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1939年4月，胡适在《人权与约法》一文中也提及刘文典事：“又如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绝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鲁迅和胡适因作文的目的不同，在叙述刘文典事件的细节上有出入，但是无论怎样，刘文典和蒋介石发生直接的冲突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好一个刘文典！
“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1）
1938年5月，刘文典悄悄告别家人，离开北平孤身南下。在朋友的帮助下，刘文典通过英国大使馆人员买到船票，经香港、海防，辗转来到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乱世飘零，征途险阻，一路备受艰辛。数月后，刘文典的妻子张秋华携次子刘平章乘法国邮轮，绕道河内来到云南。战乱漂泊，举家终得团聚，相对凄然。对于此次孤身南下的心理状态，刘文典曾在给梅贻琦校长的信里有过透露，他说：“典往岁浮海南奔，实抱有牺牲性命的决心，辛苦危险，在所非计。”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刘文典逃离北平，前往云南，不仅不是一次愉快而惬意的旅行，而且还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刘文典离开北平前，内心有没有惶惑和恐惧，他没有留下文字，我们也就无法得知。但以人之常情推测，在战乱时期，孤身离家，冒着生命危险飘泊千里前往云南，无疑是需要极大勇气的。此时对刘文典而言，“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兼得”的选择必然是“大丈夫舍生而取义”。对认为“国家民族是大节”的刘文典而言，这是太自然而然的事情。国破家亡，乱世流离，逃难途中的刘文典想必也是感慨万千，后来刘文典在《庄子补正·自序》中说“五稔以还，九服崩离，天地几闭。余复远窜荒谷，公私涂炭，尧都舜壤，兴复何期。以此思哀，哀可知矣”。语句中包含国破家亡之悲痛。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教师们的生活条件十分恶劣，不少教授连粗茶淡饭都难以为继，为养家糊口而到处兼课，就连像闻一多这样的知名教授除兼课外，都还得为人治印换取润金来维持全家生活。西南联大的吴大猷教授曾回忆当时的艰苦生活说：“累不必说了。皮鞋走石子铺的路一天来回二十里，不几天便要打鞋掌。更苦的是袜子。那时我有一条黄卡叽布的裤子，膝盖都补上大膏药或补钉。在学校里有些人穿的会好些，但不管谁穿什么，也没有人觉得奇怪。”与其他教师一样，此一时期，刘文典的家庭生活也很艰难。刘文典曾在给梅贻琦校长的信中提及自己此时的生活状况：“两兄既先后病殁于湘西，先母又弃养于故里，典今年日在贫病交迫之中，无力以营丧葬。”于西南联大任教期间，刘文典全家的基本生活甚至都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传说当时李鸿章之孙李广平居昆明，他和刘文典是同乡，有点远亲，性情也相投。刘文典时常“难以为炊”，就书“刷锅以待”四字差人送到李府。李广平立即“雪中送炭”，帮他解困。有一年除夕，刘文典全家竟然无米下锅，幸得学生送米接济才勉强度过了新年。尽管生活如此艰难，刘文典仍心牵天下，他曾写有《移居西庄舍南有流水松竹》一诗，诗中有云：“极目关河馀战骨，侧身天地竟无心。寒宵振管知何益，永念群生一涕零。”有一次在课堂上学生问刘文典：“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刘文典回答说只要注意“观世音菩萨”就行了。众学生不解，他加以解释说：“‘观’是要多多观察生活；‘世’是要明白社会上的人情世故；‘音’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是要有救苦救难、为广大人民服务的菩萨心肠。”
抗战时期，为避日机轰炸，西南联大教授们都散居各地，大部都迁居乡村。教授们每天到校上课，都须长途步行，而且上课期间还须时刻警惕日机轰炸的危险。任教西南联大期间，刘文典避居市郊官渡，离学校较远，每次上课刘文典都须步行到校。正如他在写给梅贻琦校长的信中所言：“自千年寓所被炸，避居乡村，每次入城，徒行数里，苦况尤非楮墨之所能详。”尽管如此，刘文典却从不缺课。他说：“国难当头，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从这一细节我们可以看出刘文典对教学的态度，而与此相关更让人感慨的一件事则是：解放后，刘文典年事渐高，云南大学为了让他集中精力进行学术研究，一度没排他的课，但他坚持要上课，并声色俱厉地说：“教授怎能不教书？不教书就是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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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2）
西南联大教室旧址
