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防艾”奶奶（1）
“防艾”奶奶高耀洁
十年间，她走访了一百多个村庄，见过数千名艾滋病人，自费印刷了上百万份“防艾”资料。年逾八十，她仍在为最穷苦的中国艾滋病群体奔波。
对关注艾滋病的人来说，高耀洁是一个熟悉的名字。这位年逾八旬的河南中医院退休教授，自1996年偶然接触到一位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妇女后，意识到艾滋病问题的严重性，从此走上了“防艾”之路。她自费印刷传单，到火车站、汽车站等人口密集、流动性强的地点分发；也曾下乡走访艾滋病村庄，帮助艾滋病患者和艾滋孤儿。她自费出版的《艾滋病、性病的防治》一书，免费发放30万册，仅此一项支出就达40多万元。由她主办编写的《预防艾滋病的知识》小报已经出版15期，印数达53万份。2006年底，她在新浪网开通了自己的博客，发表自己掌握的艾滋病病例和患者来信。她被称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
高耀洁认为，“血祸”是中国艾滋病传染的重要途径。这与近年来卫生部公布的艾滋病传染途径大相径庭。卫生部通报，截至2006年10月底，中国累计报告艾滋病183733例，其中吸毒和性传播是主要途径，分别占37％和28％，经既往采供血途径传播占5。1％，母婴传播占1。4％。通报显示，目前检出的5。1％通过采供血传播的艾滋病患者都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感染的。面对国家行政部门的调查数据，高耀洁却去四处宣传，“血祸”才是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
高耀洁：我认为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原因是“血”。有人说，云贵、两广是吸毒传播。不对！2003年我获得亚洲“麦格赛赛”奖，有5万美金奖金，组织了4辆汽车、8个司机，15个人到艾滋病村庄去。他们都说是卖血感染的，而且卖得比河南还惨。惨到什么程度？以招工的名义把人弄来，关起来抽血，直到抽得动不了了，给你几个钱，让你走。有个人叫徐宝玉，八天抽了17000CC的血，回来就死了，撇下一个小孩，才七个月。
第2节：“防艾”奶奶（2）
子墨：毕竟这只是您一次调查看到的，现在很多人都不同意您的观点。
高耀洁：他们不同意我的观点，是他们不敢面对事实。2006年6月底，一个农村妇女拿着病例找我，她一岁多的儿子得病输血小板，两袋花了1800块，血袋上输血人配血人的名字都有，结果小孩得了艾滋病，死了。她到处告状，没人理，怎么办？只能哭。孩子父母没有艾滋病，母婴传播不可能；孩子这么小，不会嫖娼卖淫，不会吸毒，怎么得的？现在艾滋病的宣传问题，不是不到位，而是极差。2002年我们那儿一个接生的人，把手切破了，按说应该让伤口流血，冲洗、泡一下，可他把伤口包住了。半年以后，艾滋病人发病，一查他也是，两人都死了。你到农村去，一家一家地走，就能知道真相。有一天我去了7个村庄，见了一百多个病人，几乎全是卖血传播和母婴传播，性传播的几率非常低。
根据官方已公布的资料，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因为无知和利益的驱使，中国一些地方出现了由当地政府支持的“血浆经济”，号召农民卖血，把收购上来的血浆卖给制药业。当时甚至有血站派车接送卖血农民，可见卖血之流行。每次抽血500毫升，卖血者可获得40……50元人民币。但采血流程中存在漏洞，设备消毒不彻底，导致艾滋病大规模爆发，其中以河南最为严重。此后中国政府对全国单采血浆的血站加以严格管理，以河南为例，1996年初几乎所有的县级单采血浆站都被关闭。然而时至今日，地下血站依然在某些地方盛行。高耀洁曾数次自费前往一些地下黑血站调查情况，她认为这种地下血站绝不仅限于河南，而是普遍存在。
子墨：为什么在“防艾”的专业圈子里，很多人会认为血液传播不是主要途径？
高耀洁：这些人根本没下去，就是为了说好话，得好处。他们不同意我的观点，但他们掩盖不了事实。
子墨：很多人认为，到了九十年代后期，这种非法采血已经在中国被禁止了，消失了。
第3节：“防艾”奶奶（3）
高耀洁：既没消失，也没禁止，只是由地上转入地下了。2004年我跑到山东去打黑血站，回来血压就高到220。当时我们是夜里去的，他们晚上12点以后开始抽血，一直抽到第二天早上6点，抽800CC就给80块钱。农民也不懂，他们反过来还跟农民说，抽血好，抽血不得高血压。直到现在贵州25个县还在卖血。最近一个记者跟我说，湖北南部一个地方又爆发了大规模卖血。现在“血祸”不仅限于一个地方，而是普遍存在。有良心的中国人应该实事求是，不能再掩耳盗铃了。这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1999年8月，高耀洁收到河南某县一位检察官的信，告诉她河南上蔡县文楼村有很多艾滋病感染者。此后，从陕西到安徽，从湖北至河北，身高1。60米，裹着一双小脚的高耀洁只要听说哪个地方有艾滋病感染者，就自费赶到那里调查真相，发放自费印制的艾滋病防治宣传材料。2004年，她听说山东有一家非法采血站，又再次前往调查。在地下血站看到的事实，让人触目惊心。
