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墨：让您最难忘的一次经历能讲讲吗？
高耀洁：最难忘的是孩子。有一次我到一个小村庄，听到一个孩子奶声奶气地喊：“下来，下来。”我心想这孩子叫谁下来呀？就沿着这个声音去找，走一走，听一听，最后进了一个屋子，看见一个女的在梁上上吊了，一个两三岁的小孩，抓着她的脚，叫她下来。他们夫妇两个16岁开始卖血，生个孩子也是艾滋病。男的死了，女的病得身上都烂了，实在受不了，爬到梁上吊死了。小孩饿了，用嘴去啃他母亲的脚后跟。看到这一幕……从那以后我开始关心孩子。艾滋病孤儿很可怜，也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平舆县一个艾滋病人大清早杀了9个人，死了8个，自己也投井自杀了，为什么？因为大家指手画脚，说他是艾滋病，不叫他孩子上学，他老婆也死了，生活没法过了。
第6节：“防艾”奶奶（6）
有一个男孩，父母卖血感染艾滋病死了，他用刀子在手臂上刺字：仇恨、杀人。问他要杀谁，他牙齿咬得咯吱咯吱的，杀谁？杀抽我爸爸血的人
从这以后，高耀洁开始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救助艾滋病遗孤上面。高耀洁经调查认为，艾滋病人和艾滋遗孤的比例平均为1∶2。从1999年开始，高耀洁已经无偿救助了近200名艾滋孤儿。最开始救助，高耀洁给他们寄钱寄学费，但很快发现这些寄去的钱大多被他们的亲戚拿走了，因为他们往往也是艾滋病人，他们的生活同样艰难。后来，高耀洁开始把这些孩子接到家中过年。她认为，这些孩子只有融入新的家庭中，才能得到正常的生活，她开始为这些孩子寻找新家。2001年，她将6名孤儿送到山东省曹县的农村家庭分散抚养。她说如果这些孩子没有良好的成长环境，艾滋病将会在他们心中种下仇视社会的种子。
高耀洁：我有一天去一个村子，一天就埋了6个，那个坟地啊，下不去脚，全是死人。零下二度，一个小孩穿着单衣单裤站在坟地里，小脚小腿冻得变成了黑紫色。孩子见了我，像看见亲人一样。学校出作文题
“世界上最亲的人”，有个女孩写最亲的人是《我的奶奶高耀洁》。老师说这孩子怎么管你叫奶奶啊？我说这孩子没人管，我把她救出来，她最亲的人就是我啊。还有一个男孩，父母卖血感染艾滋病死了，他用刀子在手臂上刺字：仇恨、杀人。你问他要杀谁，他牙齿咬得咯吱咯吱的，杀谁？杀抽我爸爸血的人。现在他总算走出阴影了，也不骂社会，也不想上街杀人了，想上大学，这就对社会有好处。
子墨：听说您家里接待过很多艾滋病人？
高耀洁：最多的时候接待过7个，做了一大锅饭给他们吃，最少的时候一个。经常有艾滋病人跟我睡一起。
子墨：您不担心被感染吗？
高耀洁：不可能。
子墨：万一有伤口呢？
高耀洁：我身上没有伤口，穿着衣服睡的。
第7节：“防艾”奶奶（7）
子墨：他们为什么去找您？
高耀洁：更多的就是倾诉。他们被社会歧视，心里很压抑。有个死了女儿的妇女，见到我就说，哎呀，我的亲人啊，可看见你了，我找你几天了，俺孩不该死啊。
子墨：除此之外，您还能给他们什么帮助？
高耀洁：我管饭，给他们路费，一二百块钱，再多我也没有了。
因为不停地“揭盖子”，高耀洁一度成为地方政府不喜欢的人。然而她的工作却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2001年她获得全球卫生理事会颁发的“乔纳森？曼恩健康与人权奖”，可是河南省政府拒绝发护照，最终高耀洁未能成行。2003年，她获得菲律宾政府奖励，但也因为当地政府阻挠而未能出国领奖。此外，高耀洁还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亚洲英雄”，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25位“亚洲之星”之一。2003年她荣获“拉蒙？麦格赛赛公共服务奖”，这个奖被称为“亚洲的诺贝尔奖”。一系列国际荣誉的背后，高耀洁的生活并不平静。
高耀洁：2001年那个健康人权奖，领奖不让我去。安南说，我最大的遗憾是没见着中国代表。这个事情全世界都知道，但领奖就是不让我去。
子墨：怎么就不让您去呢？
高耀洁：怕我说有艾滋病，因为防治艾滋病得的奖嘛。它（河南省政府）说它没艾滋病。
子墨：您知道自己在当地官员心目中的形象吗？
高耀洁：对当官的来说，我像是烫手的红薯，现在是扔，扔不掉；搞，搞不掉。他们希望我少提反面意见，可我说的都是事实，我不能掩耳盗铃。我的态度是，到啥时候我都说实话，你杀了我算完。
子墨：政府现在对艾滋病工作越来越重视了，前后对您的态度有变
化吗？
高耀洁：有变化，比过去好多了，没有警察撵我，也没人跟我，没人追我回去。最开始我在前面走，警察在后面跟。我女儿问，你们老跟着高老师干吗？他们说，不知道，局里叫跟的。有时候两三辆车跟着我，去买个肥皂，他们也跟着。我要去取钱也不害怕，反正后边跟着保镖呢。
