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上有绳，供吊在脖子上用的，打孔穿绳的地方被他用针线缝得很结实，牌上很精准地写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工人阶级的败类吴德贤”十九个字。“吴德贤”三个字是倒着写的，像被判死刑的犯人似的给打上了红叉叉。
最令吴玉兰气愤的是：有人上台义愤填膺地揭发，说父亲往人家水缸里倒水时，桶底下还掉下了蛆！台下顿时大哗，有人跳上台去对父亲又打又踢，把他的头按得低了又低。其情景是弟弟从会场上回来告诉的，弟弟是家里派去观察情况的“侦察员”。父亲每次回来对挨打受骂的事从来不提，见一家人淌眼泪，反而笑家里人是过分担心少见多怪，并做出共产党员的样子，要大家在思想上跟上革命的大好形势。
吴玉兰至今仍大惑不解：明明毫无根据又极不合情理且经不住推敲的谎话，咋敢拿到大会上去胡说？她更不理解居然那么多人都会相信！也许她永远不会明白：只要足够地无耻，欺骗一群人比欺骗一个人容易得多，一个人需要的是事实，而一群人需要的仅是气氛，气氛则只要投其所好推波助澜就成！她更不会明白的是：这是政治运动，政治的原动力往往不是真实与公理，而只是少数人的欲望和情结，当我们身临其境时，可能会更加地意气，因此人们才期盼圣人。
其实，清管所里最讲卫生，不仅粪便不拉到里面去，不可能有粪蛆，而且在那个所谓最没有国营单位优越感的地方，尽管全城的街道居民至今还把自来水看成奢侈品，而承蒙政府的关怀，那儿的工人却早已用它天天烧水洗澡洗衣了；人们年复一年地，每人每月凭票限购着半块肥皂，但所里的肥皂从来就没缺过。按规定，里面的工人个个都勤剪指甲勤理发、勤洗澡勤换衣，上班穿用的衣服鞋袜手套毛巾等，从不往家里带。更何况，两个大水桶，是吴玉兰去买回来，亲手换的铁箍亲手打的桐油，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可是干这些粗细活的好手。父亲只是待一切都弄好了，才挑着去河边的，两个水桶根本就没到清管所里去过！就算去过，桶要在河里反复打水，脏东西怎么在桶底沾得住？由此事她这辈子第一次领教到了：光天化日之下也有荒谬和险恶。
但不管她怎样想不通，终究还是白花了一笔买桶的钱，家里从来就是吴玉兰和妹妹挑水，用不上那庞然的大桶。今年才十二岁的弟弟更不会用它们，他只会吃。只要能进口的东西，弟弟都吃，比谁都能吃！国家规定一日三餐每顿只准吃二两三钱三三三……口粮的他，比每月有二十五市斤定量的成年人更能吃。还偷吃！家中万一有点剩菜剩饭，八成会不翼而飞，有时连坛子里的泡咸菜，他也要偷点装在衣兜里跑出去嚼一通。妈总护着他，说他开始窜个子了，经不起饿，好象女儿就该喝西北风似的。
从前，吴玉兰食宿在学校，有点助学金。当红卫兵大串联回来后，一家五口围着个小木甑，连掺红薯块的苞米饭都吃不饱，熬稀饭还要加豆渣。自家一年难得磨一次豆花，故也没豆渣作副食，全靠去菜蔬社豆腐房买。那本是喂猪的东西，但买去作人食的还不少，每次都要排半天队才有可能买上。
其实豆渣稀饭也很香，它确实不难吃，所以每次喝它都要胀得肚子疼。张清华说她：“你咋个那么爱喝豆渣？胀成个老母猪嫁给哪个去？”吴玉兰不在乎：“哪家有豆渣嫁哪家。”妹妹经常因为弟弟受到过分照顾而向妈提抗议，吴玉兰后来也公开支持了妹，妈才给弟弟规定：“只准吃饱不准吃够。”并给他传授了：“吃饭不喝汤，＇肚子＇像个大崖腔。”的营养诀窍。
张清华家有什么好吃的，常要把吴玉兰拉去或骗去。尽管张清华全家对吴玉兰都非常地喜欢，但每次端起她家的饭碗时，吴玉兰都自惭形秽，觉得有被怜悯之嫌。加之在她家经常还会碰上些男同学，吴玉兰不爱与别人多打交道，所以，有好长一段时间，她与张清华之间便疏远了，成天呆在家里看小说、补旧衣，和妹妹一块精心筹办“无米之炊”，任它*的伟大洪流从身边滚滚向前。
后来，武斗似乎成了*的需要，而且变成了光荣与时髦，张清华和许多女红卫兵都从了“军”。几经犹豫，吴玉兰也到了前线。
人们也许做梦也想不到，这个集聪慧文静漂亮能干自爱等等优点于一身的妙龄女郎，到前线的主要目的竟是为了吃！不是相中了那儿的“油大”，她习惯了清贫、不馋，而是相中了那儿的“大锅饭”不收学生的伙食钱能为家里减少一张嘴＇它的讨厌之处就在于总要吃东西＇，当然，也满意于那儿能逃离饥饿。最美妙神奇的身子，也得五谷去填充，她可从小是被饿怕了的。
有时她也不无讥讽地哀叹自己的革命情操：怪不得旧时有人把当兵叫“吃粮”。
