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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罪于监管方
对监管机构最多的指责是它们太受制于既得利益。有评论说：“本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设立是保护投资者不受金融大鳄的吞噬，但它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了，打着保护投资者的旗帜却变成了一种保护金融大鳄的机制。”34另一个指责是全球化驱使监管向“低层次”靠拢，因为国家资本在流动时总是从有严格监管机制的地方流向监管较为松动的地方。但是话又说回来，与其说是监管部门渎职或无能，不如说是观念的错误。里根—撒切尔时代所信奉的“降低监管力度”的思想，源自于自由市场观，市场会自行调节，政府严加监管必然会遏制企业的运行。
归罪于政府
在危机发生之前，政治家们昏昏庸庸，无不笼罩在一片乐观气氛中。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指出：“政府放松了警惕。”35轻一些的批评是政府“收买”了新闻媒体，让它们大肆宣扬市场化、证券化和全球化。政治家们就像那些掌握着微观预测模型的银行家，对经济理论尽管一知半解却奉若神灵、深信不疑。莫里斯·考林的一番评论颇为中肯：“政客们只需要知道他们该知道的，而这些并不需要很多。” 他们只要知道如何获取和把持权利，至于如何经世济民，其幕僚自会提供参谋。
根本的失败
要理解这场危机，我们必须摆脱这样的归罪游戏。因为这场危机的根源并不是相关者品行低下或能力不济，而是思维的失败。正如凯恩斯曾说过的那样：“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对错与否，都会给人类带来异乎寻常的巨大影响，事实上，这个世界就是由他们主宰的。”36不管银行家、监管者和政府的行为多么不可思议，却都可以追根溯源到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思想。我们接下来就要看看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从那些最流行的观点开始。可以说，这场危机很大程度上根植于经济学家观念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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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概述
在这场危机中，经济学这门学科的舆论形象不佳，甚至经济学家自己对它都颇有微词。曾经担任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威伦·布依特是位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他在述及这场危机时曾写过一句话：“最前沿的货币经济学很可惜都毫无用处。”1宏观经济学分成两大学派：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新凯恩斯主义指责新古典主义者生活在中世纪的黑暗时期，新古典主义者把新凯恩斯主义视为异端邪说。对“经济刺激”的功绩，两大学派各执一词，水火不容。
咸水学派和淡水学派概述
罗马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沃德曼对这两大学术立场有一段比较有趣的概括，他用“淡水学派”和“咸水学派”以区分芝加哥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的经济学家以及美国东西海岸的经济学家。全世界顶级的经济学家基本上都是在美国接受的学术训练，因而这两大立场多少也代表了世界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主要阵营。
粗略地讲，淡水学派的经济学家，也就是那些在芝加哥大学从事教学或接受学术训练的学者，认为具有完全市场和对称信息的一般均衡模型是最接近现实的。除非有人是专门研究有限理性（包括计算能力在内的一些实际局限会抑制人们的完全理性行为），否则他们假设人都是有理性预期的，每个人都知道而且总是知道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情况。我只碰到过一位经济学家声称他是相信人的确是有理性预期的（我怀疑他是在开玩笑） 。不管怎么说，淡水学派经济学家的观点是，我们必须假设人是有理性预期的。
市场的最终结果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也就是不可能再有更多改进的余地，五大湖畔的学者们运用模型做了大量研究，断言经济衰退具有优化性，就算我们可以阻止经济衰退，阻止它们也是错的。
咸水学派的宏观经济学家们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但他们内部也有不同的侧重，有些人致力于做实证研究而不研究形式上的经济学理论，有些注意到不完全市场、不对称信息和不完全竞争等基础理论的重要性……由于其本质受到约束，市场的结果不可能是帕累托最优的，也就是说在监管的作用下，每一方的境况都可以得到改善……
在美国，淡水学派和咸水学派、左翼和右翼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还不够完善。
