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杲回答说：“它们完全是两回事儿。”
尽管刘杲一身兼着二任，但他清楚地知道，出版局与版权局的职能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要对出版业进行行政管理，而后者是要通过行政力量维护作者的权利。不仅国家版权局的牌子不应当摘掉，而且它本来就不该只是一块牌子，而应当是一个独立行使职能的工作实体。为了保住这块牌子，后来的新闻出版署署长兼版权局局长宋木文曾到中组部、国务院有关部门做耐心的解释说服工作。现在，这种说服工作又做到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来了。他们明确提出，在建立新闻出版署的时候，应当保留国家版权局这块牌子。
###同志没再说什么，但这时候，有一位领导同志插言，又提出了那个老问题：“出版和版权不是一回事吗？”
“不是。”刘杲为此作了一番解释。
那位领导同志灵机一动，又提出：“那么，这个机构叫‘出版版权局’不行吗？”
“不行。”刘杲提出了自己的理由。
由此，会议上出现一场小小的争论。
最后，国家版权局到底还是保留下来了。
事实证明，这种保留是十分正确的。
历史往往给后人留下一些笑柄。它是由当时的认识水平的局限造成的。我们对出版和版权两个概念的认识就是如此。
这是中国的一个误区。
这个误区不仅仅反映在概念上，而是有着深刻的内容的。
我们过去习惯讲一句话：“版权版权，出版之权。”似乎一沾上“版”字，权利就是出版者的了。这种观念由出版单位又蔓延到其他作品使用单位，版权就变成了拍摄之权、广播之权、复制之权……一句话，版权是归国家的使用单位所有，而与作者本人无关。
版权的主人到底是谁呢？是作品的作者。
一部作品在它刚刚被创作出来的时候，版权就产生了，就好像神学中讲的那样，在人一出生的时候，灵魂就入了肉体。在那个时刻，作品的版权就天然地赋予了它的作者本人。
作品与作者具有的是一种天然的血缘联系，如同父与子、母与子一样。这种联系是自身生长的，而不是外部什么力量赐予的。由这种联系而产生的版权，也不是外部什么力量赐予的，当然，也是无可取代、无可剥夺的。
并非我们的出版者和其他作品使用者一无所有，他们也是有自己的权利的，比如说，可以获得作品的专有出版权、发行权、翻译权、表演权、播放权等等，但这些权利归根结底源于作者的版权，是由版权所有者——作者转让的。当一个出版社决定出版一部著作的时候，必须事先获得作品作者的授权。没有这种授权，出版社就连专有出版权都不可能获得，更谈不到拥有版权了。
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版权立法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保护作者的利益，然后才兼顾经过作者授权的其他使用者的利益。也就是说，它的主要保护对象是作者。换句话说，它是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作者是版权的拥有者。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同志一开始觉得不能接受。他们说，我们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把一切能收归国有的东西都收了过来，现在有什么必要专门制定一项法律来确定把版权给予作者呢？
道理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作者是作品的创造者，是一切文学艺术和科技文化的源泉。没有作者的创作，任何作品的使用都只能是一句空话。如果你不想让国家成为文化沙漠．就必须保护这个源泉。
使用者与创作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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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提供的情况，该委员会自1986年成立以后调解的版权纠纷中，属于出版社、杂志社、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作品使用者侵犯作家权益引起的纠纷，占一半以上。在各级人民法院和各地版权行政机关受理的版权官司中，此类纠纷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这是中国的国情。我们的作品使用单位都是国家的公有制企事业单位，这就容易使他们在对待作者的态度上居高临下。他们有一种错觉：我是代表国家使用作品的，你作为个人，应当服从国家的需要。我对你的作品随意采用，是理所当然的；你对国家奉献自己的作品，是不该讨价还价的。在他们看来，一部作品一旦产生，作者就应当允许使用单位随意拿。
