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行商回答：“供不应求，我们这是加印。” 。 想看书来
谁是作品的主人（4）
又问：“引进版的招纸应当是外商提供的呀？”
回答：“我们同外商谈妥了。”
真的谈妥了还是假的谈妥了，一些印刷厂并不对此较真儿，送上门来的生意绝不拒之门外，印！
“印多少？”
“二十五万张！”
据悉，在南方一些地区已经出现“盒封市场”。有关部门的检查人员在一个县城的一次清查中，就查出这样的封面七十多万张。
有关人员提供了这样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在大陆流行音乐磁带市场上，盗版带竟占盒带流行音乐曲目的95％以上。
图书出版中的盗版活动也非常猖獗。近几年，几乎每一本畅销书都会掀起非法出版者的盗印狂潮。中外文学经典作品、古旧小说、港台作家的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中小学生教学参考读物等，都成了盗版的目标。
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畅销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在全国大多数省市都出现了盗印本。仅在北京长辛店火车站，就发现一个个体书商批发此书盗印本6万册。据估计，此书盗印本不下百万册。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读者文摘月刊》及其精华本，被盗印的版本起码已有十几种，达数百万册。近一个时期被盗版的则是《废都》和《白鹿原》，其中《废都》的盗印本已不下6种。非法出版者盗印的胆量越来越大，盗印技术也越来越先进。他们一般采用照相制做，一个星期就能出书，其装帧印刷质量也达一定水平，局外人难辨真伪。
而对这种赤裸裸的侵权，作家们苦恼极了。
汪国真就躲不开这种烦恼。
他应邀到广州去参加一次社会活动，被许多崇拜者团团围住。纯情的少男少女们每人手拿一本所谓的汪国真诗集，让他签名。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盗版本。
从广州到武汉，他又被许多中学生、大学生围住，学生们拿着盗印本让他签名。
他很为难，说：“我陷入了非常为难的境地。如果签了，无疑等于默认了这种盗印本；如果不签，读者是排了很长的队的。”
他还是签了。
但他心里很难过。
“汪国真热”在大陆骤然升腾之后，他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连续出版了六本诗集。它们是学苑出版社的《年轻的潮》、花城出版社的《年轻的思绪》、人民日报出版社的《年轻的风》、文化艺术出版社的《年轻的风采》、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的《年轻的潇洒》、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年轻的季节》。这些诗集的总发行量已逾百万册。
然而，出现在中国城乡几万个书摊上的汪国真诗集远远超过统计上来的数字。其中，有正式出版物的盗印本，也有假冒出版社的伪造本。
汪国真在广州街头逛书摊，发现了一本正在出售的《默默的情怀——汪国真诗文精选》。这本书明显是盗印的。
他要买一本作为“证据”。
这本书的定价是二元九角八分，但摊主要三元一角。
汪国真感慨说：“自己花高价买的却是自己被盗的诗集。生活就是这样和我开玩笑。”
此后他又发现了不少新的盗印本。其中有《年轻的梦恋——汪国真诗集》，出版者署名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没有责任编辑，封面还印着“最新、特集”四个大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已郑重声明此书是盗用公司名义印刷的非法出版物。
还有一本《梦中的期待——汪国真抒情诗精选》，出版者署名是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奇怪的是上面又有一个作者署名叫：针诚。其实它是最不真也最不诚的。
汪国真气愤地说：“这些盗印本冠以‘最新’，实为最旧；冠以‘精选’，实为胡编。还有的盗印我在正规出版社出版的作品集上的‘致读者’，伪造我的亲笔‘签名’。经过这样的伪装，盗印本具有很大的欺骗性。里面则是粗制滥造，错字连篇，从纸张到印刷、装演、版式设计、校对都不负责任，质量很成问题。这既影响了我个人的声誉，也欺骗了读者。”
盗印本仍继续不断出来。
手持盗印本让他签名的人仍络绎不绝。
“我现在时常感到很困惑。”他说：“对盗印本揭露多了，会影响读者对我的诗集的信任；揭露不够，读者会继续受骗。真的，我不知道面对这些盗印本该怎么办。”
著名老作家钱钟书先生也陷入了《围城》盗印本的重重围困之中。
1991年9月的一夭，钱钟书先生意外地收到不知什么人寄来的邮件。打开来，是一本新出版的《围城》。
谁是作品的主人（5）
这本书注明由“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但老先生并未授权该出版社出版此书。
书的封面呈银灰底色，左侧是三幅电视剧《围城》的剧照，右侧上方是两个红色大字书写的书名。这种封面设计，与钱老先生唯一授权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书完全不同。
