焓辏�1807年）立，建馆时移至此 2006年4月24日摄有关施琅的争议，据说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之分，且似乎都有见地。只是一旦上升到国家、民族这样的政治层面，难免功利和实用，即使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中，也只能各执一词、莫衷一是，难以廓清其真实面目。对施琅的评价，核心问题是在如何看待他的降清，因为涉及人品，为立身之本。这其实既无须牵向满汉民族之争，也不必扯到明清朝代之变，仅就气节问题对他作出道德评价，即已足够。一个失节不忠之人，在任何时代，都无以立身，为各方唾弃；而其后的作为越大，只会被指祸害越深，骂名更大。以此衡量施琅立身行事，结论不言自明。“贰臣”是指“王朝易代之际，兼仕两朝的大臣”。《辞源》还专设有另一词条“贰臣传”：“清弘历（高宗）乾隆四十一年，诏于国史增列贰臣传。所载明朝降清之大臣，共12卷，120人。”施琅虽未列其中，但乾隆以忠君为标准，在上谕中把降清的明朝官员均称为“贰臣”，认为这些人“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受命”，“大节有亏”，尽管为清朝作出了贡献，其子孙甚至还在清朝做官，但以忠君的标准衡量，他们是不完美的。事实上，郑成功去世后，康熙亲书挽联赞其“孤忠”，并不因反清而否定其忠君。这一做法，被认为是“摆脱了一时的功利计较，肯定了中国历史中永恒的忠奸观念”。贰臣，事关气节，是做人道德底线的丧失，向为人所不齿。如果对贰臣也要“一分为二”，以为可以瑕不掩瑜，表现的不再是宽容和公道，只能是功利的驱使和原则的缺失，终为社会所不容。我们常说“文以人废”。其实，因人而废的，不仅是文；如果人品立不住，与其有关的一切皆可废，毫不足惜，因为“失节事大”。英雄不问出处，本身郑成功当年在鼓浪屿筑有炮台和工事 2006年4月26日摄是一种做贼心虚的不自信姿97态。近乎残酷的现实是，越是英雄，越要问清出处。“出处”经不住拷问的英方 雄，不能说是真英雄。对于他们，即使不能施行法律和行政的惩处，苛之以何为荣何为耻的道德审判，从来不可或缺，无人能免；即使当时幸免，后世也难逃脱；因时势而强做翻案文章，反易自取其辱，为天下笑。此为通例。中外古今，概莫能外。施琅岂能独免？附记：本文发表在2005年5月27日《大公报》副刊《大公园》上，人民网文化频道随即予以转载了。不料，至2008年1月27日，人民网上忽然有署名“红如”的作者针对我的这篇文章写了长篇的“驳斥”文章。具体如何“驳”与“斥”，我将该文照录如下，阅后便知。看得出来，作者很用心，花了不少“考据”工夫。虽然其观点我不敢苟同，但毕竟是一家之言，有些又过于主观臆断，我也就不想作任何回应了。无独有偶，2008年4月，我从香港《广角镜》杂志看到当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以谁命名》，讲的也是如何评价施琅，针对性很强，观点鲜明，而且说得很专业，在此一并附录。2001年10月1日，设于晋江龙湖镇衙口村施氏大宗祠的施琅纪念馆开馆。简介说：施琅初为郑芝龙部将，后因事失和，归顺清廷，由同安副将、同安总兵擢为福建水师提督。郑成功驱逐了盘踞台湾的荷兰殖民者后，郑氏政权据守台湾，与基本统一全国的清王朝对抗。施琅为收复台湾，结束国家长期分裂局面，再三请缨，于1683年率水师攻克澎湖，迫使郑氏政权投降 2006年4月24日摄98 附1：驳斥斯雄的《施琅：英雄不问出处？》
八闽琐记（2）
红 如也许人们早已知道，采用编造谎言、歪曲事实的办法，来诋毁历史人物或他人，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花样了。2006年5月31日，斯雄在其《施琅：英雄不问出处？》（发表在《人民网·文化论坛》）一文中开头便说：“2000年到香港后，与多少有点内地背景的港人见面时，经常听到一句话：‘英雄不问出处。’”接着便批道：“对那些已经成功的现实英雄，没必要再去追究他们过去是不是见不得人——这样的观念，在法治不健全的地方，应该是共有的通病。”笔者就长期生活于港澳地区，然而却从未从“有点内地背景的港人”那里听说过“英雄不问出处”这句话，更不用说是什么“经常听到”了。这分明是斯雄为引出话题以攻击施琅而无中生有的捏造。且其矛头也指向中国内地——所谓“法制不健全的地方”云云。斯雄指责中国内地央视播放的电视剧《施琅大将军》誉施琅为“爱国将领”、“成功完成国家统一”、“英雄壮举”是“实有刻意放大其‘功绩’，故意漠视其名节之嫌”。那么，他的根据是什么呢？为防断章取义，特把其最关键的一段“论证”引述于下：“对施琅的评价，核心问题是在如何看待他的降清，因为涉及人品，为立身之本。