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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抗战无关论”(2)
1939年4月1日,在接编《平明》副刊整整五个月之后,梁实秋结束了他与《中央日报》的关系,临离开《平明》副刊之际,梁实秋在副刊上刊出了一则简短的《梁实秋告辞》。旧话重提,犹不免感伤参半:“我不说话,不是我自认理屈,是因为我以为没有说错话。四个月的‘平明’摆在这里,其中的文章十之七八是‘我们最为欢迎’的‘于抗战有关的资料’,十之一二是我认为‘也是好的’的‘真实流畅’的‘与抗战无关的材料’。……所有误会,无须解释,自然消除。所有的批评与讨论,无须答辩,自然明朗。所有的谩骂与污蔑,并没有伤害着了我什么。”相信此时将要离开《平明》副刊的梁实秋是怀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感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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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欢迎梁实秋来”(1)
梁实秋在重庆时,教科书编委会的同事李清悚曾写诗一首为梁贺寿,诗中有云“奉使长安问斗鼠,再生新月照函崤。归来十万平边策,莫使先生卧峡坳”。诗中“奉使长安”、“平边策”等赞语,叙述的其实是梁实秋作为参议员的一次劳军行。
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在汉口成立。梁实秋被推选为参政员,连续四届,一直到抗战胜利为止。1940年1月,身居重庆北碚的梁实秋接到国民参政会秘书处通知,要求他参加“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接到通知后,梁实秋犹豫再三,最终决定参加。对于参加的原因,梁实秋回忆说:“我自抗战以来,只身南下,辗转入川,所谓共赴国难只是虚有其名,实际上是蛰居后方徒耗食粮,真正的是无补时艰,如今有机会到华北前线巡视一遭,至少可以看看华北一带军民的实际情况,可以增长见闻,总是有益之事,所以我终于接受了这一指派。”
梁实秋一行的首站是西安。时驻西安的是第一战区的副司令长官胡宗南。第一战区名为前线战区,其实并未与日军直接作战。胡宗南拥兵数十万,装备精良,但其军事部署却是针对陕北边区。对于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之间的军事冲突,梁实秋也时有耳闻,因而,梁实秋似乎对胡宗南的印象不是很佳,对于胡部消极抗战的态度,梁实秋也颇有微辞,他当时就曾撰文说:“听说胡的部队是中央军队最精锐的一部分,装备也特别精良,我们很想能瞻仰他的风采。我从他的左右及部下的口里听说,胡将军很有办法,‘只要中央令下,几日内即可收复陕北’,对于这样的豪语,我们自然只有钦佩。”联系梁实秋历来的文风以及当时的政治背景,其中所谓“瞻仰”、“豪语”、“钦佩”等词语无疑是别有一番意味的。梁实秋向为温柔敦厚之人,为文亦不辛辣偏激,对不平事皆只点到为止。此处对胡宗南的评价他也语焉不详,但孔子之春秋笔法他却用的是入木三分。
按照预定计划,梁实秋一行本应有延安之行。就梁实秋个人而言,“我最感兴趣的是我们预定的延安之行。延安是个神秘的地方,有人视为不堪一击的一个窟穴,也有人视为‘圣地’,更有些多事的外国记者为之渲染……我个人更想亲自看看共产党控制下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样子”。在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以后,梁实秋等接到重庆转来的毛泽东致参政会电,电文云:“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前来访问延安,甚表欢迎,惟该团有青年党之余家菊及拥汪主和在参政会与共产党参政员发生激烈冲突之梁实秋,本处不表欢迎。如果必欲前来,当飨以本地特产之高粱酒与小米饭。”接到电文后,梁实秋感到很是困惑,“我不知道延安为什么欢迎青年党的左舜生(按:###立场)不欢迎余家菊。中国军队在黄泛区抗敌至于我,在参政会和共产党参议员发生激辩的事是有的,至于‘拥汪主和’则真不知从何谈起”。为此,梁实秋感到悻悻然,他抒发自己的苦闷说:“汪之叛国出走,事出突然,出走之前并无主和之说,更没有任何人拥汪之可能。”接到重庆的指示之后,梁实秋一行决定放弃延安之行,对此梁实秋回忆说:“对于我个人来说,是很大的损失,因为我不能亲眼看看那一边的实在情况。”又说:“我因此而没有去瞻仰延安的机会,当时倒是觉得很可惜的。”
