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目十行地放过材料中大量的、标语口号般的废话,费劲地寻找事实部分浏览。
在废话海洋里打捞出来的那点事情,他早就司空见惯了:派性和冤案,这一对孪生子,在全国无处不在,黄成并没有带来什么新东西。这个从四川跑来的小伙子,又是一个大惊小怪的倒霉鬼,当前谁也爱莫能助的。几个人几天的大作,在他手里没翻上十五分钟就看完了。他把纸页摞理整齐,依旧装回信袋:
“这是给我们的吗?”
辛辛苦苦写的重要材料,当然是到这儿来上交的,希望这儿能转呈给陈伯达首长,让党中央知道。可是黄成觉得军官有点不以为然,便对状子的前途有点担心了。他不由得撒了谎:
“是我们想邮给中央首长的。”他示意地看了一下信袋上赫然的“陈伯达首长收”几个字,希望军官能继续听他叨叨。
军官把沉甸甸的信袋递还给黄成,又在记录本上写了些什么,然后关切地问:“还有什么事?”似乎接待已结束!
黄成惊慌了,焦急地抢着快说:
“没有别的事,就是我说的和这上面写的这些。具体情况写不清楚,只有当面反映才说得清,所以组织上才派我来的。我们总共有好几千人,被撵出来已快一年了……”
他慌乱地把自己荣升成了川南所有各级流亡政府的总代表,妄图以此显赫身份和重要使命来挽留住军官的兴致。他竟忘却了在他的材料里,丝毫没有关怀到那些流亡在外的人,而且自己也绝不愿关心。
军官满脸专注地又听了一会儿,见他很快又将反映的范围缩小到自己的事情上去了,便提醒他:
“这些事材料上不是已写了的吗?”
“有些可能你没看到。”话一出口,黄成立即后悔不该把对军官的不放心表示出来,马上改口,“我们写得乱七八糟的,没详细分类读起来费劲。”
军官轻轻笑了:“都看了,写得不错。能说明问题就行,搞罗嗦了反而使问题不突出了。你们要反映的不就是……”
真可谓有过目不忘功夫的中年军官,把黄成在匆忙中还没口述到的几件事,凭记忆从材料中选取出来做了例举,口中不乏理解同情。
黄成眼里闪现出钦佩感激之光,满怀希望地问:
“咋个解决呢?”
军官对此问题很感兴趣,他想了想,沉思着缓慢回答:“你先回去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你不是知识青年吗?现在四川已开始收中稻了吧?我去过四川,现在差不多打中稻了,正是忙的时候。回去好好搞秋收。秋收不搞好,就没有饭吃呀,粮食糟蹋了。类似于你们那儿的情况,全国其它地方也有,事情迟早总会有个解决的,相信群众,相信党。”他见黄成双手拿着信袋犹豫不决,便补充,“材料可以留在这里,自己邮也行,一样的。”
“一回事?”
军官点点头。
黄成丧气得快瘫软了:仅仅交一个信袋,何必跑到北京来呢?万水千山露宿风餐近一个月,其意义,只抵一张八分钱的邮票!
把材料留在这儿;让他们公事公办地慢慢转上去(真会转交上去?),还不如自己亲手邮寄放心,邮寄还可以一下子将事情直接反映到中央首长那儿去。不过,即使那样,等中央处理到这件事情上来时,不知已是何年何月了,关键是现在就要捧个“圣旨”回去,保障住自己最起码的人身安全。
“给我开个证明吧,否则回去后组织上说我没到这儿来过。反正我到这儿来向你们反映了情况是事实。”黄成想,哪怕有个类似的“圣旨”也好。他自然不敢暴露自己是个逃犯,说话得与刚才擅自当上的特使身份相符才行。
“你有车票吧?”
“有。我是组织正式派来的,当然有车票。”
“车票就证明你来过了嘛。”
黄成瞠目结舌,好一会儿才结结巴巴地狡辩:“但没有个凭证,人家会说我到了北京也不一定受到了你们的接见啊!比如大门口就有很多人没进来成。”
军官早就猜到了黄成的逃亡身份和意图,这样的人他天天都在领教。面对黄成的黔驴小技,他既觉得可怜,又觉得这小子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深深地感知,在无数的上访者中,虽大有无辜善良者,但也不乏因为自身的秉性而致祸的。只要读读他们的状子或听他们讲一会儿话,就可发现在他们身上,常明显地有些难相处或易招惹事非的脾气,如偏激好胜、好出风头、多嘴多舌、尖酸自私、目无领导、专横暴躁、心胸狭窄、自作聪明、骄傲自大甚至理想主义等等,而且都有一张将这些德行充分展现、不甘寂寞、不顾别人感受、好显示自己聪睿高明正直的臭嘴。这些好象与政治问题无关、但如果又突出得与众不同了的毛病,一旦碰上*这样的气候,加之阴错阳差,便以各种形式演变成了他们政治上的灾难,所以,毛主席一再提醒要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黄成的事当然也是个小小的内部矛盾,但他爱莫能助。他知道,上访者们都比较天真,都希望告上一状就立刻获得一张判决书的。
他微笑着对黄成简单解释:
“我们只接收反映,不开证明。”
“啥子证明都不开?”