这其实既无须牵向满汉民族之争，也不必扯到明清朝代之变，仅就气节问题对他做出道德评价，即已足够，一个失节不忠之人，在任何时代，都无以立身，为各方唾弃；而其后的作为越大，只会被指祸害越深，骂名更大。以此衡量施琅立身行事，结论不言自明。”这真是奇谈怪论！众所周知，评价历史上的帝王将相，主要应是看待其作为对国家、人民起了什么作用，而不是看其个人道德如何。如果其活动对于国家统一进步、民生的安定改善起了促进作用，即使其个人品德有不足之处，对其也应作出肯定的评价。施伟青先生早就评价过评价历史人物唯道德论的观点，指出，如果拿这种观点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那么，“商汤、周武王、管仲、曹操、魏征、宋太祖等等大有作为的历史人物都必须被唾弃”，但是这显然是不公允的（施伟青著《施琅将军传》第104页）。商汤，原是夏朝君主桀的臣子，他起兵推翻桀的统治，建立了商朝。他结束了夏王桀的*，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周武王，原是商纣王的臣子，他率兵灭了商朝，建立周朝。他推翻了纣王的残暴统治，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值得赞扬。99毛泽东称此举是“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95页）。管仲，原是春秋时期齐国公子纠政治集团的主要成员，在公子纠被另一个政治集团的公子小白（即后来的齐桓公）杀死后，管仲不仅没有殉难，反而变成齐桓公最得力的助手，辅佐其成就霸业，存邢救卫，安定王室，稳定了北方地区的社会秩序。管仲的历史贡献有目共睹。曹操，原是东汉刘氏政权的臣子，他名为汉臣，实乃挟天子以令诸侯，精心经营，为其子曹丕代汉称帝铺就了台方 阶。但是曹操实行法治，重视农耕，统一北方，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魏征，在隋末各派政治集团中，原属李密部下，随李密降唐，后被窦建德所获，遂在其手下为官，窦建德败于唐后，他再次降唐。从此他在唐朝任职，以直谏著称，很受唐太宗李世民的器重，促成“贞观之治”盛世的出现。因而他得到人们的颂扬。宋太祖，原是后周的臣子，他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帝位，尔后采取措施加强中央集权，结束混乱割据的局面，发展社会经济，是一位颇有贡献的封建君主，理应给予较高的历史地位。可是，倘若按照斯雄的说法来看待他们，他们则会被斥为“失节不忠之人”，且“祸害”很深，是要背很大的“骂名”的，“在任何时代，都无以立身，为各方唾弃”。不过，事实是并非“在任何时代”都是对他们作如此评价。就中国内地史学界来说，近数十年来，对以上数位历史人物是持一致的肯定意见的。海外学者也大多对他们持正面评价。其实，在这方面早在2000多年前，儒家学派的鼻祖孔子、亚圣孟子，就已为后人作出榜样。战国时孟子和齐宣王的一则谈话，反映了孟子评价历史人物所遵循的标准：“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认为，如果君王残暴，臣下不仅可以背叛他，而且可以诛杀他，取而代之。因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春秋时，孔子的两位学生子路、子贡曾就管仲的评价问题提出疑问，而孔子都明确做了回答：“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以上二则文字用白话文来说即是：子路说：“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公子纠的师傅因而自杀，管仲——公子纠的另一师傅却不殉死。”接着问：“管仲不是有仁德吧？”孔子答道：“齐桓公多次主持诸侯之间的盟会，结束了战争，都是管仲的力量。这就是管仲的仁德，这就是管仲的仁德。”子贡问道：“管仲不是仁人吧？桓公杀了公子纠，他不仅不殉难，反而去辅佐他。”孔子答道：“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人民至今还受到他的好处。假如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沦为落后民族了。他难道要像普通人那样守着小节小义，在山沟中自杀而还没有人知道吗？”由此可见，孔子、孟子都是以是否有利于天下（国家）、百姓为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的。已有著名学者指出：“孔子所称许的仁人有数种类型。”“都是从大处、特别是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