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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切尔和我即刻联手组成团队，在和我们编辑瑞安的见面会上，她交给我们半英寸厚的案件“记录”，向我们解释了模拟法庭的运作过程。我们需要的一切都在“记录”中——所有的事实、辅助证据、程序背景以及审判和上诉法院的司法意见（我们假设要上诉到最高法院）。接下来的六周时间，我们要研究这个案子，准备书面法律意见和模拟法庭上的口头辩词。我们还要定期和瑞安会面，他会给我们一些指导，并对我们的进展进行评价。
雷切尔和我都觉得模拟法庭听起来挺好玩的，能有机会尝试做律师的滋味多棒啊！我俩兴冲冲地带着资料，走过六个街区来到她的公寓楼，我们勇敢地上了摇摇晃晃的电梯，一进门就在沙发上坐下，开始制订我们的行动计划。
“哦，我想我们首先得读一遍这些材料，看看这个案子是关于什么的，对吧？”我问。
“说得没错，开始吧。”
两分钟后，我说，“雷切尔，我有一个问题。”
“什么？”
“是我弄错了，还是瑞安编造一个叫詹姆斯的家伙上吊自杀？”
“是的，我想是他编的。”雷切尔说，“瑞安是个精细的家伙。”
“是啊，够细致的。”
这个假设的案件牵扯到一个叫“詹姆斯？达根”人的妻子，达根在军事基地上吊自杀了，假设是在肯特州，情况非常可疑。我们要讨论和研究的问题是，达根的妻子被司法机关禁止适用联邦民事侵权索赔法是否合理，美国政府是否对达根的去世免责？如果不是的话，在他死亡之前，军事人员接到他妻子紧急呼叫却疏于援救是否应承担责任？
几分钟后，雷切尔也提了个问题，“你看到了吗？这半英寸厚的材料中有好多关于这个家伙自杀的详细图表，还有这些难懂的医学名词。什么‘唾液挂在他嘴边，一脸平静’，什么‘审查皮肤表面和骨骼结构显示，没有任何进一步的信息’，‘实验室数据显示他的尿素氮和肌氨酸酐低，虽然CK高，而且发现了痰生葡萄球菌’？这都是什么呀，我一点都不懂。我选择上法学院而不是医学院真是有原因的。”
“今天是星期四，已经五点了。”我说，“我们该去和凯蒂和伊丽莎白碰面喝几杯了，快走，明天再去想唾液和肌氨酸酐吧。”
雷切尔和我死心塌地要赢这场比赛，模拟法庭是我们法律经历中第一次一对一的竞争，我们一定要赢。我们还没见过对手，但是我们已经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冲动，想把他们当成成熟的葡萄榨成汁。把案情搞清楚后，雷切尔和我开始分头行动，我们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做了深入细致的法律研究。我们寻找能支撑我们立场的相关案件，我们看学术论文、教授著作，一切能增强我们理由的材料都要看。我们分别写了长达３０页的巧妙纲要，定期和瑞安会面讨论达根夫人案件的进程（我们通常在周五上午见面，瑞安明显是个宿醉鬼。当他从酒精残留物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就会兴致高昂地赞扬我们的创造性劳动）。
模拟法庭（实践、实践、再实践！）（3）
模拟法庭开始前的一周，我们收到对方的答辩意见复印件。如果说我对他们的意见没什么印象就太轻描淡写了。
“雷切尔？你有时间读这个吗？”我问。
“这真是令人为难呢！”她说。
“难道这些家伙精神上有缺陷吗？他们是谁？我们在哥伦比亚法学院，是吗？入学在某种程度上可是经过激烈竞争的呀？”
“哦，仅仅读这些垃圾说明不了什么。”雷切尔回答。
“不，是不会。我想我们最好把这些装进书包里。哦，等等——”我狐疑地说，“也许他们准备了秘密计划准备口头辩论时出击？”
“有可能，我们必须准备。”
我们整个晚上都没有安静下来。反复修改法律意见后，我们开始集中精力准备口头辩论。我在公众场合演讲时容易犹豫不决、紧张、怯场。一想到站在对手面前辩论，当着法官的面（三个哥伦比亚法律校友），还有观众会在我演讲时随时走进来旁听（据说他们是故意进来，看看我们有没有出丑），我就会感到不寒而栗。雷切尔比我自信多了，她曾经是大学辩论队的辩手呢。
那天晚上到来时，我们终于第一次见到了我们的对手，埃迪和迪伦。他们都是Ａ组的，雷切尔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他们像双胞胎：又矮又黑，看起来有些吓人，锐利的蓝眼睛和过于胶凝的头发。如果说比身高的话，雷切尔和我明显是赢家；如果比护发品的数量，我们肯定输；如果说比才能，那就等着瞧好了。
雷切尔前半场辩论，她泰然自若，很有说服力，令人印象深刻。她的法律意见是经过反复研究写成的，回答法官的即席提问时也是振振有词，非常自然。总之，雷切尔不仅知道怎么写，还知道怎么卖。
