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86年，丰臣秀吉获任“关白”之职，建立了自己的政权，随后，通过“检地”和“刀狩令”等政策的实施，不仅解决了税制问题，而且彻底使兵农分离，得以打造出一支庞大的专业军人队伍。这种军事和经济措施，还为江户时代的德川幕藩体制打下了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在任太政大臣的第二年，丰臣秀吉突然发布命令全面禁止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播。由于前一阶段的乱世局面，以及织田信长主政时期对“南蛮”（“南蛮”本来是中国早期中原文明对南方民族的称谓，在“华夷思想”的构架中带有歧视色彩。但在“中世”至近代以前的日本则用其指称东南亚一带，并引申用以称呼从日本南方传入的葡萄牙、西班牙等国）文化采取宽容政策，基督教一度在日本发展势头迅猛，从公元1549年传教士沙勿略到日本，经过三十多年，日本基督徒已近二十万。甚至爆发信徒联合对抗武家政权的起义。更有战国大名本身就是虔诚基督徒。在丰臣秀吉的禁教令的第一条就强调“日本是神国”。这说明在亚洲文化圈中，日本人进一步在强化自身的特殊地位。
日本不仅吸收和消化了中国大陆的“华夷”理论，而且自视为“华”。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之后，在他的书信、笔记中经常出现“天下”一词。他甚至走得更远，表现出早期的“脱亚”苗头。传统中国“华夷秩序”在对外关系中得以表现出强大的能力，必须建立在实力不对等的前提之下，一旦周边民族开始走向成熟甚至发展出适合自己的政治模式，“华夷秩序”将为他所用，甚至成为外围民族国家反攻中国的一种理论借口，因为中国大陆内部的“以夷变夏”事件时有发生。当内外现实已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如果依然固守这一理论，就会在现实中被其拖累。
公元1591年，丰臣秀吉将“关白”之位让给外甥也同时是养子的丰臣秀次，自称太阁，并进行他人生中最后一场国内战争。日本结束战国纷争局面，再次得以统一。
随之，丰臣秀吉便明白无误地向臣属表达了一个更大的“宏愿”——他决心到比日本更广大的土地上一显身手：首先征服朝鲜，再征服中国，继而征服印度，建立一个包括日本、朝鲜、中国、印度在内的空前大帝国。
丰臣秀吉不是心血来潮。早在公元1577年织田信长在世时期，丰臣秀吉就曾对织田信长建议：
臣借君之威武，迅速平定中国（指日本本州西部地方），而君家的宿将老臣未得领土者极多，益将中国分予之。臣更拜命征伐九州，亲平该地，并率军进入朝鲜，席卷明朝四百余州，以为皇国之版图。
后来在自己统一日本指日可待之时，丰臣秀吉更是向人夸耀道“日本国之事自不待言，尚欲号令唐国。”
到公元1587年，丰臣秀吉在亲征九州之时，面对隔海相望的朝鲜半岛，在给其爱妾浅野氏的私人信件中更是宏图在胸：“应督促朝鲜王入朝，派急使去对马。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指中国）纳入吾之版图。”。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一 日本特色的改朝换代（4）
作为一个名满全国、称雄日本的成功男士，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比在女人面前展示自己的人生蓝图更得意了。丰臣秀吉的这一想法，不仅是历代文弱天皇所不敢想、历代幕府将军所未曾想的，更是连伟大的圣德太子、启动大化改新的中大兄皇子都没有过的念头。
在征服九州的反对派后，丰臣秀吉实际上就已经初步将征服朝鲜的意图付诸实施了。他命对马藩藩主赴朝鲜，要求朝鲜国王派遣使者赴日，臣事日本。丰臣秀吉此举也许只是一种试探性行为。以为日使一到，朝鲜王即派使来日称臣。
对马藩藩主为完成任务，在朝鲜国王面前对丰臣秀吉的说法进行了技术性处理，最终朝鲜以十分模糊的“报聘”名义遣使赴日。
公元1590年春天，朝鲜使臣京都，但是丰臣秀吉直到八个月后才予以召见。朝鲜使臣呈上朝鲜国书，祝贺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并希望两国敦睦修好。
丰臣秀吉的反应让朝鲜使者大吃一惊。
臣秀吉在回复朝鲜的国书表示他有意于次年（1592年）春天假道朝鲜进攻明国，并要求朝鲜予以协助。
朝鲜国王看到丰臣秀吉国书后感到事态严重，一边向宗主国明朝中央政府报告，一边作书责问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早年的“伟大理想”之所以这么快就付诸实施，与其面临的现实局面也是分不开的。
战国大名由于处于相互竞争的政治氛围中，往往比较重视本藩、本地商业发展，这是日本版的“重商主义”时代。到了丰臣秀吉四处扩张的时代，其背后更有京都富商的大力支持，他们依靠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其统一战争提供军费和物资。反过来，丰臣秀吉为其提供贸易渠道、经营渠道和保护政策。这种政、商紧密结合的方式，不仅影响到后来的德川幕府，而且成为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着力推动的崛起模式，是迄今仍在日本政治中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政商”的雏形。
