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随意采摘人家“葡萄”的事情司空见惯，随意侵犯作者权利的事件屡见不鲜。他们侵犯了作品主人的权利，又以作品的主人自居，靠窃取别人的智力成果赚钱发财。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我们在所有的音像带封面上都可以看到这样吓人的八个字，而这些音像带中相当多的本身就是盗版的产物，盗版者成了版权所有者，这真叫人啼笑皆非。
在一次音像制品版权座谈会上，人们谈起音像界在版权问题上的种种混乱，都不由得提起当时正在市场上热销的音带《渴望》。
《渴望》音带一共出现了多少种？有的同志说：据查已经在市场上出现十种。还有的同志说：不止十种，至少已经有十三种。其实，这些估计都很保守。据有的同志反映，《渴望》音带已不下二十种。
谁是作品的主人（2）
在某音像书店，有这样一番对话：
“有《渴望》吗？”
“有。你要哪一种？”
“《渴望》 不就是《渴望》 吗？”
“有十几个版呢。”
连售货员也笑了。那些天，她们看到了许许多多被这盘音带弄糊涂了的顾客。
顾客们真是无可奈何。面对柜台里各种各样的《渴望》，就像面对着假冒产品展览会柜台上摆着的茅台酒，单看包装，你分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就像外地人来到北京要吃烤鸭，你分不清到底哪个店是正宗。
磁带的盒封上堂而皇之地印着每个出版社的大名：北京电影学院音像出版社、江苏音像出版社、延边音像出版社、飞天音像出版社、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卓越音像出版社、北京电视艺术中心音像出版社… … 谁是正宗？署有卓越音像出版社名称的音带同时有两个版，谁是正宗？
“管它正宗不正宗，买一盘算了。反正都是那首歌，能跟着唱就行。”
可是，有的购买者偏偏要较真儿。
“我要的是毛阿敏唱的。”
“都是毛阿敏唱的。”
白纸黑字，你不能不相信。尽管心里想着别上当，还是买了一盘。你总不能连国家的正式音像出版社都不相信吧。
但有的出版社真的在骗人！
回到家里把磁带放进录音机听一听，根本不是毛阿敏唱的，也不是李娜唱的。
不行。到音像书店退货去！
“我们这儿不让退。”
“假的也不退？”
“谁说是假的？明明是出版社出的嘛：”
一封封遣责信飞往出版社。一封封举报信飞向报社。
两位有责任感的记者要把这件事查清楚。他们到街上转了转，随手买到七种《渴望》音带。
他们找到了北京电视艺术中心。这家音像单位拥有《渴望》音带的出版权。但他们的带子还没有来得及出版．十几种野带子便铺天盖地而来。
艺术中心音像出版社负责人对记者说：“我们三个月前就与词曲作者雷蕾夫妇达成口头协议，还写了委托书，由我们独家出版。我们希望自己的录音带的质量要高，筹备工作做得较细，因此出得慢了点。谁知……”
《渴望》电视剧制片主任刘沙说：“北京还没播电视剧呐，听说武汉那边就出了录音带，有心管吧，还真顾不上……”
你顾不上，你想把工作做得细一点、让带子质量高一点，结果就忘了音像界还有那么多“海盗”，结果就让人家盗了版。
不仅盗走了音带，还盗走了剧照。
《渴望》的导播赵宝刚说，他们的音带封面采用的是王沪生注视着瘫在床上的刘慧芳那幅照片。那幅照片已经被某家出版社用作封底，他竟然还不知道。记者不无遗憾地告诉他这个情况，他禁不住楞了。
另一位制片主任叫于朴，他说：“剧照绝对没有提供给任何一个音像出版部门。有人不择手段地盗用剧照！”
《渴望》歌曲的著作权人是词曲作者雷蕾夫妇。他们证实，把出版《渴望》录音带的权利转让给了北京电视艺术中心音像出版社一家。另外还同意了中国电影音像出版社出卡拉OK 带、飞天音像出版社出个人专辑。
这么说，其它出版《渴望》音带的出版社都未经作者的授权，没有得到版权转让。他们不但侵害了北京电视艺术中心音像出版社的专有出版权，也侵害了雷蕾夫妇的著作权。
歌唱演员的表演权是否也被侵害了呢？
记者问李娜：“这十几种带子都是你们唱的吗？”
回答说：“我大约为三四家出版社录过。”
是哪几家呢？记不清了。
记者又问毛阿敏。
也回答说：“我只给三四家录了音。”
是哪几家呢？也记不清了。
如果词曲作者真的只授权给一家出版社出版，如果歌手们真的只为三四家出版社录了音，如果电视剧制片者真的没向别人提供剧照，我们对其余十几种音带的出版该作何种解释？