与新古典主义相比，新凯恩斯主义对政策研究更感兴趣，它们比较偏向开发一些模型，使政策干预能有发挥作用的空间。对政策的浓厚兴趣冲淡了它们全盘接受新古典主义理论的热情。政策必须要有机会展现其有效性，我们以后会看到，淡水学派对此是完全予以否认的，所以新凯恩斯主义用到了一个如同经济学科般古老的术语：长期和短期的区分。这就使得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处在同一个理论屋檐之下，之间的差别在于，新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经历“休克”后需要很漫长的时间复苏，我们可以借助我们的常规认识在这段时间中做出干预。
隐含的前提
尽管两大学派对政策的建议很有分歧，但两者的基本理论前提是共通的。它们之间的纷争更像是家庭内部的矛盾，要知道家庭成员唇枪舌剑起来通常都是怒目相视、恶语相加的。
布依特指出，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的领军人物都信奉“完全市场范式”：简单地讲，不管发生什么不测事件，他们认定市场始终是存在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违约、破产和倒闭是不可能的。”2布依特认为这些经济学家面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无从做出解释，这也就不足为怪了。更为严重的是，政策制定者对现状的理解和认识深受这些经济学家的影响，所以经济学家为这个体制的建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这个体制却是低效、有失公允的，而且容易陷入瘫痪状态。
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三大前提是理性预期假说、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和有效市场理论，它们相互关联，构成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核心。这些理论的创建者先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非经济学家会把这些理论看为无稽之谈，但它们却是如今大多数宏观经济学家研究这门学科的唯一路径。
理性预期假说（1）
理性预期假说形成的时间较短，但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阿罗和德布鲁承袭了里昂·瓦尔拉斯的思想，理性预期假说最著名的布道者是他们的继承者罗伯特·卢卡斯。
保罗·萨缪尔森一直把19世纪法国工程师和数学家里昂·瓦尔拉斯视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与之相提并论的还有亚当·斯密和凯恩斯。本章主要探讨的是瓦尔拉斯的经济思想成果。他是第一位用方程式表达“一般均衡”的经济学家，每个等式代表一个特定的供需平衡的均衡市场。所有的市场等式同时成立，等式全部符合一般均衡，各个不同市场的过量供给和过量需求必须加总为零。瓦尔拉斯定律认为，在一个由10个市场构成的经济体中，其中9个达到均衡，第10个也会达到均衡。这里假设的是一个完全的市场，一个包括所有交易的市场，一个处于完全竞争状态的经济。
瓦尔拉斯模型后期的版本隐约地提出了一个观点，市场在每个时点和每过一段时间都在寻求供需平衡，这就迫使经济学家要考虑预期。
根据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市场日均衡概念，约翰·希克斯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形成了暂时均衡观点，试图揭开瓦尔拉斯遗留下来的未解之谜。但他的多重交易阶段的概念、阶段内保持均衡、阶段之间可能会出现不平衡的思想很快就被肯尼思·阿罗和吉拉德·德布鲁的著作引发的热议所淹没，阿罗和德布鲁用优美的数学公式描述的价格形成和一般均衡条件（1952）使他们成为了瓦尔拉斯的嫡系正传，并主导着20世纪后半叶的经济学思想。阿罗和德布鲁并没有继续发展瓦尔拉斯曾经提出的一般均衡中市场出清和跨期这两个方面的思想，而是假定所有的交易都在某一个时点发生，将模型改变得更为“单纯化”。两个阶段的区分从此消失了，时间只在“期货市场”中才有所提及：你所买卖的物品将在未来出货或提货，但时间和价格是现在锁定的。也就是说，在交易发生的某一个特定时点，就建立了市场出清的均衡，在最后达到供需平衡。从本质上讲，阿罗和德布鲁将时间简化为一个时点，使跨期的思路变得毫无意义。在瓦尔拉斯的完全竞争经济模型之上，他们还加上了完全的预期。
阿罗和德布鲁的分析模型在数学应用上有着超凡的贡献，但和现实却毫无关系。经济主体并没有完全的预期：我们不可能在某一个时点聚集到一起，完成人类未来的所有交易，而且经济也不会总是达到均衡。弗里德曼撰文重述了希克斯的多重阶段概念并引进了适应性预期概念，大胆地将我们再次拉回现实。重要的是，弗里德曼把两种均衡区分开来，一种是极短期（市场日）就能达到的均衡，另一种是最终均衡或长期的“正常均衡”。适应性预期允许我们在通往“正常”均衡的道路上犯下各种短期错误。
弗里德曼在他的宏观经济学中引入了适应性学习的概念，但他的微观经济学的根基严格遵循瓦尔拉斯的思想。他自己曾说：“我们向马歇尔行鞠躬礼，我们和瓦尔拉斯肩并肩走。”他的意思是我们假设理性代理人在完全和充分竞争的市场中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正是这一思路对他后来声名鹊起的学生罗伯特·卢卡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马歇尔和希克斯的经济学研究一开始以探索现实世界为方向，但阿罗和德布鲁中途改变了路径，无独有偶，卢卡斯也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