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唉，’他说，‘你的面包是黑的，你的日子也是黑的。……”等我到了家，正好应了那句俗话：家徒四壁。我有过老婆，可是我把她留在西伯利亚，她葬在那儿了。所以我就做长工过日子。你猜怎么样？我告诉你吧：打那时候起，我过过坏日子，可也过过好日子。眼下，我却还不想死，好孩子，我还想再活上二十年呢。这样说来，还是好日子多。我们的俄罗斯母亲真大哟！“他说，又瞧了瞧两边，还回头看了一眼。
“老爷爷，”丽巴问，“人死了，他的灵魂在人世间还要待上多少天？”
“谁知道呢！这得问问瓦维拉，他上过学。眼下，学校里什么都教。瓦维拉！”老人招呼他。
“啊！”
“瓦维拉，人死了，他的灵魂在人世上还要待多少天啊？”
瓦维拉勒住马，等到马站住才答话：
“九天。我叔叔基里拉死后，他的灵魂在我们的木房里还待了十三天呢。”
“你怎么知道？”
“炉子里一连十三天有敲敲打打的声音嘛。”
“哦，行了。走吧，”老人说。看得出来，他一点也不相信那些话。
到了库兹敏基附近，大车拐弯，上了大道，丽巴就照直走下去。这时候天已经亮了。她走下坡，进了峡谷，乌克列耶沃村的农舍和教堂蒙在雾里。天气很冷，她觉得那只杜鹃仿佛还在叫似的。
丽巴回到家的时候，牲口还没放出来，大家都在睡觉。她就在门廊上坐下，等着。第一个走出来的是老头子，他只瞧了她一眼，就立刻明白出了什么事，好久说不出话来，光是吧嗒嘴唇。
“唉，丽巴，”他说，“你没保护好我的孙子。……”瓦尔瓦拉给叫醒了。她举起两只手合起来一拍，痛哭起来。她立刻动手给孩子穿洗。
“他是个挺好看的娃娃，……”她说。“唉，啧啧。……你只有一个孩子，可是就连这一个也没保护好，你这蠢东西。
……“
早晨做了安灵祭，傍晚又做一回 。第二天下葬。举行葬礼以后客人们和神甫们吃了许多东西，狼吞虎咽，仿佛许久没有吃过东西似的。丽巴伺候他们吃饭，神甫举起一把叉着腌蘑菇的叉子，对她说：“不用为娃娃伤心。这样的娃娃总要上天堂的。”
直到大家告辞以后，丽巴才真切地体会到现在尼基福尔已经不在，而且再也不会活过来了。她明白过来，就痛哭不止。
她不知道跑到哪个房间里去哭才好，因为她觉得孩子一死，这所房子里已经没有她待的地方，她没有理由再在这儿待下去，她变成一个多余的人了；而且别人也有这样的感觉。
“喂，你嚎什么？”阿克辛尼雅忽然在门口出现，大叫一声，为了参加葬礼，她穿得一身新，脸上扑了粉。“闭嘴！”
丽巴想止住哭，可又止不住，反而哭得更响了。
“你听见没有？”阿克辛尼雅嚷道，狂怒地把脚一顿。“我在跟谁讲话？滚出这所房子去，从此不准上门，你这苦役犯的老婆！滚出去！”
“算了，算了，算了！……”老头子慌慌张张地说。“阿克秀霞，小声点，我的好人。……她哭，这也是人情之常。……她的孩子死了。……”“人情之常，……”阿克辛尼雅模仿他的话说。“姑且让她在这儿住一夜，明天可别让我再看见她的人影！人情之常！
……“她又模仿他的话说，接着，笑嘻嘻地往小铺那边走去。
第二天一清早丽巴就回到托尔古耶沃村她母亲的家里去了。
九
现在小铺的房顶和前门涂过油漆，明晃晃的，就跟新的一 样，窗子里照旧开着鲜艳的天竺葵。三年以前在崔布金家里和院子里出过的事，差不多给人忘光了。
老头子格利果里·彼得罗维奇仍旧跟从前一样算是主人，不过实际上一切事情全由阿克辛尼雅掌管；她买东西，卖东西，不管什么事，不得到她的同意就办不成。砖厂经营得挺好；由于修铁路需用砖，砖价已经涨到二十四卢布一千块了。
村妇和村姑用大车把砖运到火车站，装进火车，干这样的活儿一天赚二十五戈比。
阿克辛尼雅跟赫雷明年轻的一辈人搭伙经营，他们的工厂现在叫做赫雷明兄弟公司了。他们在火车站附近开了一家饭铺，那架贵重的手风琴已经不是在工厂里，而是在这个饭铺里奏乐了。邮政局长也在做一种什么生意，常常到饭铺去。火车站站长也一样。赫雷明家年轻一辈人送给聋子斯捷潘一块金表，他常从衣袋里拿出那个表，放到耳朵旁边听一听。
村里人都说阿克辛尼雅有很大势力。不错，每逢她早晨坐上马车到自己的砖厂去，脸上挂着天真的笑容，漂亮，幸福，以及后来到了砖厂，在那儿发命令，人都会感到她有很大势力。
家里也好，村里也好，砖厂里也好，人人都怕她。遇到她上邮政局去，邮政局长总是赶忙站起来，对她说：“请您赏光坐一会儿，克塞尼雅·阿勃拉莫芙娜！”
