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南明朝建立之初，尚有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有数十万军队，有遍布各地的农民起义军（特别是李自成大顺军余部和张献忠大西军余部）的支持，无论是在地域上，人口上，还是军事上都超过清军（入关的清军总兵力不过十余万人），和清军抗衡甚至东山再起光复大明并非是不可能的。但是，由于弘光政权自身的*和内斗——皇帝的荒淫无度穷奢极欲，朝臣的明争暗斗自相残杀，使它不但不能充分地整合和利用优势的战略资源来和清军相抗，而是相反，是在不断地给自己挖掘着坟墓。当然，也为清人消灭它创造出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当初，南京故臣议立福王朱由崧时，争议很大。史可法认为立福王有七不宜：一贪，二淫，三酗酒，四不孝，五虐下，六不读书，七干预有司，恐误国。但马士英等一意孤行，坚持拥立福王，并派重兵强行护送福王朱由崧至南京监国，使之既成事实，迫使史可法等不得不承认。而福王登基以后，正如史可法所言，一上来别的事一概不管，只就忙于选淑女、饮佳酿，命太监四出掳掠民女，扩充后宫，造成民间大恐慌，当时的苏、杭等地为逃避选入宫中，竟然嫁娶一空。有人形容弘光帝“清歌漏船内，痛饮焚屋中”足见其荒淫*到了何等程度。
由于弘光帝只纵情声色，不问国事，把朝政交给马士英掌握。马士英入阁执掌朝廷大权以后，便荐用阮大铖为兵部尚书。这样，马、阮等人便把持了南明的军政大权。马、阮又是阉党余孽，得势以后，便把晚明的“党争”这一恶性肿瘤移植并继承下来，把多年的党争积怨发挥到了极致，更加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地结党营私，任人唯亲，排斥异己，打击政敌。
（这里需要加以补充的是，这里提到的“党”，是历史上的说法，与今天所说的“党”不是一回事，不能相提并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在他的《朋党论》中说，“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君子以道为朋，小人以利为朋”。朋便称党，党也称朋。历史上所谓的“党”，其实并没有明确的纲领章程、组织形式等，只是一些政见相近、利害相关的人，这些人往往也是一些关系较近的人，譬如师生、亲属、同窗、同事、同乡等，无非是一些松散和组合，还谈不上什么组织。也就是俗称的“一群人”，“一伙人”，“一帮人”等等。这样的“党”在历史上累见不鲜，代有传人。后汉献帝时，曾将陈蕃、郭泰、张俭等一大批很有才学，名气很大的人抓关起来，称他们为“党人”。唐朝后期，朝廷发生“牛李党之争”，原因出于牛僧儒和李德裕的政见分歧，牛主张要这样做，李坚持要那样做，朝臣中有的赞同牛僧儒，有的赞同李德裕，形成两个政见不同的“党”，无论谁得势都要排挤打压对方，互相倾轧，互相争斗，长达近半个世纪，后世便将其称为“牛党、李党”。明代后期，阉党与东林党之争尤为激烈，阉党多为太监宦官，东林党则多科举出身的读书人。这两大派系的官僚不停地在互相争斗，互相打压，尤以阉党奸诈凶残为甚。）
这样一来，朝中一大批有才能有作为的大臣都被排挤打压，史可法被贬到扬州督师，姜日广、刘宗周等被相继罢官，或逐出京城，有的甚至被冤枉入狱，朝中便充满了马、阮等人的亲信、亲戚这样一些庸碌之辈。
就在清军歼灭李自成，集中力量杀向南朝的危急时刻，马士英、阮大铖却置江北防线于不顾，撤回防江大军，集中全力，与前来“清君侧”的武昌总兵左良玉杀得你死我活，完全无暇御敌，使清军得以乘虚而入，轻而易举地破扬州，取南京，各个击破。而真正坚持抗战的只有史可法等少数干臣。史可法虽说身为参赞机务兵部尚书，看起来位高权重，但实际上他的手上并没有几个可战之兵，重兵都被马士英、阮大铖所掌握并调去打“内战”去了，所以尽管他英勇抗战，死守扬州，最终也只能如他所说的“全力御敌，鞠躬致命，克尽臣节”了。其他大多数的官僚不是乞降清军“伺奉新朝”，便是东逃西散，挈妇将雏，如猢狲之临树倒，使清军如入无人之境，横扫南明。据说，南京城里有一乞丐，题下绝命诗投水而亡，其诗曰：“三百年来养士朝，如何文武尽皆逃？纲常留在民田院，乞丐羞活命一条。”此诗传至南北，感概者众。
清兵攻破南京以后，将弘光帝朱由崧押解出城，民众非但不同情他，而是沿途夹道唾骂，向他投掷污物。可见民众对南明朝这个“一把手”荒淫*殃民祸国的刻骨铭心之恨！
弘光政权在*与内斗中败亡后，南明便土崩瓦解，一蹶不振。后来相继上台的几位国君，尽管也不乏重振山河的雄心壮志，但败局已定，回天无术，大明朝的最后灭亡也就不可避免地进入倒计时了。
