芜杂的人
中国的作家，目前仍分为两大类——有单位的，或没有单位的。有单位的比如我，从前是北影厂的编辑，如今是童影厂的员工。没单位的，称“专职”作家，统统归在各级作家协会。作家协会当然也是单位，但人员构成未免太单一。想想吧，左邻是作家，右舍也是作家。每个星期到单位去，打招呼的是张作家，不打招呼的是李作家。电话响了，抓起来一听，不是编辑约稿、记者采访，往往可能便是作家同行了。所谈，又往往离不开文坛那点子事儿。
写小说的人常年生活在写小说的人之中，在我想来，真是很可悲呢。
我庆幸我是有单位的。单位使我接触到实实在在的，根本不写小说，不与我谈文学的人。一个写小说的人，听一个写小说的人谈他的喜怒哀乐，与听一个不写小说的谈他的喜怒哀乐，听的情绪是很不一样的。
我接触的人真的很芜杂。三十六行七十二业，都不拒之门外。我的家永远不可能是“沙龙”。我讨厌的地方，一是不干净的厕所，二是太精英荟萃的“沙龙”。倘我在悠闲着，我不愿与小说家交流创作心得，更不愿听小说评论家一览文坛小的“纵横谈”。我愿意的事是与不至于反感我的人聊家常。楼下卖包子的，街口修自行车的，本单位的门卫，在对面公园里放风筝的老人。他们都不反感我，都爱跟我聊，甚至我儿子的同学到家里来，我也搭讪着跟他们聊。我并非贼似的，专门从别人嘴里不花钱就“窃取”了小说的素材。我不那么下作，也不那么精明。我只是觉得，还能有时间和一些头脑里完全没有小说这一根筋，根本不知道还有“文坛”这码子事儿的人聊聊家常，真不失一种幸福啊！多美妙的时光呢！连在早市上给我理过几次头的老理发师傅，也数次到我家串门，向我讲他女儿下岗的烦愁，希望我帮着拿个主意。但凡有精力，我真诚地分担某些信赖我的人们的烦愁。真诚地参与到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中去，起码帮他们拿拿主意。其实，我是一个顶没能力帮助别人的人。经常的做法是，为这些人的烦愁之事，转而去求助另外的一些人。而求人对我又是极令自己状窘之事，十之七八是白费了口舌，白搭了面子；偶能间接地帮助了别人，如同自己的困难获得了解决一样高兴。这种生活形态，牵扯了我不少时间和精力。但也使我了解到中下层人们的非常具体、非常实际的烦愁。他们的烦愁、他们的命运的无奈，都曾作为情节和细节被我写入到我的小说里。比如《表弟》、比如《学者之死》。20年前哈市老邻的儿子二小在现今走投无路——为了给已37岁的二小安排一条人生出路，我求过那么多人！还亲自到京郊的几处农村去“考察”，希望能为二小在那些地方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为使在我家做了两年保姆的四川女孩儿小芳的命运能有改变，我不惜以我的著作权为砝码——谁能帮助她在四川老家附近的县城解决职业，我愿降低条件同意出版我的文集。我为我的一名中学同学的工作问题向赵忠祥求过字；为我的另一名同学的儿子的上学问题向韩美林求过画；为我的一位触犯了刑法的知青战友做过保释人；我每年要想着给北大荒的一位“嫂子”寄几次钱——我当年在北大荒当小学教师，她的丈夫是校长。他们关心和呵护我，如同对待一个弟弟。她丈夫因患癌症去世了。她的儿子也死于不幸事件……
有朋友曾善意地嘲笑我，说——晓声，你呀你呀，我将你好有一比。
我问他比作什么。
他说——旧中国的某些私塾先生，较为善良的那一类。明明没什么能力，又，偏偏的缺少自知之明，一厢情愿地想象自己是观世音，仿佛能普渡众生似的……
我只有窘笑的份儿，承认他的比喻恰当。
我的生活形态，使我心中“囤积”了许许多多中国中下层人们的“故事”。一个个将他们写来，都是充满了惆怅、无奈和忧伤的小说。我只觉时间不够，精力不够，从没产生过没什么可写的那一种困乏。这在我的创作中带来的一个弊端乃是——惜时如金而又笔耕太匆的情况下，某些小说写得毛糙、遣词不斟、行文粗陋。
我意识到的，我就能改正。
以“冷眼向洋看世界”的目光观望别人的烦愁、别人的困境、别人的无奈以及命运，无疑是一种独特的写作视角，无疑能写出独特的好小说，无疑能自成风格，自标一派。
如我似的，常常身不由己地，直接地搀和到别人的烦愁、别人的困境、别人的无奈及命运中去了，便写出了我的某些苦涩的、忧郁的，有时甚至流露出悲哀的小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近期的小说，以第一人称“我”的叙述方式铺展开来的多了的原因。写那样的小说，在我简直只能以第一人称叙述，而不愿以第三人称叙述。因为我希望读者从中看到较为真切的人和事。1997年第1期《十月》发表的中篇《义兄》，也是这一创作心态下的产物。