我坐在马蹄形演讲厅里，忧心忡忡，我不能辜负她的期望啊。我紧张地等待出场。忘掉胜利吧——我怎么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呢？
雷切尔的对手埃迪，简直是个灾难。她能够立即回忆起案件的细枝末节，以增强她的论点，其实差别非常细微，有时甚至扯到了哲学立场上去了。我记得埃迪经常说“噢，嗯，我猜。这种情况下应该无罪的，但是要承担一定法律责任什么的。”
当轮到我走上讲台时，我的膝盖因为恐惧而颤抖。我慌了神，不知道怎样开口。我当时身穿黑色西装（因为得看起来像律师那么回事），汗水透过我干净的白色衬衫。我紧张地低下头看我的便条，深呼吸，开始读我准备好的演讲。我还没有读完第二句话，一位法官就打断了我的话。
“金小姐，我们进入真正的问题吧。达根夫人的案子是怎样进展的？军事警察没有普通法上的职责营救达根先生，那么他们的行为不能被视为失职。如果他们没有职责，那么怎么可能违反职责呢？”
看来在这二十分钟的演讲中，我不可能轻松过关了，我深吸一口气，“哦，尊敬的法官大人，很抱歉我不能同意您的基本前提。虽然没有任何学说认为应该创造职责，为死去的达根先生负责，但是军事警察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有特别职责应该介入其中。有几个州已经认可了这种做法，警务人员有普通法上的职责给予他人援救，这是由他们在社会中的独特作用决定的。我尤其要指出的是，在我的法律意见书中，援引的李诉州政府、穆娄诉市议会案件中有相关规定。”
模拟法庭（实践、实践、再实践！）（4）
法官点点头，我继续。
“禁止具有一般职责的警务人员给予救援，这种断言不利于警务人员事后控制犯罪现场，也没有给达根夫人任何安慰。”为了加强效果，我的手指轻敲讲台。
另外一名法官插进来了，“即使如此，作为一项替代方法，如果自杀未遂是不是就可以减轻政府的责任呢？”
“不是的，尊敬的法官大人。”我回答，“这个问题在最近发生的麦克劳林诉苏利文一案中有谈到——和本案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法院坚决认为因为自杀未遂就减轻政府责任，对受害人是非常不利的。”
继续。
我的时间很快到了，我回到座位上。这一切怎么发生的？我怎么表现得这么好？我——一个害怕公开演讲的女孩。我——一个在陌生人面前很难开口说一句话的女孩。我发誓，我抓住了每一个提问。我居然能够振振有词地说服法官，坚决维护我方立场。面对法官的即席提问，我从容不迫，神采奕奕。我自己都感到非常震惊，我发掘出了自己的潜质！
当然，我能有机会表现自己也是对手反衬的结果。轮到我的对手迪伦上台时，他比他的队友埃迪还要逊色。法官向他提问时，他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好像法官给了他个措手不及似的，弄得他完全没有头绪了。他不止一次对法官说，“嗯，噢，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看他这样，我完全没有胜利的愉*，相反，我都替他感到困窘。在他口头答辩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坐立不安，祈求整个事情赶快结束，因为我觉得很不舒服。
煎熬终于过去了，雷切尔和我实现了我们的愿望：我们赢了。她被认为是我们四个人中法律意见写得最棒的，而我呢，获得了最佳辩手的荣誉称号。我似乎开始迈向优秀人才了。
当法官们离开教室后，雷切尔和我兴高采烈，互相祝贺成功。
“你的法律意见书写得真棒。”我说。
“谢谢，我真不敢相信你口头辩论能力那么强。”雷切尔补充道。
“我们真是幸福的傻瓜！”我充满喜悦。
“毫无疑问！”她说。
突然我们听到他们的声音。
在教室后面，埃迪大声笑着说，“笨蛋，我们都是笨蛋！”
迪伦窃笑不止，“我们本该赢的！”
“是我该赢，你这个失败者！”埃迪大声说。
看来他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他们败惨了，尽管他们没有表现出一丝的难过和后悔。雷切尔和我为了准备这个案子饱受折磨，我们绞尽脑汁写法律意见书，查阅各种资料，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上台辩论前神经高度紧张。埃迪和迪伦连最起码的准备工作都没做好呢。最后，我们这次的法律实践这样反映到我们的档案中：“L6679模拟法庭结果不计入学分”。我突然觉得我们辛辛苦苦得来的成功只是一个空壳。
我像个上足发条的马达，模拟法庭一结束，一封封电子邮件提醒我该找暑期工作了——我还没有认真考虑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