现在，孙可望被李定国击败后带着家眷和残兵败将跑到长沙，投降了洪承畴。由于孙可望曾经是大西军残部在云贵等地的首领，是永历政权的支持者，深知永历政权的内幕，洪承畴便接纳了他，并从他的嘴里了解到永历帝和李定国军的详细情况。于是，他经过认真的分析研究，制订了一个消灭永历，根除大明的详细计划，以便进一步向新主子献计献策邀功请赏。
洪承畴亲自将奏疏带到北京，当面呈报给摄政王多乐衮，向他作了详细的分析说明。他向多尔衮献言，说：当下我大清已经拿下朱明江山的十之*，大局甫定，但还有遍布各地为数众多的残明逆贼在负隅顽抗，他们共同的口号是“抗清扶明”、“共襄勤王，恢复大明”，其目的就是要使残明死灰复燃，卷土重来，我满汉大军奋战十余年也未能将其全部消灭——这是因为他们现在还有一个明桂王朱由榔，此人虽然庸懦无能，但他毕竟是朱明王朝的血脉，残明的象征，甚而至于是朱明王朝的象征，天下逆贼的精神支柱和希望所在，是天下逆贼共同的一面旗帜，此人不除则众逆不服，我大清朝永无宁日。为此，当下的打击对象当以朱由榔为首选，所谓“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当下的上策就是集中军力灭掉朱由榔！灭掉他，就砍掉了众逆贼的这面大旗，消除了众逆贼的精神支柱和希望，众逆贼也就群龙无首，树倒猢狲散，天下就好平定了，我朝便可江山永固，万岁千秋。
他的这一番话说动了多尔衮，使他从千头万绪纷纭复杂的事务中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掌握了打开最后胜利之门的金钥匙。这样，就根本改变了多尔衮对南明永历帝的看法和估计，改变了他对整个战局看法和估计，确定了他的重点打击对象。于是，他决定誊出手来，集中力量，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扫荡云贵，根除永历。
1658年（清顺治15年，南明永历12年）末，清廷兵分三路，一路命清贝子洛托为宁南靖寇大将军，与经略洪承畴从湖南进发，一路命吴三桂为平西大将军，从四川进发，一路命清将卓布泰为征南大将军，从广西进发，每路兵马五万，进入贵州直取云南。又命清郡王铎尼为安远大将军，总统各路兵马，督军入滇，掀起对南明的最后一战。
四
清三路大军浩浩荡荡而来。永历帝大惊，他自从被拥戴当上这个皇帝，至今十二年多，大部份时间都在东躲西藏中度日，尤其令他震骇的是肇庆的逃亡，即位不几天，降清明将李成栋便拿下广州，和清军一起追杀而来，速度之快，如迅雷不及掩耳。他只得仓皇出逃，除太后、皇后、太子和少数宫人外，他的宗室老小，还有许多的宫人都成了清兵的刀下冤鬼。到了昆明才算是稍稍松了一口气，勉强安居了二年，睡了个安稳觉，可清兵又像一群饿狼似的追逐而来。这时，他似乎又隐隐约约听到令人胆颤心惊的铁蹄声，看到气势汹汹的清兵蜂拥而来。他不敢怠慢，当即召开御前会议，召集李定国等众将官研究对策。
是时，由于南明军在广西、湖广等地不断抗击清军，损耗很大，蜀王刘文秀和许多将领已经战死。李定国被加封为招讨使，军政大事全靠他掌握。李定国身系永历政权的安危，意识到这一次非比寻常，清人已是下了决心集中力量来对付永历了，而南明军现在能集中起来的兵力也不过六七万人，这区区兵力是难于和清军对抗的。他经过反复思考，慎重分析，决定充分利用云贵一带多深山、峡谷、江河、险岸、密林的特点，用出奇制胜的办法，险路出奇兵，机动灵活地与敌周旋，使之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保存自己，击退来敌。万一实在不行，便退入交趾地，而后再作长远打算。
李定国将他的这一想法向永历帝和众将官说明，大家也拿不出其它更好的办法，都表示同意并听从他的指挥。
永历最后说：“我大明就全靠晋王与众位将官了，就按晋王的想法去做吧。”
李定国当即作出部署，急令各部迅速调集军队，凡是能战斗的都集中起来，兵分三路分头抵抗：一路命白文选率部至七星关要塞，挡住西路进攻的吴三桂；一路命张光璧至南盘江一带扼守东路，挡住卓布泰；一路命冯双礼出兵中路，在北盘江上游牵制洛托、洪承畴；他自己则率精兵三万，守住北盘江铁索桥，居中进行策应。这样就形成一个保卫滇都昆明的防御体系。
南明军各路按照李定国的部署迅速开赴前线，充分利用有利地势，作好战斗准备，严阵以待。
清军各路进入贵州，分头进击云南。
吴三桂大军抵达七星关。这里为滇黔交界处的要塞，明洪武年间曾设七星关千户所驻军屯防。吴三桂大军进到关前，发现关内已有重兵防守，更兼地势甚为险要，前有滔滔的江水，两侧山势如壁，是个易守难攻的险关。吴三桂来到江边，站在关对岸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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