但——我绝不将我的生活形态作为“经验”向别人兜售。事实上这一种生活形态利弊各一半，甚至可以说弊大于利。好在我已习惯了、接受了这一无奈的现实。谁若也不慎堕入了此种生活形态，并且没有习惯过，他的情绪恐怕会极其躁乱，一个时期内什么也写不下去。
真的，千万别变成我，变成我那是很糟的。感受生活的方式很多，直接地搀和到别人们的烦愁、困境、无奈与命运中去，并非什么好方式。在我，是一种搞糟了的活法罢了。所谓还有“利”可言，实乃是“搞糟了的活法”中的“因势利导”。我还有许多学者朋友——经济学家、伦理学家、心理学家、法学博士……
我还认得一些企业界人士……
一旦有机会和他们在一起，我便接二连三地向他们讨教问题。有时也争论，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讨教和争论的问题，都是所谓“国家大事”——腐败问题、官僚体制问题、贫富悬殊问题、失业问题、法制问题、安定问题等等。
在向他们讨教、和他们争论的过程中，我对国情的了解更多了一些、更宏观了一些、更全面了一些。他们一次次打消掉我的思想方法的种种片面和偏激，我一次次向他们提供具体的生活事例，丰富他们理性思维的根据。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能和经济学家辩论经济问题。我和他们辩论时，也能如他们一样，扳着手指头例举出这方面那方面接近准确的数字。
这常令他们“友邦惊诧”，愕问我——晓声你是写小说的，怎么了解这么多？
我便颇得意地回答——我关注我所处的时代。
是的，我不讳言，我极其关注我所处的时代。关注它现存的种种矛盾的性质，关注它的危机的深化和转机的步骤，关注它的走向和自我调解的措施……
我认为——既为作家，既为中国的当代作家，对自己所处的当代，渐渐形成较全面的、较多方面的、较有根据的了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重要的。因为，对时代大背景的认识较为清楚，才有一种写作的自信。起码自己能赞同自己——我为什么写这个而不写那个，为什么这样写而不那样写？
经常的情况之下，我凭作家的“良知”写作。
有人会反问——“良知”是什么？
我也不能给它下一个定义。
但我坚信它的的确确是有的。对于作家，有一点儿，比一点儿都没有好……
我不走“为文学而文学”的路
这一条路，据言是最本分的，也是最有出息的，最能造就伟大小说家的文学之路。
在当今之中国，我始终搞不大明白——“为文学而文学”，究竟是一条怎样的文学的路。
何况，我也从不想伟大起来。
我愿我的笔，在坚与柔之间不停转变着。也就是说——我愿以我的小说，慰藉中国中下层人们的心。此时它应多些柔情，多些同情，多些心心相印的感情。另一方面，我愿我的小说，或其他文学形式，真的能如矛，能如箭，刺穿射破腐败与邪恶的画皮，使之丑陋原形毕露。
我不知这一条路，该算一条怎样的文学的路？
而有一点我是知道的——我的绝大多数的同行，其实在走着和我一致的路。只不过他们不像我似的，常常自我标榜。我也并非喜欢自我标榜。没人非逼着我写什么说什么，我是从不愿对自己的创作喋喋不休的。被逼着说被逼着写，也就只有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重复的次数一多，当然也就成了自我标榜。好在和我走着一致的路的作家为数不少，那么我也就不仅仅是在为自己标榜了，也根本不会因伟大不起来而沮丧，反正又不止我自己伟大不起来。何况“为文学而文学”者，也未必就能真的伟大起来。或曰他们的伟大不起来，意味着“为文学而文学”的悲壮的自殉。那么我也想说，我辈的不为“文学”而文学，未尝不是为文学的极平易近人的生命力之体现而自耗。下场并不相差太大，就都由着性子写下去的好。
我不认为商业时代文学就彻底完蛋了。
商业时代使一切都打上了商业的烙印。文学没有任何理由要求幸免。应该看到，商业时代使出版业空前繁荣了。这繁荣的前提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