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国真在广州街头逛书摊，发现了一本正在出售的《默默的情怀——汪国真诗文精选》。这本书明显是盗印的。
他要买一本作为“证据”。
这本书的定价是二元九角八分，但摊主要三元一角。
汪国真感慨说：“自己花高价买的却是自己被盗的诗集。生活就是这样和我开玩笑。”
此后他又发现了不少新的盗印本。其中有《年轻的梦恋——汪国真诗集》，出版者署名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没有责任编辑，封面还印着“最新、特集”四个大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已郑重声明此书是盗用公司名义印刷的非法出版物。
还有一本《梦中的期待——汪国真抒情诗精选》，出版者署名是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奇怪的是上面又有一个作者署名叫：针诚。其实它是最不真也最不诚的。
汪国真气愤地说：“这些盗印本冠以‘最新’，实为最旧；冠以‘精选’，实为胡编。还有的盗印我在正规出版社出版的作品集上的‘致读者’，伪造我的亲笔‘签名 ’。经过这样的伪装，盗印本具有很大的欺骗性。里面则是粗制滥造，错字连篇，从纸张到印刷、装演、版式设计、校对都不负责任，质量很成问题。这既影响了我个人的声誉，也欺骗了读者。”
盗印本仍继续不断出来。
手持盗印本让他签名的人仍络绎不绝。
“我现在时常感到很困惑。”他说：“对盗印本揭露多了，会影响读者对我的诗集的信任；揭露不够，读者会继续受骗。真的，我不知道面对这些盗印本该怎么办。”
蒋子龙怒斥出版社：你们“偷”了我的书
据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提供的情况，该委员会自1986年成立以后调解的版权纠纷中，属于出版社、杂志社、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作品使用者侵犯作家权益引起的纠纷，占一半以上。在各级人民法院和各地版权行政机关受理的版权官司中，此类纠纷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这是中国的国情。我们的作品使用单位都是国家的公有制企事业单位，这就容易使他们在对待作者的态度上居高临下。他们有一种错觉：我是代表国家使用作品的，你作为个人，应当服从国家的需要。我对你的作品随意采用，是理所当然的；你对国家奉献自己的作品，是不该讨价还价的。在他们看来，一部作品一旦产生，作者就应当允许使用单位随意拿。
著名作家蒋子龙讲了他遇到的一件事：那是1986年，他到上海的金山开会，在会上遇到某出版社的一位编辑。
编辑说：“我送给你一本书吧。”
蒋子龙拿到书后十分惊讶，因为那本书的书名叫《蒋子龙代表作》。
自己的代表作，自己却不知道。
他说：“这是我的书吗？我根本不知道出版过这本书。”
打开书的扉页，上面有这样的题辞：“蒋子龙同志存。”下面签着责任编辑的名字。蒋子龙松了口气：这不是我的书，大概是批评我的专著。于是就转为感动，就感谢编辑的赠书。
但是，再翻下去，他发现书中除了一篇别人写的介绍文章，其余三十多万字全是从他几年中所写的小说中选出来的。“原来还是我的书！不知该感谢编辑，还是该埋怨编辑。”
事后，他请求编辑再寄几本样书，结果寄来一本书，扉页上又题了辞让他“存”。附信说编辑把自己的存书寄给他：“够意思的吧！”
过了半年，蒋子龙忽然接到该社寄来的一张汇款单，二百元，还有一个零头。他把汇款单退了回去，因为汇款单上没有注明这笔钱的来由。他在退回时也打了一个“哑迷”，写了几个字：“不知是什么款项，本人不敢受领。”
这期间，蒋子龙把这番遭遇向中国作协作了汇报。作协作为一件侵犯作家权益的事例进行调查。这下，便把责任编辑得罪了。
蒋子龙说：“想不到来了信，开口称呼‘名震中外的大作家’——不知怎么挖苦才能解他心头之气。‘现在恐怕不止一个万元户了’； 居然还要‘告状’； ‘还嫌稿费少。不是与灵魂工程师的名称不太符了吗？’信末气势汹汹地威胁说：‘没有大作家的支持，我们出版社也不打算散伙！！ ！ ’结尾三个警叹号。这就奇怪了，是你偷了人家的书，不是我蒋子龙求了你们。”
到底是不是出版社“偷”了蒋子龙的书？出版社对此有不同意见。在笔者介入这桩纠纷之后，出版社曾派人找到我的办公室作出解释。他们说，出书前曾通过别的渠道征得过蒋子龙的同意，可能他把这件事忘了。
可以撇开作者的发表权不说，那么稿酬呢？三十多万字一本厚书，仅仅付给二百多元的稿酬，不及一篇文章，这合理吗？
这套丛书选编了四十多位现当代作家的代表作，《蒋子龙代表作》只是其中的一部。几乎每一个被入选的作家，都是仅仅得到二百元钱左右的稿酬，而他们的书都有几十万字。
最不值钱的，也许是那部《郭小川代表作》。它的稿酬是一百八十元零五角。汇款单上也没有注明这笔钱的来由。郭小川之子郭小林也把汇款退了回去，同时写信说明了退款原因：一、不尊重作者；二、计算有误。后来，出版社复函承认计算有误，表示要增加。增加多少呢？九十元钱。也就是说，这部著作的全部稿酬应当是二百七十五元零五角。
这就是一部优秀作品的价值？
这太不合理了！