《渴望》只是最近的一个例子。
回过头来看一看，这十年来，在我国音像市场上，有几个畅销的录音带没有这样的遭遇？《亚洲雄风》、《篱笆·女人和狗》、《小虎队》、《便衣警察》、《红高粱》、《龙的传人》……被侵权的音带简直数不胜数。
这些音带都不止出版了几种，而是十几种、几十种。就像一位音乐家说的那样，有了一株红高粱满山都成了红高粱，有了一个便衣警察全中国都成了便衣警察，有了一个篱笆狗遍地都是篱笆狗。
谁是作品的主人（3）
“扒带”成风，这已经成了中国音像界的一大灾难。有从母带上扒的，有从唱盘上扒的，有从电视上扒的，也有以其它间接形式扒的。正式出版社的“扒带”与社会上不法分子的盗版结合在一块，形成了侵害作者著作权和出版社专有出版权及演员表演权的一股很大的浊流，它严重冲击了正常的音像出版秩序。音像界流行着一句话：“有饭大家吃嘛！”
这种“大家吃”； “吃”得巧妙。
音像管理部门的同志向我展示了几种假冒录音带：“你看，这盘带子有什么问题？”
翻来复去地看了两遍，竟没能发现什么破绽。盒封上印着一群港台著名的流行歌曲歌星的肖像，封底是这些歌星演唱的曲目。但放进录音机里听听，顿时真相大白。哪里是什么港台歌星？封面上那些歌星的肖像和名字全是幌子，真正的歌唱者是大陆一些三四流歌手，
还有更绝的。
一位齐秦的崇拜者买到一盒齐秦歌曲音带，回到家一听，上面却不是齐秦的歌声。他找到音像书店，又找到出版社。
出版社回答：“我们没出过齐秦的歌带。”
“这不是你们出的？”
“是我们出的。不过，请你看清楚些，那上面的歌手不是齐秦，而是齐泰。”
拿起磁带盒封仔细辨认，上面的“齐泰”二字是草书，“秦”跟“泰”根本分不清爽。
“中国哪里有什么齐泰？”
“11亿中国人，你怎么知道没有齐泰？”
“你们真是变着法坑人！”
这种“大家吃”，也吃得轻松。
如今的录音技术已高度现代化，分二十四轨，一轨一轨地输入，抹去一轨，换上一轨十分方便。这就给扒手们提供了可乘之机。所谓“扒带”，就是盗用别人的部分录音，添上自己的一些成份，然后以自己的名义出版。有的是保留原版带的乐队伴奏，只是将歌手的演唱录音抹去，换上一个歌手演唱。有的是保留原版带的歌手演唱录音，只是抹去乐队的伴奏，换一个乐队来配音。这对“扒带”者来说，事半功倍，少投资多赚钱。也有的是一切“从头开始”，重组乐队，重找演员，看起来是自己的劳动，实际上用的是原版带的词曲和配器方法，这也是一种“扒带”。
这种现代化的录音技术以及活跃的“扒带”者，使倒卖母带录音的“棚虫”应运而生。这些人手中掌握着大量的母带，有几十盘的，有几百盘的，据说有的掌握着上千盘。只要悄悄地塞给他一千元钱，他便将母带上的录音扒下来转给别人。录音带市场上之所以冒牌带子泛滥，与这些人有很大关系。他们实际上是在拿作者和演唱者的著作权在卖钱。
这种“大家吃”，又“吃”得十分大胆。
农业声像中心曾经接到外地一家加工单位的订货单。有关人员看了订货单不禁一楞：这些像带本来是我们出版的，怎么又让我们订货？真是盗贼自报家门。
中国唱片总公司的发行人员到北戴河音像订货会去推销音带《荷东迪斯科》 ，恰遇另一家单位也在那里推销《荷东迪斯科》 。两盘带子曲子一样，封面一样。中唱的同志愤怒了：“你是哪儿的？” 拿着盗版带来订货的河南一家加工厂的人尴尬地说：“实在抱歉……”
除了出版复录单位的“扒带”和盗版，还有遍布全国的地下非法复录点的大量翻制，在广州火车站附近的站前路，不到二百米的市场上，十多家经营音像制品的个体摊点的音像带，几乎全是私自翻录的。这种情况不止广州，是全国性的。
伴随着私下的大量翻录，音像制品的封面成了抢手买卖。一些盗版者通过得到封面，给自己的“黑孩”披上合法的外衣。而一些投机商则看准了这种行情，大量印制封面向盗版者出售，从###取暴利。
中国唱片总公司从香港引进的《童安格新曲》很畅销，福建一家单位见有利可图，私下盗印了起码一万个盒封。原版盒封都是香港提供的，上面贴有写着“原版正宗”的小圆形不干胶。盗版者的封面连同这不干胶一起照相制版，上面也留有那“原版正宗”四个字。
一个发行商拿着伪造的介绍信到印刷厂联系印刷一个盒带的封面；印刷厂的同志发现是市场上已经销售的引进版音带，就问：“这带子不是已经出版了吗？”
发行商回答：“供不应求，我们这是加印。” 。 想看书来
谁是作品的主人（4）
又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