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中的多数人日子过得清淡。有的长时间住在低矮的平房或是筒子楼里。家里贵重的物件，就是一架一生为伴的钢琴。
他们的主要收入，一是工资，二是稿酬，工资是与国家干部一样的。稿酬是很低的。人们所说的“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元）” 绝对是事实，没有半点夸张的成份。词曲作家乔羽、王立平、谷建芬、张黎等，都在不同的场合，对这种状况发出过抗议。谷建芬曾这样说：“如果对中国的词曲作家作一项调查，恐怕每个人都有一笔帐，都有一番身受侵权之苦的辛酸经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正名：经济权利（3）
这种抱怨，多半是由于分配上的不公平造成的。一个普遍的事实是，唱歌者暴富，写歌者清贫。这是一种被颠倒了源与流的版权现象。
其实，中国并不缺少歌手，缺少的是好歌。
在我们的音乐家们为自己的生计深感困窘的时候，全国人民在为没有多少好歌而困惑。
广东歌手与香港歌手进行歌曲演唱对抗赛。广东的五名歌手获得了团体冠军。广东人民对这个冠军不以为然。因为广东队演唱的都是香港歌星唱红了的歌曲。因此，人们嘲笑说：“广东队为香港夺得了冠军。”
全国歌曲演唱电视大奖赛的水平可以说一年不如一年。自从规定每个歌手必须演唱新创歌曲以后，效果更是每况愈下。
观众们抱怨说：“没有让人记得住的歌曲。”
歌手们也抱怨说：“唱这些歌，我们根本就发挥不出来！”
于是，大家都唱港台歌曲。
于是，人们惊呼，大陆音乐文明失落了。
大陆并非没有优秀的音乐家。但是，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没有充分发挥，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没情绪！你想想，一首好歌创作出来，被人擅自演唱、擅自出版、擅自录制、擅自播放。歌星唱一首歌可以得到一千元，发行商发一盘带子可以挣几十万元，而这首歌的创作者，得到的仅是十几元。这种倒挂，这种侵权，叫谁心里能平衡下来、平静下来？没有好的情绪，哪能创作出好歌？
中国也不缺乏笑星，缺乏的是笑料。
时下人们都喜欢看舞台小品。越是喜欢，就越是失望。健康向上、风趣幽默、令人捧腹的小品太少了；思想苍白、内容贫乏、表演俗不可耐的小品占领了舞台。几乎每台晚会，设计者都为找不到好的小品而苦恼。
导演们抱怨说：“我们有很强的表演阵容，有的是笑星，但没有合适的脚本。”
小品创作不活跃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创作者的权益得不到保护。一段小品的创作难度，不亚于一篇小说的创作，但一经表演便被许多表演团体擅自搬用。表演者拿到的是几倍乃至几十倍于创作者的酬金。创作者当然觉得不公平。他们也说：没情绪！
从小品说开去，目前的相声、戏剧、舞蹈等舞台艺术都缺乏佳作，导演和演员“难为无米之炊”。
中国并不缺少出版社，缺少的是好书。
泱泱出版大国，一年出版新书九万余种。茫茫书海，优秀文艺著作凤毛鳞角，优秀理论著作寥若晨星。粗制滥造者充斥书市书架。
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文艺创作不活跃。
文艺创作为什么不活跃？有方方面面的原因，著作权得不到充分保护是因素之一。现在的作品稿酬还不及50年代的稿酬。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当时得到的稿酬是八万元，现在呢，大约只能得到八千元吧。刘绍棠当时说过“为三万元人民币而奋斗”的话，现在呢？这种奋斗目标看来很渺茫。即使达到了这个数字，现在的三万与当时的三万又怎么能比！
十年寒窗，字字是血，搞出一部作品到头来报酬微乎其微。面对这种状况，有多少作家能耐得住清贫，特别是面对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创造性劳动和重复性劳动在收入上的倒挂，有多少作家能做到心理平衡？
于是，弃文从商，成了作家们一种现实的选择，“下海”逐渐成了最时髦的口号。尽管这种选择充满了悲哀充满了痛苦，尽管“下海”免不了要多喝几口又咸又腥的海水甚至可能喂了鳖鱼，作家们仍然义无反顾地朝着金钱冲去。
不过，他们这样做，都将其原由简单地归于分配不公，却很少从著作权的角度去呼吁保障自身的经济权利。
也有一些作家开始从著作权出发来认识自己的收入状况。他们不是靠弃文经商改变自己的生活，而是靠维护著作权，来争取自己的经济权利。
王朔就是这些作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在他将全部版权委托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并由公司将1992 年以前小说的专有出版权授予华艺出版社后，笔者与他有一次深入交谈。
