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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展开针锋相对的论战。
新闻舆论给这场论战火上加油。
而郑重，则被人们放到这战火中去烤。
1991年5月27日，陕西省版权局对这场纠纷作出裁定，认为西安电影制片厂侵犯了原作者的著作权，除赔偿作者一千五百元经济损失外，应在《彭大将军》片头字幕上加上一句话：“本片参考了绍武、黄会林的电影文学剧本《彭德怀在西线》”。
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立即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称西安电影制片厂及郑重败诉。
郑重的侵权行为已经被确认。
但是，我们把案情仔细想一想，郑重在这部电影的侵权问题上有多大责任呢？不错，他是侵权者，但他背后有电影厂，电影厂背后有顾问组，顾问组的背后呢？
西安电影厂及郑重这类侵权，尽管在客观上给作者带来伤害，但其目的仍然是为了把电影改得更好。对此，人们是能够谅解的。还有另一种情况：侵权者并非为了工作，而是借工作之便侵占作者权益以满足自己的私欲。这种事情，是那些职业道德水准极低的人干的，他们的所为恶化了作者与使用者的关系。对此，作者只能产生愤怒。
《中国百科大辞典》 编委会向有关方面散发了一封言辞激烈的申诉信。这封信盖着安徽大学红色校章、附有公函证明的信件，详细叙述了《中国百科大辞典》编纂及出版过程中被人强行修改、强行署名的过程。
申诉信的标题，赫然写着这样一行大字：《新中国出版史上空前的侵犯著作权事件》。
文中又强调说，这是“新中国出版史上最大最严重、手段最恶劣的一次侵权案”。
说是“最大最严重最恶劣”，这可能有些夸张，也无法将其与其他侵权案作出比较。不过，据说它确实影响到十几个省市的几百名高中级知识分子的利益。受到影响的有教授、讲师，有众多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者。
使用者与创作者（5）
《中国百科大辞典》是安徽大学的重点科研项目。编委会把近六百万字的文稿和一百万字的附录等拿到北京，交给一家出版社出版。经专家鉴定，文稿总的说是好的。但是，当姓范的编辑接手以后，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了——
“范接手编辑工作后，说中国古代史有抄袭等问题，说中医条目少了。当古代史的作者同主编两次赴京要求范编辑具体指出问题，带回修改时，范都是‘王顾左右而言他’，拒绝作者带回文稿。当时我们对他这种做法的意图不甚了了。现在才知道，他是以骗取修改权为突破口，达到更大的目的。
“姓范的早有当编委会主要成员之意，但鉴于他做的主要是编辑工作，编委会和主编从未同意。后来，范等人就提出了一个署名方案，其中，要范当常务副主编。还说这个方案是按我们的意见力争来的。署名权天经地义，向谁力争！他们的提名，均未获我们任何形式的有效认可。
“一个多月后，编委会成员到北京，多次要求与范编辑等协商他们所提的名单，均遭拒绝。他要我们交出名单，怎么署别管。并以不听他们安排，便不署作者名、只署学校名相要挟。我们只得将‘编委会学科主编、撰稿人和审稿人名单’交给范等。这期间十余日，他们一直拒绝协商。范的哥们儿说：‘现在署名的主动权在我们手里。’范说：‘我怕你们？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此后，范又多次拒绝编委会成员看校样上的署名和前言。安徽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曾打长途电话到北京，要求尊重作者权益。范接电话说，署名方案是出版社和书店的意见。后来，范等还打长途电话到合肥，对编委会成员说：范不当主编，这本书就出不了！
“编委会成员再次赴京找到范。范边看电视边说：‘这本书没法出了，停了。咱们该了结后事了。’然后便悄悄离开招待所。我们找到范的姐姐家，范避而不见。后来多次打电话，终于找到了范。他说：‘我看你们要学会妥协。’
“出版社有人替范说话，说他做了大量的工作，应当当主编。‘你们学校的公函和电报，我们不睬。我们跟安徽大学没有关系。署名就是这样。你们如果不满足，就去告我们出版社吧！’
“就这样，《中国百科大辞典》出版了，严重侵权成了既成事实。一个不该当编审委员会主委的人当了主委，范成了第二主编，并加上了这样一些名单：副主编一人、常务编委八人、编委二十五人、撰稿审稿人九十一人。前言也是在编委会根本未见的情况下，落上了‘编委会’之款……”
编委会并不否认范在此书出版过程中的劳动，但认为他只是许多编辑中的一个，劳动量毕竟有限。他的署名应是责任编辑，而不应当是主编。