出版社派来的同志对笔者说：是，是不合理，但是，是符合国家稿酬规定的。
于是，他们就拿出一个很大的信封，从里面掏出一份早些年间的内部文件。据说那文件规定已经出版的作品如被再次选编，只能给这么一点稿酬。“不是我们不想多给，但文件是这么规定的。再说，我们是国家的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已经亏损了五十多万元。”
一些著名作家经受的侵害尚且如此，那些普通作者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
原版总序（1）
冯 牧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报告文学这一新型的文学形式越来越受到读者的重视和欢迎。人民群众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与报告文学作家们对现实生活的思考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促进了报告文学创作的日益活跃。一大批报告文学名篇佳作陆续发表，对人们的心灵情感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其它文学形式所难以达到的深刻影响以至强烈震撼。在一段不算短的时间里，小说等文学体裁相对清冷沉寂，唯有报告文学大有独领风骚之势。报告文学创作取得的成就，不仅显示了这种文学形式所独具的特殊的社会功能，也使其自身从其它文学体裁的附庸地位中脱颖而出，独树一帜，蔚为大观，在文学发展史上步入了从未有过的辉煌。
但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报告文学开始从其巅峰往下跌落，似乎出现一种明显的颓势，这主要是表现在其社会参与意识及批判功能有所减弱，其阔大深沉、敏锐犀利的品格有所淡化。游离于社会现实生活主题之外追艳猎奇的趋势，使相当一部分报告文学流于平庸。同时，献媚的“广告文学”、滥造的“虚假报道”也打着报告文学的名义流布于市，大大损伤了报告文学的形象和声誉。面对这种局面，一批怀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报告文学作家决心重振旗鼓，报告文学创作正在经历一番内在的调整，酝酿着从采写内容到表现方法的新突破。
人们期待着更真实、更有力度的报告文学作品出现。在这个时候，华艺出版社集中推出了吴海民的“高保真长篇纪实系列”，包括《审判“海盗”——中国版权备忘录》、《金元新闻——新闻记者的道德危机》、《书号魔方——出版者的慢性自杀》、《AV风骚——来自音像世界的警示》、《黄色诱惑——中国文化市场透视》5部长篇，达100万字。这在当前的报告文学创作上显然是引人注目的事情。
这套丛书将会产生的社会影响，并不在于作为作家个人独自创作出版所达到的一定规模，而首先在于这些作品对一个个重要领域的全景式透视。《金元新闻》是我国第一部全景透视新闻界的报告文学，《书号魔方》是我国第一部全景透视出版界的报告文学，《AV风骚》是我国第一部全景透视音像界的报告文学，《审判“海盗”》是第一部全景透视知识产权特别是版权问题的报告文学，《黄色诱惑》则是第一部全景透视文化市场、概览十年黄潮泛滥状况的报告文学。这5部长篇结为一体，又从更广阔的社会层面和文化背景上，以少有的宏观气势和开阔视野，全景式地透视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精神生产领域所经历的深刻变化以及这种变化过程中的阵痛和困惑。作者在这里展示的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领域，又是近年来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热点的领域。这个领域之所以越来越热，是有其深刻社会背景的。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几乎所有经济领域都已经打开大门任凭市场经济大潮汹涌而至的情况下，我们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事情依然小心翼翼，慎之又慎。这不奇怪，是由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由我们现阶段的国情所决定的。然而已经奔腾起来的市场大潮无孔不入，包括市场上的盲目的消极的甚至是具有破坏性的力量，都朝着这个领域扑将过来，或猛烈冲撞，或迂徊渗透。于是，一些历史上从未有过、在世界范围极为少见的“怪胎”出现了，如买卖书号、买卖版号、买卖刊号、有偿新闻、广告新闻、虚假新闻、诽谤新闻、非法出版、盗录盗印、制黄贩黄等等，这些现象不仅令管理部门十分困惑，也在全社会传为奇闻。在吴海民的报告文学中，这些“怪胎”被一层层地解剖开来展示给世人看，并从这种几乎是无情的解剖中，透视出了这些领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面对的种种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