著名作家蒋子龙讲了他遇到的一件事：那是1986年，他到上海的金山开会，在会上遇到某出版社的一位编辑。
编辑说：“我送给你一本书吧。”
蒋子龙拿到书后十分惊讶，因为那本书的书名叫《蒋子龙代表作》。
自己的代表作，自己却不知道。
他说：“这是我的书吗？我根本不知道出版过这本书。”
打开书的扉页，上面有这样的题辞：“蒋子龙同志存。”下面签着责任编辑的名字。蒋子龙松了口气：这不是我的书，大概是批评我的专著。于是就转为感动，就感谢编辑的赠书。
但是，再翻下去，他发现书中除了一篇别人写的介绍文章，其余三十多万字全是从他几年中所写的小说中选出来的。“原来还是我的书！不知该感谢编辑，还是该埋怨编辑。”
事后，他请求编辑再寄几本样书，结果寄来一本书，扉页上又题了辞让他“存”。附信说编辑把自己的存书寄给他：“够意思的吧！”
过了半年，蒋子龙忽然接到该社寄来的一张汇款单，二百元，还有一个零头。他把汇款单退了回去，因为汇款单上没有注明这笔钱的来由。他在退回时也打了一个“哑迷”，写了几个字：“不知是什么款项，本人不敢受领。”
这期间，蒋子龙把这番遭遇向中国作协作了汇报。作协作为一件侵犯作家权益的事例进行调查。这下，便把责任编辑得罪了。
蒋子龙说：“想不到来了信，开口称呼‘名震中外的大作家’——不知怎么挖苦才能解他心头之气。‘现在恐怕不止一个万元户了’； 居然还要‘告状’； ‘还嫌稿费少。不是与灵魂工程师的名称不太符了吗？’信末气势汹汹地威胁说：‘没有大作家的支持，我们出版社也不打算散伙！！ ！ ’结尾三个警叹号。这就奇怪了，是你偷了人家的书，不是我蒋子龙求了你们。”
到底是不是出版社“偷”了蒋子龙的书？出版社对此有不同意见。在笔者介入这桩纠纷之后，出版社曾派人找到我的办公室作出解释。他们说，出书前曾通过别的渠道征得过蒋子龙的同意，可能他把这件事忘了。
可以撇开作者的发表权不说，那么稿酬呢？三十多万字一本厚书，仅仅付给二百多元的稿酬，不及一篇文章，这合理吗？
这套丛书选编了四十多位现当代作家的代表作，《蒋子龙代表作》只是其中的一部。几乎每一个被入选的作家，都是仅仅得到二百元钱左右的稿酬，而他们的书都有几十万字。
最不值钱的，也许是那部《郭小川代表作》。它的稿酬是一百八十元零五角。汇款单上也没有注明这笔钱的来由。郭小川之子郭小林也把汇款退了回去，同时写信说明了退款原因：一、不尊重作者；二、计算有误。后来，出版社复函承认计算有误，表示要增加。增加多少呢？九十元钱。也就是说，这部著作的全部稿酬应当是二百七十五元零五角。
这就是一部优秀作品的价值？
这太不合理了！
出版社派来的同志对笔者说：是，是不合理，但是，是符合国家稿酬规定的。
于是，他们就拿出一个很大的信封，从里面掏出一份早些年间的内部文件。据说那文件规定已经出版的作品如被再次选编，只能给这么一点稿酬。“不是我们不想多给，但文件是这么规定的。再说，我们是国家的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已经亏损了五十多万元。”
使用者与创作者（2）
一些著名作家经受的侵害尚且如此，那些普通作者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
舞蹈研究所的老郭编写了一套舞厅舞教材，由某报纸配合电视台的舞厅舞电视片在报纸上连载。后来由于某种原因，电视教学片在播出两集后停播了，报纸的连载随之中断。但是，报社没把教材的稿件退给作者。他们要派新的用场。
当时许多读者来信希望把这套教材汇集成册，报社就跳过作者，自行组织人员根据教材加工整理一番，交给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还挺畅销，印数达到十万册，可是作者本人并不知道这个经过，只是在书店看到书了，才发现这书原来是自己的那套教材。他通过版权局找报社评理，报社这才意识到：“未向作者打招呼、未经作者同意，这做法不妥。”
不妥——就这么轻描淡写的两个字。
听这话的意思，似乎报社超越作者的权利把稿子拿去加工出版是正当的，只是处理方法不够妥善。这就好比，把别人家的财产拿出去变卖，到末了说一声“不妥”就可以解脱了似的。
全国许多家报纸连载或选载了权延赤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等作品，大多数不打招呼，不付稿酬。权延赤委托中国作协权益保障委员会追讨。委员会的张树英同志发现西安一家报纸选载过，就趁着到西安办事的机会找上门去，但报社就是不肯给。张树英为此在西安呆了好几天，苦口婆心地讲道理，还连夜写出七页纸诉状扬言要打官司，可是那家报社仍不理睬。
他们说：“我们选载文章从来没付过稿酬。”
这话讲得挺蛮横，就好比擅自将别人家的财产卖了赚钱，连给人家个零头都不肯。
天津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