曾有一位朋友写诗赠梁实秋,诗中有句云:“黑头参政曾书策,为问苍生苏息无?”诚如斯言,梁实秋此次前方之行,深入民间,真正体验到了民间疾苦。梁实秋一再感慨“军民疾苦,惨不忍言”。离开西安,在黄河渡口茅津渡,梁实秋深切地领略到了奇特的北国风光:横垣眼前的黄河,有如一条巨龙,汹涌澎湃,黄沙弥漫,惊涛拍岸,其声凄厉。而涌上梁实秋心头的除了一种神圣的悲剧感之外,还有的就是对天下苍生的挂念。深入民间,梁实秋看到的是在黄河决堤之后(国民政府在花园口决黄河之水以抗日军)民不聊生,广大民众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的惨状,他感慨地说:“(决堤黄河)在战略上讲,这是绝对正确的措施。在执行的时候,是否尽了最大的努力以期减少这一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的损失,是否尽了最大的努力以安抚流亡,那是另一问题。”而在黄河渡口,给梁实秋印象最深的是黄河古道上零落的伤兵,张自忠像“最令人难忘的景象是匍匐在黄土道上的零零落落的伤兵……伤兵脸上的颜色是白蜡一样,胳膊腿细得像直棍,衣裳当然是又脏又破。这些伤兵显然没有受到照顾,实在令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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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欢迎梁实秋来”(2)
此次前方之行,给梁实秋印象最佳的是张自忠将军。因梁实秋一行是以参政会的名义到前线劳军,所到之处皆盛情款待,有时则近于奢华。对于此种高规格的接待,书生气十足的梁实秋并不以此为乐,眼见的种种不平事让他心中愀然。对此,梁实秋曾感慨万千地说:“大家只知道‘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其实亦不尽然,后方亦有不紧吃者,前方亦有紧吃者,大概高级将领能刻苦自律如张自忠者实不可多见。”此次劳军行,由张自忠将军出面在司令部招待梁实秋一行的一席“简单而殷勤”的餐会,让梁实秋“永不能忘”。事后,梁实秋回忆说:“四碗菜一个火锅,或以青菜为主,或以豆腐为主,其中亦有肉片肉丸之类点缀其间,尤其豪华的是每人加一枚生鸡蛋放在火锅里煮。”对这种简单的招待,梁实秋的感觉是“我们吃的满头冒汗,宾主尽欢。这是我们出发以来所受到的最真诚最朴素的招待”。而且,梁实秋还补充说:“自从我们出发视察以来,至此已将近尾声,名为慰劳将士,实则受将士慰劳,到处大嚼,直到了快活铺这才心安理得的享受了一餐在战地里应该享受的伙食。珍馐非我之所不欲,设非其时其地,则顺着脊骨咽下去,不是滋味。”
梁实秋一行六人自重庆出发,历时两个月,行程数千公里,先后访问了七个集团军司令部,行程漫长而艰苦。对此次前方之行,梁实秋感慨万端:“回到重庆,大家争来问讯,问我在前方有何见闻。平时足不出户,哪里知道前方的实况?真是一言难尽。军民疾苦,惨不忍言。”“我看到了敌人的残酷,士兵的辛劳,同时也看到了平民尤其是华北乡下的平民的贫困与愚暗。至于将来抗战结束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局面,没有人不抱隐忧的。”
“雅舍”风采(1)
1938年夏,梁实秋以参议员身份来到重庆,几经周折,最后定居于重庆北碚。在北碚定居后,梁实秋与吴景超、龚业雅夫妇合建了一所瓦房,取名为“雅舍”。“雅舍”并不见得是如何的雅致,而是一所标准的四川乡下的低级茅舍,“窗户要糊纸,墙是竹篾糊泥制灰,地板踩上去颤悠悠的吱吱作响”。由于房子没有门牌号码,为便于和外界邮递方便,便有必要为住所取名,梁实秋在和大家协商时建议用龚业雅的名字,叫“雅舍”,当然其中也暗含了“往来无白丁”的“高雅”之意。
居重庆期间,梁实秋受张道藩之邀,出任教科书编委会主任一职。谈起编教科书这一工作,梁实秋是有些感到骄傲的,“抗战期间我有机会参加了这一项工作,私心窃慰,因为这是特为抗战时期需要而作的”。本着这种信念,此后,梁实秋一直默默地从事着这类工作。他不求闻达,不慕虚荣,但求能为抗战尽上一份力量。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梁实秋任编委会一职全天工作,但他却拒绝接受薪金,原因是梁实秋认为自己作参政员已经领了一份津贴。而在当时,梁实秋的经济情况并不宽裕,以至于梁夫人和孩子们来到重庆与他团聚之后,梁实秋一家的生活立即陷入困顿之中,“现在五口之家,子女就学,即感拮据”。为了贴补家用,梁夫人程季淑不得不先后到北碚儿童福利实验区任福利所干事,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具组服装管理员。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梁实秋仍然坚持拒绝接受编译馆的薪俸,并坦言:“人笑我迂,我行我素。”而对那些在后方长袖善舞之辈,梁实秋也没有太多好感。梁实秋有一位同学,历据要津,战时寓居香港,他曾扬言于众:“你们在后方受难,何苦来哉?一旦胜利来临,奉命接受失土坐享其成的是我们,不是你们。”梁实秋闻之勃然变色,并“不寒而栗”。说起梁实秋在编译馆的生活,有一件趣事则不得不提。1944年,有一次北碚组织募捐劳军晚会,同为老北京的老舍和梁实秋合作登台说相声。梁实秋很欣赏老舍的相声表演技巧,老舍教他的相声要领,默诵不忘。但梁实秋提出一个条件,在用折扇敲头的时候只要略为比划而无需真打,老舍勉强同意。老舍和梁实秋连演两晚,头晚由老舍“逗哏”,梁实秋“捧哏”,第二天晚上对调。他二人一胖一瘦,往台上一站,虎着脸,泥塑菩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