很明显，这是一个盗印本。
在这之前，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收到一位读者寄来的“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围城》。其封面是绿色的，没有剧照，版权记录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相同。社里打电话到石家庄，问花山文艺出版社是怎么回事，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从未出过《围城》。”
在这前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到了来自山东、黑龙江、河北、内蒙古、上海、浙江、福建、江苏、安徽、江西、广东、湖南、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的来信和电话。读者和各地出版管理部门纷纷举报，他们那里出现了假冒的《围城》。这些假《围城》大都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外观相同，其版权页上作者、出版者、印刷厂、发行单位以及版次、书号、开本等标记一应俱全。只是定价大不相同，有定价三元八角的，有三元九角的，有四元七角的，有四元八角的，有四元九角的，有四元九角五分的。据估计，出现在各省市书摊上的《围城》盗印本在十种以上，印数达二百多万册。
钱钟书老先生一向不为世事所扰，在家里安心做他的学问。但面对着这汹涌而来的非法盗印浪潮，面对着《围城》所遭受的这种大肆“围剿”，他的心难以平静。
他是很注意自己著作的出版印制质量的。过去出版社出版他的书，封面设计都要经过他同意。书名一般由他或他夫人杨绛女士题写。他认为出版是件严肃、庄重的事情。而眼前的盗印本，粗制滥造，错讹百出，有的整页字迹模糊，有的数页数页地缺漏或重复，而且错字连篇。有一个盗印本印在封底的小说简介仅二百字，就错了四个字，“未婚妻”错为“末婚妻”、“苏文执”错为“苏文纵”。还有的把“犹太人”错为“无太人”、“赵辛嵋”错为“赵羊媚”。有的一长段没有任何标点符号，有的则在文中夹杂一些莫名其妙的符号，如“☆”“？”“×”之类。
钱先生太气愤了。
做学问这么多年，文坛上的各种奇闻丑闻怪事情怪现象，他见过的多了，但还从没有见到过这么猖獗的盗印者。这分明是对作者著作权的肆意践踏，对作者声誉的极大拈污，同时也是对广大读者的卑鄙欺弄，对社会文化生活的蓄意破坏。
他提起笔，给责任编辑写了一封信：“盗印本纸质劣，印刷拙，恶俗封面擅加，而售价昂贵… … 盗印牟利，无法无耻，胆大脸厚，乃至于此！”
他委托人民文学出版社全权处理盗印问题。
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新闻出版报》报眼位置发表“郑重声明”如下：
“最近，在湖北、湖南、浙江、四川等地发现不法书商盗用我社名义或以他社声义非法盗印我社《围城》一书。盗印者粗制滥造，抬高定价，借以牟取暴利。现特敬告各地新华书店和广大读者谨防上当受编。我社图书从1988年采用国际标准书号，1991年出版的《围城》 共有三种版本。请各地书店及读者予以识别。对非法盗印者，我社将追究法律责任。”
这份“声明”还将该社出版的三种《围城》的开本、书号和定价一一公开列出。
“声明”是1991年2月发表的。但是一直到年底，非法盗印《围城》的浪潮也未平息。
新闻出版署曾专门向全国各地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发出《 关于立即查缴＜围城＞盗印版的通知》，要求各地主管部门立即将盗印版查缴销毁。接到通知后，各地管理部门派出检查人员到书刊市场进行清理，对盗印者进行追查，但这仍没有一下子遏制住盗印的势头。
这期间，人民文学出版社接到武汉市新华书店的电话，电话说武汉的武胜路书刊市场出现了假《围城》，社里赶忙派两位同志直下武汉调查，武汉有关部门也派出七人协助追寻盗印源头，但是终无结果。
各地的追查线索也都中断难以深究。
面对此情，人民文学出版社很是无奈。由于出版社对盗印版本占领市场的底数不清，不敢贸然开印正宗的《围城》。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谁是作品的主人（6）
钱钟书先生在多方面的侵权行为冲击下，很难完全静下心来做他的学问。这两年，他除了对非法盗印活动提出严厉遣责外，还委托有关方面打了两场版权官司，一是状告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围城＞之后》侵权，二是状告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围城》汇校本侵权。这后两起版权纠纷，与社会上的盗版活动不同，侵权者是通过对作品的某种加工、某种演绎来达到侵权目的的。
这就涉及到一种常见的侵权类型，它不是盗版那种赤裸裸的侵权，而是侵权者通过对作品的录制、改编、翻译、汇校等等手段，试图得到对全部作品的版权的控制。严格说来，这些手段仅仅是对作品的演绎，使用者从中得到的仅仅是演绎权，但他们却以作品主人的姿态，隔过作者，将版权独自占有并擅自处理。
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