随着商人资本的扩大，与日本国内市场需求有限的现实形成矛盾。
元、明时代“倭寇”在中国、朝鲜沿海的兴起，即是这种商贸扩张需求的扭曲表达。而长期活动于九州、博多等港口城市的商人尤其希望重启中断已久的对大陆“勘合贸易”。对于这一需求，丰臣秀吉给予大力支持，签发出许多国际贸易特许证件——“朱印状”，上面详细登记许可贸易项目和出发日期等数据。一艘艘“朱印船”从日本港口出发，跨海奔赴中国大陆以及南洋诸岛从事国际贸易。
在和葡萄牙等欧洲新兴国家接触之时，丰臣秀吉已经意识到来自南洋的军事和商业压力——这一点也是他企图拓土朝鲜和中国，争取更大生存空间的一个因素。可以把这种思路视为近代日本“失之欧美，取于亚洲”的最早版本。
此外，丰臣秀吉急于进行海外扩张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即借助对外战争削弱国内诸大名实力。战时成长起来的大批好勇斗狠的武士，在和平时代将毫无用武之地，一旦他们跌入贫困境地或沦为浪人，必然会成为日本社会新的不稳定因素。
本来丰臣秀吉的直辖领地就不占太大优势，如果地方大名建立起同盟关系，丰臣秀吉将在政治和军事上处于双重劣势。实施对外战争，不仅可以满足地方大名对土地的占有欲望，而且如果战争成功，可以就此强化丰臣家族的压倒性强权统治；即便战争失败，仍可以消耗掉大名们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各据一方政治影响力。
一 日本特色的改朝换代（5）
对丰臣秀吉的这种一箭双雕之举，多谋武勇的大名们也都心领神会，其中一部分对战争前途存在着极大的乐观，跃跃欲试；一部分在国内战争中被步步蚕食，希望通过对外战争获得弥补。也有一小部分竭力逃避，对战争前景并不看好。德川家康、伊达政宗便是这类大名的代表性人物。
德川家康成功保存了自身实力，这就为他日后在日本政坛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军事基础。
伊达政宗作为另一名地方实力派，曾经是领地达百万石的大名，拥有的版图非常庞大。
在公元1590年丰臣秀吉出兵*政敌之时，曾下令伊达家出兵配合，但是伊达政宗多方推托，迟迟按兵不动。丰臣秀吉盛怒之下，计划将其剿灭处死。伊达政宗顺势而变，全军着白甲临战，为丰臣秀吉冲锋陷阵，以表顺服，虽然出兵有功，但功过相抵，还是被丰臣秀吉削去一部分领地。第二年，由于被告谋反，伊达政宗虽然亲自面见丰臣秀吉进行解释，但封地还是被削弱至五十八万石。
公元1592年，丰臣秀吉命令伊达政宗派兵三千出征朝鲜，伊达政宗仍是在百般推托下才成行，公元1595年获准回日本。他没有参与“庆长之役”，即第二次侵朝战争。丰臣秀吉死后，伊达政宗与德川家康结下姻亲关系。
以上的所有因素都只是促因之一，是丰臣秀吉发动对外战争的可能性动力。而武家政权即军事政权特质再加上“神国”思想，才是丰臣秀吉发兵朝鲜的根本原因。武士政权无止境的“领主扩张”欲望与“神国日本”相杂糅，这一点与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原因有历史脉络上的继承关系。
公元1591年4月21日，六十九岁的日本茶道宗师千利休再次对丰臣秀吉出兵大明进行进谏。这一次，丰臣秀吉没有再容忍他，将千利休处死。千利休是丰臣秀吉官邸的“茶头”，多年贴身侍奉丰臣秀吉，朝夕间因言获罪。丰臣秀吉此举，正是在告诉日本诸大名：我意已决。
名护屋位于九州西北部的肥前国境内，因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最终被丰臣秀吉选定为侵朝战争大本营。也正是在名护屋，丰臣秀吉的一名爱妾怀孕，生下幼子丰臣秀赖，这个男孩的出世，使得关白丰臣秀次的地位受到严重威胁。
在日本人与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商人实行贸易的时候，由于对异域文明的生疏和排斥，日本人起初对欧洲人很轻视。但很快，他们对欧洲人的技术与文化进行了消化和吸收，特别在军事方面受到重大影响，比如在火绳枪、铠甲以及造船技术等领域。
公元1543年9月23日，一艘中国商船因遭暴风袭击漂流到了日本种子岛，船上有三名蓝眼睛高鼻梁的葡萄牙人，身着奇装异服，犹如天外来客，在当地居民中引起了轰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同船的还有中国人，并且日本人是从中国人那里得知这是“西南蛮种之贾胡”，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更吸引日本人的是船上的人随身佩带的武器，就是火绳枪，在众人面前试射之后，日本人立即意识到它的不凡之处。该岛领主时尧立即不惜重金求购，同时下令属下的能工巧匠尽快学会制造术。
在火绳枪传入后一年之内，日本剑工与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