这次回家，吴玉兰既给张清华当了“伴娘”，又把攒下的二十个点心饼子和十五块钱交给了喜出望外的妈，另外还有一挎包张清华和司机执意要给的大梨。饼子是行军或外出回来误了开饭而发的干粮，质量仅比中秋月饼稍差；钱，按她胆颤心惊的感受来说，则是数月来的贪污，有时单独出去给连队买菜买柴，几分钱角把钱地搓下来的，弄一点要提心吊胆好几天。其实她总共只有约十块钱的不光彩收入，为了让爹妈更高兴，她把自己多年来千辛万苦攒下的私房钱，也填了一半进去了。
不知母亲已阔起来了的妹妹说：“妈，姐儿回来了，这个月少卖两张肉票，拿几天不吃菜，割一斤肉来吃吧。”城镇居民每人每月定量半斤肉，凭票供应。如暗中转让一张法定不准买卖的肉票给别人，可得三角至三角五分钱的“酬谢”，家中五口人，因此每月常有一块好几的额外收入。
母亲得意地慢声回答妹妹：“我晓………得。”弟弟连忙抓起菜篮，瞪着大眼嚷：“我去排队！”妈看着他，对桌上盖着筲萁的瓦钵神秘地一努嘴，小姐弟俩争相奔去：
“嘿，这么多！”
全家都欢心地笑了。
吃饭时，父亲很遗憾吴玉兰不往荤菜碗里动筷子，不相信前线真的天天都有点肉吃：
“哪会有那么多猪儿来杀哟？”
“不是我们自己杀猪，”吴玉兰笑着，用拿筷子的右手手背掩住口，“是这些地方运去的肉，不相信你就去看嘛。”
父亲真想去，有些年纪与他差不多的群众或当权派，也争取上前线为红色政权效忠去了，但那些人都有点特殊，要么是真正打过仗的老兵，要么是新政权准备结合的当权派，而且是绝对没参加过联派或类似联派的人。父亲没这些去挣“表现”的资格，作为一名联派的“普通分子”， 他只能在清管所里小心翼翼地努力干活，现在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因红派的人成天忙着“抓革命”，而“促生产”的事，基本上就全由受压的联派群众们承担了。他试探着想叫吴玉兰把妹妹也带去过几天好日子，她俩与他的派性观点不同，在学校里都是红派的红卫兵。
吴玉兰苦涩地笑笑：
“有一个去送死就够了。”
“我自己去。”妹妹自信地说。她的同班同学也有在前线的。
吴玉兰瞟了她一眼：
“去了也要把你撵回来！”
“怕你撵？”妹妹扒着饭，不看她。
“嘿！我俩就打个赌，你信不信？”吴玉兰抿嘴笑着打量她。
弟弟趁火打劫：“大姐儿是见过毛主席的真正老红卫兵，到哪儿都吃得开。你算老几？无名小辈！”
妹妹站起来，神气地在胸上一拍：“老大！”转身去舀饭。吴玉兰微笑着遐想，妹妹已快同自己一样高了，气色也比以前好得多，看来自己到前线的这几个月没白混。遗憾的是她仍相貌平平，与自己相差甚远，看来“女大十八变”是没啥指望了。可是，自己又混得怎样呢？她赶紧收回心思，低头扒饭。
在家里只呆了七天，吴玉兰就搭乘去前线的车走了。她不仅怕多消耗了家中的粮食，还暗中失落着黄成对她的归来毫无反应。黄成离开前线没告诉她，意味着绝裂，她回来当然也不会去找他。但就这么一个小城，已变相失学又无业的同学们相互间来往很频繁，消息极灵通，他不可能不知道吴玉兰已经回来了。她绝不会主动去找黄成，却想象着黄成如何光临寒舍；虽然怕在街上猝然碰上黄成弄个大红脸………她深知自己那没出息的脸皮，又鬼使神差地拉着妹妹或好同学经常在街上闲逛，一直“漫步”过了黄成的家门好远才回头，每次都无功而返，走得心灰意冷脚发软。
张清华只顾忙着高兴自己和云南小伙子的事，而且早将吴玉兰断绝了黄成的事告诉了同学们，弄得吴玉兰骑虎难下。“好马不吃回头草”，这哭笑不得的日子实在难过，吴玉兰逃回了前线。
不久，张清华捎信到前线，邀吴玉兰同她一起上云南去玩。信中讲，县里马上要动员红卫兵上山下乡，据说在前线的也要全部通知回去。信纸上，“此风不可不躲”的后面打了三个感叹号。
吴玉兰可不想躲上山下乡。在城里吃闲饭的滋味早领教够了，自己的家境哪敢与张清华家比，还不如到农村去自己养活自己。要说倒霉，全国又不止一个两个，中学生是成千上万。她更不想也嫁到云南去，在那苍山如海的地方给张清华当一辈子的伴娘。张清华有个可心的人儿在那儿是另当别论，至于她，指导员的小刀还在腰间，黄成的事尚令人犹豫不决。
吴玉兰希望黄成也来信告诉她有关上山下乡的事。凭直觉，她总觉得黄成极可能会来一封简短的信，装着仅同学关系似的说说这个消息。上山下乡是一辈子的大事，黄成如果对自己没死心，就应借这事来“丢块石头试水深”。她也想主动给黄成“扔块不卑不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