他们需要钱。今天在这儿卖，明天在那儿卖。50岁头发白了，不能卖了，就把头发染黑，借个身份证去卖
子墨：山东黑血站的消息您是怎么知道的？
高耀洁：我去山东讲课，学生跟我说的。有些学生还是很关心国家大事的。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是年底了，天很冷。我们跑到一户人家借了大衣，披衣站到树底下。夜里11点多，人跟赶集一样来了，都来卖血。
子墨：卖血的程序是什么样的？
高耀洁：抽了血以后，混到机器里，离心之后，再按照血型给人输回去。如果一个人有艾滋病，全部人都会被感染上。
子墨：您问过那些人为什么卖血吗？
高耀洁：他们需要钱。今天在这儿卖，明天在那儿卖，说起来好像很自豪似的。50岁头发白了，不能卖了，就把头发染黑，借个身份证去卖，泛滥到这种程度。
子墨：血液会流向哪里？
高耀洁：全国各地。有个黑龙江人告诉我，他是在上海输血感染的。
第4节：“防艾”奶奶（4）
子墨：有人说非法血站即便存在，在今天的中国也应该是个别现象。
高耀洁：不对，是很隐蔽的普遍现象。山西有，黑龙江有，新疆也有。他们很多人都找到我这里，因为自己的儿子闺女就是受害者。
实际上，早在1995年之前，河南省就发现在卖血人群中有人感染艾滋病，但是当地卫生部门一度采取“捂盖子”的方式，掩盖真相，导致疫情大规模爆发，延误了当地遏制艾滋病感染的有利时机。因为当地感染艾滋病的人数和地方官员的政绩有着某种联系。那时的高耀洁已是古稀之年，为了揭开被掩盖地区的疫情，打开“黑洞”，这个小脚老太太怀揣自己的积蓄，踏遍了中国几百个乡村。除了外出调查时吃、住、行的花销，为了得到艾滋病感染者的信任，每到一个新的艾滋病高发区，她总是毫不吝啬地送书、送药、送食品，还常常拉着一整车方便面进村，艾滋病人凭借化验单就可领取一箱。见到生活艰难的艾滋病人，她总是忍不住给钱。她用这样的方式得到了艾滋病人的信任，也取得了农村艾滋病感染情况的第一手资料。
高耀洁在《中国艾滋病调查》一书中，对这些事实进行了大量的披露。例如：在中原的某些地方，很多靠卖血为生的农民每五天就要卖三次血，每次卖血量高达800毫升，却只能得60元钱，这样的价格折算下来比高级酒店里的矿泉水还便宜；一个农民一个月内最多抽血十次，每次600毫升，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明确规定，每人每次献血不能超过400毫升，两次献血间隔为六个月以上。更有甚者，很多地方的采血单位竟然打出这样的标语：“采血好处多，单采比全采好处多”；“血跟井水一样，抽几桶还是那么多”；“多采血可以不得高血压”……
子墨：这些年打开了多少“黑洞”？
高耀洁：几十个。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像登封，一个居民组就有38家感染艾滋病，最多的一家三口都感染。
子墨：为什么要把这些“黑洞”打开？
第5节：“防艾”奶奶（5）
高耀洁：你不打开，永远没人知道。一打开，政府就去救济了。现在必须暴露真相，引起政府真正的注意。这是对民族负责。
子墨：怎么去打开这些“黑洞”？
高耀洁：一般情况下，我不敢暴露身份，我说我是来助学的。我不去政府公开的地方，专门去没人知道的地方。
子墨：可我听有些“防艾”的人说，“揭盖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要看怎么样防治。
高耀洁：2005年后半年这种声音最高，但现在又有很多人跟我站在一起了。譬如《财经》杂志揭发山东黑血站，都是跟我一边的。
子墨：如果如您所说的，卖血是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为什么禁止不了？
高耀洁：利益太高了，抽一个人的血，100毫升10块钱，卖出去至少100块，甚至200块。
子墨：有什么方法能真正禁止它？
高耀洁：我觉得主要问题是官员无力、腐败，层层骗。村骗乡，乡骗县，一骗骗到国务院。有一次省政府一个官员问我，真奇怪，为啥这些病人跑到你家来哭，不找政府？我说这个只能问你自己了。有的地方瞒报艾滋病人的数量，怕影响政绩；有的地方以少报多，多报多领钱。总之，说假话成灾。
子墨：您在打“黑洞”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高耀洁：是村干部。我去有些地方，村干部逮我，还逮学生，最后把我们押送回郑州。有一次我们被押上火车，但我没有回家，跑到开封朱仙镇住了一夜，五块钱一个屋，天不亮又回去打“黑洞”。
子墨：让您最难忘的一次经历能讲讲吗？
高耀洁：最难忘的是孩子。有一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