“不开。”
“收了材料呢?”
“也不。”
“收条也不打?”
军官摇摇头,嘴里一个字也不恩赐了,合上了只给黄成记录了一页多的本子,套上了肥大的笔帽,站起身,好象要出去办点什么重要的事。
黄成只得跟着站起来。他心乱如麻,违心地说了声:“麻烦了。”以期最后的礼貌能感动对方而扭转局势。此话果然有效,使军官暂且放下了仿佛应立刻去办的要事,缓步同他一直走到接待室门外走廊口,还和蔼地同他握了握手。
出了接待站房院,黄成象掉了魂,狼狈地不知该去向哪儿了。
接待站房院前的庭院里,徘徊着一些人,这些人全是从接待站里出来的,神情都十分恍惚,好象在接待室里挨了顿莫名其妙的痛打,也好象在里面丢失掉了什么,个个表情苦楚。黄成茫然而本能地走向他们。
大家稍稍定神后,谁都担心惟独自己受了亏待,相互打听:
“得了东西了吗?”
对方立即反问:“你得了吗?”
“唉——。”表情极其黯然。
“我也没有。”
于是,相对苦涩地摇头笑了。
失败的平等,是医治绝望痛苦的良方,发现别人同自己一样结局,豁达的美德便产生了。他们聚集在一起,很快地亲近起来。大家不久就大体知道了各位是来自何省何地。
友谊产生了,便相互简介冤情,骂*他们的那些王八蛋的娘,也替对方打抱不平,英明果断地出些隔靴搔痒的高招,指点迷津,互享着同情和理解。大家或蹲或站,或从这个人群走向那个人堆,谁也舍不得离开这难得进来的大院。
他们以讥讽怜悯的目光,打量着那些从身边急奔而过的、刚进大门来的幸运儿,幸运儿们一个个都神情紧张两眼放光,兴冲冲地奔向接待室。他们又以幸灾乐祸的微笑,欢迎从接待室出来的新伙伴,新伙伴们都双腿沉重两眼呆滞,不知路在何方。
有个已平静了的中年人,悄悄走到一旁,在一棵古柏树下,从提包里掏出用塑料薄膜包着的油条,揭扔掉薄膜后,扯咬起来,缓慢地咀嚼着思索着什么。大家斜眼关注着他的每一个动作,陆续沉默了,有人咽起了口水,有人想起了现状:一大早忙着赶来告状,虽然一晃已快到中午,自己却连早饭都还没来得及吃呢。
可爱的金黄色油条,不仅使人们从无用的恳谈中清醒过来,意识到肚子已空得难受,而且还使人极不愉快地由吃饭而联想到:已无钱回到那遥远的家乡了!
家乡毕竟是家乡,在那儿,诚然被排斥、被欺负、被陷害,甚至被监督被打骂被关押,但好歹总有吃的和住的,多少还有亲戚朋友及同情者分忧,可以勉强挣扎着活下去,而这里,熙来攘往繁华雄伟壮观神圣美丽的一切,实质上对于自己全如一片荒凉的沙漠,呆下去只有饿死。
使这恐惧普遍产生的原因非常简单:他们来时多数都满怀着希望和信心,潜意识地以为到了北京把冤屈一吐,自己立即就成了好人,既然成了受冤屈的好人,中央除了在案情上要给自己伸冤报仇外,自然在生活上也会有所安排和处理,于是,在京的食宿以及如何返家等问题,也就不必劳驾自己操心了,更何况,身上多带了钱,万一被中央接待站发现了,说不定就不管你了,何必去给公家省那个钱呢,所以出发时就只筹备了来京的路费。有人还同黄成一样无耻地盘算过,等状告准了后,尽可能地别让政府把自己送回去得太早,要力争多玩几天。现在可好,卖物借债、历尽艰辛,竟是拼命地跑到这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半空中来了!
谁都明白,全国各大中城市都有收容所,首都北京当然更有,但自己不是乞丐,是正大光明的受害者或真理在手的革命派,要的是怀揣圣旨荣归故里!哪能仅仅为了一张车票,在这儿故意沦落成讨饭、睡街头的叫花子后,再狼狈不堪地、让政府收容遣返回到自己的敌人手中去,那真比不来还糟!
徘徊在古柏树林中,很多人都意识到了,自己原来是做了一个美妙的梦,这美梦现在变成了噩梦,不,比噩梦更糟糕,是在劫难逃的可怕现实!
高耸参天的大柏树爷爷们,径自眺望着墙外的天安门广场。多少多少年来,它们已目睹了许多许多费解的事,身下这些惶恐的小蚂蚁,全然打断不了它们静默的沉思,只是在凉风吹过时,才轻轻地摇摇头,发出点冥想中的微微叹息。
珍贵的油条,被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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