编委会还反映了这样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范编辑多次要编委会和主编给他个人委托书，但未能如愿。他背着作者，以这部书稿的主人的身份同两个书店签订了协议。他一会儿代表出版社，一会儿代表研究所，一会儿代表编辑部，一会儿代表书店，一会儿代表作者。实际上，他一个也代表不了，只代表他自己。
此书印刷期间，编委会的同志为了看校样上的署名，曾问范究竟是在哪家厂子印刷的。范为使强行署名的目的得逞，谎称在新华印刷厂，编委会的同志赶到那里，却扑了一个空。这一切得逞之后，范给一位副主编写信说：“书已出了，跟我们打官司，最后也是不了了之，吃亏的还是作者。”
在翻阅了这桩侵权案的有关材料之后，我们有理由判断：它的背后有一个很复杂的背景，有一团十分复杂的涉及多方面的关系。为了清晰起见，勾画的这段侵权经过，其实只是案子所反映的表面现象。深裹在其中的各种人物的动机、手段、利益，是根本说不清的。
尽管申诉信写得慷慨激昂，尽管加盖着红色的校章，但事情最终可能真的“不了了之”。难怪有些作者说：这下只有自认倒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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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作品的主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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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葛翠琳精心培育出了她的《 野葡萄》 。这篇作品于1979 年荣获全国儿童文学奖。
葡萄熟了，就有人随意采摘。好象这葡萄不是葛翠琳自己辛辛苦苦在家里培育的，而是满山遍野的野葡萄可以“大家拿”。
那天，她陪同瑞士作家代表团到北京友谊商店参观，外国朋友在商店的售书专柜前停住脚步，从书架上拿下一本名叫《白鹅女》 的画册。这位外国朋友翻了翻画册，突然发现了什么，回头问：“葛，这不是你的吗？”
葛翠琳一下子楞了。
她没有出版过这样的画册呀。她没有写过名叫《白鹅女》 的作品。而且，这画册上并没有她的名字。
但再翻一翻，她就发现，这《白鹅女》 与她的《野葡萄》 完全是一回事，只不过是把她的作品改编成了画册，译成了外文。那上面清清楚楚印着的是改编者的名字。
外国朋友是读过葛翠琳这部作品的。但他们显然不理解眼前的事情是出了什么岔。
葛翠琳顿时觉得受到莫大的委屈。
“这世道… … ”她气得说不出话。
这事被发现是在1986 年。其实，早在1981年，某出版社就决定将《野葡萄》 以英、德、日、俄等文字改编成画册向世界发行。五年时间里，出版社一直没有将此事通知葛翠琳，好像这一切都可以由他们作主。
葛翠琳决定把这事儿弄个水落石出。
她觉得，这不是个人问题。
她说：“这不仅仅是对我创造性劳动的不尊重，而且还会使更多进行智力创作的人的积极性受到挫伤。照此下去，国家的科学文化事业发展将受到威胁。”
那一段，她的身体很不好，医院怀疑她是患了癌症。她说：“我死前一定把这件事澄清！”
事情其实是很清楚的。
出版社承认有失误，不该擅自翻译和改编她的作品。不过，同时又强调说：“我国外文图书出口一直困难，长期以来，出版社都是挑选优秀获奖作品绘成画册赠送国外进行交流，对别的作品也是一样。”
对作者来说，能把自己的作品翻译出版发行到世界，当然是件好事。但是，要不要翻译，要不要改编，这是她自己才能决定的。让谁翻译，让谁改编，这也只能是由她自己决定的。因为她是作品的主人。只有她．才具有这个权利．任何人都是不能擅自作主的。
葛翠琳告到了北京市版权处。
版权处经过调查认为，出版社在选择图书翻译出口的时候，不征求原作者意见，改编、翻译作品不署原作者的姓名，作品出版后未付原作者稿酬，未赠送原作者样书，违反了有关版权保护的规定，造成了侵犯原作者版权的后果。
为此，版权处经过调解决定，出版社就此事向葛翠琳致歉，将未售出的《白鹅女》 连环画册全部收回做技术处理，按规定向葛翠琳支付稿酬寄送样书。
葛翠琳在这场官司中得到了一百五十六元的稿酬和几本样书。
这点钱实在是微不足道，根本不足以抵偿她在这场官司中损耗的时间和精力。但它却证明了，只有她才是《野葡萄》 的主人，这“葡萄”是她个人栽培也归她个人所有，别人是不能随意采摘的。
然而，随意采摘人家“葡萄”的事情司空见惯，随意侵犯作者权利的事件屡见不鲜。他们侵犯了作品主人的权利，又以作品的主人自居，靠窃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