刘文典曾在给清华校长梅贻琦的一封信中说：“典虽不学无术，平日自视甚高，觉负有文化上重大责任，无论如何吃苦，如何贴钱，均视为应尽之责，以此艰难困苦时，绝不退缩，绝不逃避，绝不灰心。”用这一段话来作为刘文典西南联大时期生活的注解应当比较恰当。尽管国势艰危，生活困苦，但刘文典却没有忘记以文化承传作为自己的使命。出于这种“觉负有文化上重大责任”，刘文典不仅是“国难当头，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而且还潜心于学术研究。在西南联大期间，刘文典完成《庄子补正》一书，并于1939年出版。对于此书，刘文典十分自负，他曾经表明自己写作此书的标准：“前人教释此书，多凭空臆断，好逞新奇，或有所得，亦茫昧无据。今为补正一字异同，必求确诂。若古无是训，则案而不断，弗敢妄生议论，惧杜撰臆说，贻误后学而灾梨枣也。”意思就是说，自己写作此书的要求非常严格，言必有据，是正宗的学问。刘文典《庄子补正》一书确也做到了立论严谨，学风扎实深厚，连一向不肯轻易誉人的陈寅恪也作序赞曰：“先生之作，可为天下之慎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得陈寅恪盛誉，时人遂以“庄子专家”称之。本就狂傲不羁的刘文典更是自信满怀，每逢上《庄子》课时，刘文典开头第一句总会自负地说：“《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言下之意，他如不懂，别人就更不懂了。他还曾自信地说：“古今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是我刘文典，其馀半个是冯友兰。”
现在我们的疑问是：为什么在西南联大时期，刘文典会选择庄子研究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为什么在抗战时期刘文典会“觉负有文化上重大责任”，“视为应尽之责”？对于这一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必须联系刘文典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代主任时的一段演讲。在谈及中文系的使命和任务时，刘文典说：“我们国文系，除研究文学外，还负了一个重大的使命，就是研究国学。”而对于研究国学的意义和目的，刘文典补充说：“现在国难临头，国家存亡之际，间不容发，我们应该加倍的努力，研究国学……因为一个人对于固有的文化涵濡不深，必不能有很强的爱国心。不能发生伟大文学的国家，必不能卓然自立于世界。文艺、哲学，确乎是救国的工具。”如此看来，刘文典是把他的学术研究当成救国工具，把庄子研究作为挖掘民族精神的一种手段，“要求民族精神的复活，国家的振兴，必须要发扬我们民族的真精神”。且不论刘文典立论正确与否，单只这种以民族文化传承为使命的精神，确是让人由衷钦佩的，至少，这种立场比之那些民族虚无主义者要可敬得多。正是出于对国学的这种态度，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攻占香港，国学大师陈寅恪困滞于绝岛，一时下落不明。对此，刘文典极为关注，他曾在讲课时忧心忡忡地对学生们说：“陈先生如遭不测，中国在五十年内，不可能再有这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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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庄子跑警报”（1）
无论是在北大、清华还是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刘文典都是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被目之为一大怪人。刘文典的学生曾评价他说：“他的特点就是比以‘怪’闻名的刘师培还要怪上三分，所以时人以‘才高’、‘狂傲’来评价他。”对于时人评价他的“怪”、“狂傲”，刘文典自己也并不否认，甚至以此来标榜。刘文典在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有许多我们目之为“怪”、“狂”的言行举止，通过这些轶事，我们能从一个侧面了解刘文典在抗战时期的生活，能更清楚地折射出刘文典这个魏晋式人物的风度。
在西南联大，刘文典上课很有个性。据当年的学生回忆，刘文典“上课前先由校役沏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他就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从不理会下课铃响，有时一高兴就讲到五点多才下课”。有一次他上了半个小时就结束了，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点上课。”原来那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是要在皓月下讲《月赋》。到星期三，校园里摆了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更有意思的是刘文典讲《红楼梦》。有一次刘文典给学生做《红楼梦》讲座，由于慕名而来的听众太多，刘文典的讲座由原计划中的小教室迁到室外小广场，学生席地而坐，洗耳恭听刘文典高论。其时天已近晚，刘文典则秉烛讲授。刘文典“身着长衫，缓步走上讲台，坐定。一位女生站在桌边用热水瓶为他斟茶。先生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