第8节：“防艾”奶奶（8）
子墨：您和这些保镖说过话，聊过天吗？
高耀洁：我问，你们累不累，累的话来我家里喝点水吧，在那儿喝凉水多难受，来吧，来家喝热水。那人一听就跑，转一圈又回来，看着我。
子墨：被这么多人跟着，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高耀洁：没啥感觉，只是觉得当官的太无耻。你一点办法没有。
子墨：当年您到那些村县去调查，也有人跟着吗？
高耀洁：跟着，村干部也拽着我，最后谈判结果是：押回郑州。这都是他们干的事。
子墨：他们对您的态度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高耀洁：从吴仪见我。吴仪见我，第一句话就问，你认不认识我？我说认识，在电视里见过你。第二句话，她说，你干啥呢，我5点就找你，找你找到7点多，吃饭了吗？我说，吃了。她说，你在这儿可以随便说话，这里没有河南人。等我们说了很多话之后，她一个秘书说，神志很清醒嘛，说话也有逻辑。我说，是不是他们跟你说我是神经病啊。她光笑，没说话。
子墨：很多人说您是疯婆子。
高耀洁：对，我不怕他们瞎说。骂我的人都在上层，拥护我的人无钱无权。
这个不受地方政府喜欢的老人，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肯定。2003年12月18日，在河南考察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点名要见高耀洁，并与她在宾馆长谈三个小时，期间避开了所有的官员。在这次会面中，吴仪说：“有人告诉我，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是吸毒传播和性传播。”高耀洁则直言：“他们在骗你。”她说，中国农村并没有多少同性恋人口，贫穷的农民也无力购买毒品。此外，此观点助长了人们对于艾滋病患者的偏见。人们认为，既然吸毒或性滥交是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那么得艾滋病的人必定大多从事这类活动，进而称艾滋病为“脏病”。艾滋病患者也因而受到歧视甚至侮辱。她还认为地方政府时常掩盖艾滋病血液传播的严重性，另外，许多“有知识的人”也在“说假话”“办假事”。
第9节：“防艾”奶奶（9）
除了打“黑洞”，高耀洁还花费了大量精力揭露“防艾”名义下的行骗。她说，“防艾”圈太大、太乱了，政府官员、地方官员、基金会、NGO、专家、医院、制药厂、江湖游医……太多了。2003年，因为在一篇题为《你诈骗艾滋病病人的钱财不感到可耻吗？》的文章中攻击江湖骗子，高耀洁被告上了法庭。原告李德敏认为，尽管高耀洁并没有点名，但文中提到的骗子就是他，所以高耀洁侵犯了他的名誉权。2003年底，经法院审理，高耀洁被认定无罪。为了保护身后名誉，防止他人借“高耀洁”之名行骗，她于2005年10月给孩子们写下了遗嘱：“本人年近八旬，既老且病，在世之日有限了。我死之后，不留骨灰，以免任何人、任何组织或官员利用我的名字成立组织，搞行骗或闹剧。我死之后，不能再受骗上当。切切！”
子墨：您这些年遇到的骗子多吗？
高耀洁：多，每星期都有，各种各样。骗我的，骗艾滋病人的。我不是老了嘛，许多人跑来要接我的班。有一个建筑工人摇身一变，成了专治艾滋病的医生，还说不要被西方人吓破胆，他有90。7％的几率能够治愈艾滋病。他要开医院，叫我当院长。我把他撵走了，说我不是当官儿的材料。
子墨：这些年来，您被骗走的钱财有多少，算得出来吗？
高耀洁：永远算不出来，最多一次三千，整个浪费的大概有十几万。
子墨：做了这么多防治艾滋病的工作，但是一次又一次被人骗，您痛心吗？
高耀洁：我非常痛心，我活得很累。但是我也没办法，我不能去自杀啊。但我现在再说一次，我生不如死，确实生不如死。如果我糊涂了，有些人会利用我来诈骗人；如果我现在死了，起码留个清白在人间。现在我脑子还很清楚，往事还能想起来。我老伴到后来糊涂得要命。我要是糊涂了，那些人来骗我，我能知道吗？各式各样的骗子啊。
2006年4月，高耀洁的老伴郭明久因癌症去世。多年来他一直默默支持着高耀洁的“抗艾”斗争，家里的各种杂事，寄信、收信、买菜、做饭都由郭明久一人包下。老伴的离去让高耀洁悲伤不已。很快，一篇关于高耀洁病危的不实报道再次引发了许多人对她的关注。
第10节：“防艾”奶奶（10）
要说后悔，站在我个人立场上应该后悔；要说不后悔，站到大众立场上，我应该还要前进
高耀洁：不得了，台湾也来募捐，英国、美国、加拿大也来募捐。香港的医生要来护理我，说他也姓高，要自费护理我。他说你可不敢出事，你是大陆说实话的人。我那个电话一天响到我要崩溃。河南的副省长也来了，是个女的，一进门，哎呀，咱家出这么大事，你都不跟我说。坐那儿就开始问我。我说，《郑州日报》说瞎话，我哪里病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