有一回 ，一个上了岁数、装束时髦的地主，穿一件细呢料的长外衣和一双高统漆皮靴，卖给她一匹马，跟她谈啊谈的，谈得入了迷，竟迎合她的心意，按照她说的低价，把马卖给了她。他跟她握了很久的手，瞧着她那快活、狡猾、天真的眼睛，说：“对您这样的女人，克塞尼雅·阿勃拉莫芙娜，不论您喜欢什么，我都愿意满足您。不过，请您说一声：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单独相会，没人来打搅我们？”
“那随您的便，什么时候都行！”
这以后，这个上了岁数的花花公子差不多天天坐着车到小铺来喝啤酒。啤酒挺难喝，苦得跟艾草一样。地主摇着头，可是仍旧喝下去了。
老崔布金已经不管生意上的事。他身边不带钱了，因为他怎么也分不清真钱和假钱，可是他一声不响，绝不对任何人提到这个弱点。不知怎的他变得健忘了，要是人家不给他东西吃，他也不开口要。家里人已经习惯了，吃饭时候总不记得找他。瓦尔瓦拉常常说：“昨天我们那口子又没吃东西就上床睡了。”
她满不在乎地说这句话，因为她也习惯了。不知什么缘故，无论冬夏，他总穿一件皮大衣，只有遇到很热的天气才不出门，坐在家里。他照例穿着那件皮大衣，掩上衣襟，竖起衣领，在村子里溜达，顺着大路到火车站去，或者从早到晚坐在教堂门口附近的长凳上。他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行人向他鞠躬，可是他不理，因为他跟先前一样，仍旧不喜欢农民。要是人家问他话，他总是合情合理、客客气气地回答，不过答话很简单。
村子里传播着流言，说是他的儿媳妇把他从自己家里赶出来了，不给他东西吃，说是他靠施舍活着。有人听了高兴，有人替他难过。
瓦尔瓦拉长得越发胖，皮肤也越发白了。她仍旧在做好事，阿克辛尼雅也不来过问。现在，果酱多得很，他们还没吃完，新果子就又收下来了。果酱凝成糖块，瓦尔瓦拉不知道拿它怎么办才好，差点哭出来。
大家已经开始忘记阿尼西木了。有一天他来了一封信，是用诗体写的，写在一大张象呈文样的纸上，而且仍旧是先前那一笔好字。显然他的朋友萨莫罗多夫跟他在一块儿服刑。在那些诗句下面，有一行字却是用难看的、几乎认不清的笔迹写的：“我在这儿一直害病。我很痛苦，看在上帝份上帮帮我吧。”
有一回 ，那是秋天一个晴朗的日子，将近黄昏，老崔布金坐在教堂大门附近，竖起皮大衣的衣领，只有鼻子和帽檐还看得清。这条长凳的另一头坐着包工头叶里扎洛夫，跟他并排坐着的是学校看守人亚科夫，他是一个脱了牙齿、大约七十岁的老头儿。“拐杖‘和看守人正在聊天。
“孩子应当养活老人，供老人吃喝，……孝敬爹娘，”亚科夫气愤地说，“她呢，一个做儿媳妇的却把公公从自己家里撵出来了。老头子没吃没喝，上哪儿去好呢？他三天没吃东西了。”
“一连三天啊！”“拐杖”吃惊地说。
“他就这么坐着，老是一句话也不说。他已经变得衰弱了。
何必闷声不响呢？告她一状就是，反正法院也不会夸奖她。“
“法院夸奖谁？”“拐杖”没听清，问道。
“什么？”
“那娘们儿不错，她也算卖力气了。干他们那行生意，不那么办就不行，……我是说，不能不犯罪。……”“他打自己家里给撵出来了，”亚科夫接着气愤地说。“你得自己挣下钱，买下房子，然后才能撵人啊！嘿，你想想看，真有这样的女人！简直是瘟疫嘛！”
崔布金听着，一动也不动。
“不管是自己的房子也好，别人的房子也好，只要暖和，娘们儿不骂人，那都一样，……”“拐杖”说着，笑起来。“我年轻时候，很疼我的娜斯达霞。她是个文文静静的小女人。那当儿她老爱说：”买所房子吧，玛卡雷奇！买所房子吧，玛卡雷奇！买匹马吧，玛卡雷奇！‘她临死，还一个劲儿地说：“你买一辆轻便马车吧，玛卡雷奇，免得自己走路。’我呢，什么也没给她买，只给她买过蜜糖饼。”
“她的丈夫又聋又笨，”亚科夫接着说，没听“拐杖”的话，“十足的傻瓜，活象一只笨鹅。他能懂什么？拿根棍子照准鹅脑袋打下去，它也还是不会懂啊。”
“拐杖”站起来，要回家了。亚科夫也站起来，两个人一块儿走，边走边谈。等他们走出大约五十步路，老崔布金也站起来，跟在他们后面蹒跚地走着，他迈步不稳，好象在光滑的冰上走路似的。
村子已经笼罩在薄暮的昏暗里，那条大路蜿蜒地爬上坡去，好比一条蛇，太阳只照到大路的上半部了。老太婆们从树林里回来，身边带着小孩子。她们提着装满乳菇的篮子。村妇和村姑成群地从火车站回来，她们已经在那儿把砖装进车厢了。她们的鼻子和眼睛下面的脸颊上布满红色的砖末。她们在唱歌。领头走着的是丽巴，眼睛望着天空，用尖细的嗓音唱着，声音发颤，仿佛在得意，在高兴：谢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