吴：你对版权很认真，对稿酬很认真，在这方面一定吃过不少苦头吧？
王：精神上牵累很大，经济上损失也很大。有半年了，被这种事缠着，我就没写成多少东西。我出了十来本书，涉及十来家出版社，不经授权擅自加印、拖欠稿酬或克扣稿酬的事儿有不少。有的书被人擅自改编，被胡乱盗印，稿酬更是没有着落。对这些侵权行为，我没有精力逐一追究，外地的更是鞭长莫及。
正名：经济权利（4）
吴：你是否很明确地意识到，这是自己的版权受到了侵害？
王：没有著作权法的时候，往往不从这个角度想。现在国家制定法律来保护我们了，我们不用这个法就对不起国家，就有点蠢了。过去我们习惯于用感情维系，哥们儿，咱不错，开始客客气气，最后涉及到金钱就不是哥们儿了。现在看，最干净的关系是契约关系。著作权法实施前，我们写字儿的把版权片面理解为寻找出版可能，能出书就是一种荣耀，没有考虑明确的授权，也不好意思开口谈稿酬多少。出版社也缺乏版权意识，出书不签出书合同，不说能给多少稿酬。有家出版社出了我的两本书，明明有很大市场，他们就是不给我加印。为什么？出版社换人了，新领导不喜欢我的描写方式。完全凭个人好恶，而没有合同的约束。按照著作权法精神，我准备把两本书的版权收回，他们却又突然加印了，而且是大量地印。稿酬也不及时付，得我自己去催，我跟个要饭的似的。这不正常。
吴：吃亏在没有明确的授权，没有严格的合同。按照有关文件，出版单位从1985 年起就应与作者签订合同．但大多数出版社没有执行。
王：包括付酬方式，应当在合同里明确规定。我的书一般印数在十万册左右，按字数拿稿酬，我觉得亏。有家出版社出我一本书，我提出拿版税，他们不答应，只是口头承诺，印数多可以多给我一些。后来印数一下子上来了，我说多给我一点吧，他们那个别扭劲儿啊就别提了。我说：终止授权，不在你这里出了。这才逼得他们跟我谈稿酬。按一次性付酬，我说了一个数，他们答应了。他们认为我搞突然袭击，宰了一刀。好像我这个人贪得无厌。其实我心里也不痛快，按版税我本来可以拿得更多。
吴：现在社会上有一种传闻，说你出书要价太高，砍价太狠，在稿酬上太计较。
王：我确实跟出版者砍价很认真。这是我的生活状况决定的。我是无业人员，完全靠稿酬生活。即使有业，这也决不是巧取豪夺，是在争取自己应得的一份。如果我得不到，就是被别人剥夺了。
吴：这是你的经济权利。
王：我常比喻说，我现在如花似玉，是名妓。等到人老珠黄，接不着客的时候，只能沿街乞讨了。过去大量地创作，种多少吃多少，年终所剩无几。我不可能总是保持这样的创作势头，不能一直到老如牛似马地写呀写呀。展望前程，不寒而栗。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我写作初始就不排除有为钱的动机，当然不完全为了挣钱，不过，能挣的钱我尽量挣。我的作品创造了多大价值？社会效益撇开不说，就是经济效益，夸大点说，一个亿都没准儿。我的这点要求过份吗？一点也不过份。
吴：我们讲精神文明，讲奉献，讲无私的奉献，这与计较稿酬是否矛盾？
王：有一种误解，似乎一说精神文明就不能谈钱。实际上，经济关系是决定精神文明质量的重要保证。对作家来说，必须有一定的经济保证，才能专心致志地创作高质量的作品。反过来说，高质量的作品也应当是经济效益好的作品，给作家带来可观收入的作品。一个人一生写不出几部好作品。我的作品，真正站得住的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已。生活压力大，总被赶着往前跑。去年我写了一百万字的东西，是否个个质量好？绝对不是。但没有这一百万字，就没有今天的局面，这是靠数量取胜。如果我的版权能够得到保护，有足够的收入，我可能一年就写一部作品，写得再精一点，那十部作品可能都不如这一部作品。
吴：不少同志对此持有异议，认为实行版税、高稿酬，其效果不一定与作品的质量成正比。
王：可以肯定地说，不实行版税、低稿酬一定与作品的质量成反比。当然，这是就总体而言，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我总觉得，中国人有一种糊涂观念，认为金钱总能腐蚀人的灵魂。这种观点特别害人。其实吧，衣食足而后知荣辱。总得保证作家有一种体面的生活，人家才能从事高级精神活动。人在猴子的阶段，能想到别的什么呀？
吴：你的作品现在还值钱，经济权利有著作权法来保障，你是赶上好时光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正名：经济权利（5）
王：如果是十年以前，如果没有著作权法，我这一切都是空的，将来的前途就会像老一辈作家那样，去找一个铁饭碗，去做一个文化官，又变成“学而优则仕”了。为了老有所养，老有所靠，都往做官这条窄道上挤。一部小说轰动了，就当文联主席，相应的处级待遇，局级待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