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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艺术建国”的思想，丰子恺手书联丰子恺在抗战时期非常重视艺术的功效。他在《丰子恺论艺术》中写道：“我在太平时代谈艺术，只是暗示地讲他的陶冶之功与教化之力的伟大，没有赤裸裸地直说。但在现在，国家存亡危急之秋，不得不打开来直说了。我们现在抗战建国，最重要的是精诚团结。四万万五千万人大家重精神生活而轻物质生活，大家能克制私欲而保持天理，大家好礼，换言之，大家有艺术，则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所以我说艺术必能救国。”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尽管丰子恺十分重视艺术的功效，但是他并不主张艺术在抗战时期必须直接表现抗战主题，直接为抗战服务，他所强调的是艺术对人的陶冶功能。因而，丰子恺对抗战时期的艺术教育是持批判态度的，他认为“我国百事颓唐，自伐太甚，有以招致此祸……就艺术教育而言，过去之绘画音乐教育，生吞活剥，刻划模仿，游离人生。教育者徒以死工作相授受，而不知反本。此直可称之为画八股，乐八股。今后非痛改不可”。换言之，丰子恺认为，艺术不能沦为工具，而应当回到艺术本身，“我教艺术科，主张不求直接效果，而注重间接效果。不求学生能作直接有用之画，但求涵养其爱美之心。能用作画一般的心来处理生活，对付人世，则生活美化，人世和平。此为艺术的最大效用。故虽在非常时期，图画科也不必专重抗战画。今之所为艺术教师，解此旨者，有几人欤”？
丰子恺不仅是一个艺术论者，而且还是一个文化论者。在他的心目中，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这个民族的灵魂。只要灵魂没有断绝，那么这个民族也就不会灭亡。因此，在中华民族面临强敌侵略的危急时刻，丰子恺忧郁的目光投向了民族文化的传承。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激烈冲击，抗战时期，中国青年的民族文化素养是不容乐观的，对此种状况丰子恺感到十分痛心，他曾说：“中国文化遗产若山陵，而中国青年不能承受。可惜可痛，莫甚于此。”1939年，丰子恺在宜山浙大讲演《中国文化之优越》，首先就强调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希以此来激励青年的爱国热情和抗战的决心。在演讲的最后，丰子恺又对青年大学生们提出了自己的希望：“诸君是中国最高学府之学生，不久的将来的中国的向导者。发扬文化之责，端在诸君肩上。务请努力保住中国灵魂，以提倡物质文明及发扬固有之精神文明为己任。这才不愧为一个堂堂的中国大学生。”演讲完毕，丰子恺向学生们深深鞠了一躬。此时的丰子恺或许从这些大学生身上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希望在他们的身上保留住“中国的灵魂”，只要这个灵魂不灭，中国就永远有希望，文化薪火相传，这或许就是丰子恺于抗战时期的信念。
“努力保住中国灵魂”（2）
丰子恺《胜利之夜》（1945年8月）
1945年8月，历时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宣告胜利结束，此时的丰子恺蛰居重庆沙坪。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山城重庆的天空到处弥漫着爆竹和硝烟，人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胜利的时刻，丰子恺这个向来温文尔雅的文人也加入了狂欢的人群，直到深夜，他才带着“欢呼得声嘶力竭”后的疲倦，兴奋地走回家。路上他遇到了许多和他一样兴奋的青年，丰子恺热情地招呼他们去喝酒，他需要留住这份疯狂的喜悦。主人拿出两瓶陈年茅台，一屋子人，无论男女老幼，再没有禁忌、拘束和客套，尽情地自斟自饮，放歌高唱。平日不喝酒的人，也豪爽举杯。酒醉之后，丰子恺“思如潮涌，不能成眠。我想起了复员东归的事，想起了八年来生离死别的亲友，想起了一群汉奸的下场，想起了残败的日本的命运，想起了奇迹般的胜利了的中国的前途……无端地悲从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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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小传
丰子恺（1898—1975），浙江桐乡人。原名丰润，自名丰仁，号子凯，后改名子恺。现代散文家、画家。丰子恺受佛教影响较深，曾作《护生画集》寓以佛家护生戒杀之旨。丰子恺漫画常以儿童生活作题材，造型简括，画风朴实。其散文清新流畅，感情真挚自然。17岁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跟随李叔同学绘画。1919年到上海，参与创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1921年东渡日本学习绘画、音乐和外语。1922年回国到浙江上虞春辉中学教授图画和音乐，与朱自清、朱光潜等人结为好友。1924年，文艺刊物《我们的七月》4月号首次发表了他的画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其后，他的画在《文学周报》上陆续发表，并冠以“漫画”的题头，自此中国才开始有“漫画”这一名称。1924年在上海创办立达中学。1925年成立立达学会，参加者有茅盾、陈望道、叶圣陶、郑振铎、胡愈之等人。1929年被开明书店聘为编辑。1931年，他的第一本散文集《缘缘堂随笔》由开明书店出版。“七七事变”后，率全家逃难，先后在宜山浙江大学、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并从事绘画创作。1946年定居杭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国画院院长等职。1975年9月15日逝世。主要著作有：《缘缘堂随笔》、《音乐入门》、《丰子恺书法》、《车厢社会》、《率真集》等。
往事追忆
在众多的花木中，父亲似乎尤其偏爱那两株盆栽的石榴树，每当果实尚未长大红透时，他便挑选一些较大的，在上面用小刀逐个刻上自家的、亲友的、邻居的，几乎所有熟识的孩子们的名字。而当这些石榴长得像一个个小红灯笼时，上面刻的名字也嵌得深深的，像是天然生就似的。每当这时，大约总是挑个星期天吧，父亲便把所有的孩子都叫来，园子里的小桌上摆满了各色糖果和一个个咧嘴在笑的红石榴。接着，他便和孩子们一起唱啊，跳啊，做各种好玩的游戏，或是大家围坐在他四周，听他讲迷人的童话，最后他把糖果和石榴按照上面所刻的名字分发给大家。我们都异常喜爱这一时刻，后来便把这一天称做“石榴节”。
1958年，郑振铎生前的最后一幅留影
上面这段文字是郑振铎之子郑尔康对其父生活往事的追忆。且不论其人如何，单只这一幅画面便足以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郑振铎为人豪爽、单纯，襟怀坦荡，他的学生廖静文回忆他说：“他笑的那样单纯、朴实而又富于感染力，使人觉得他从来不掩饰内心真实的感情，流露出一颗胸怀坦白、是非分明的赤子之心。”而唐彛运挠∠笫牵骸八惹椤⒄保永床谎谑巫约旱母星椋钊艘谎劬涂梢酝叫牡住Ｎ颐羌父瞿昵崛耍诒澈蟪３Ｏ泛羲咸煺妗嘧又奈淬娜废缘煤艿ゴ浚芴煺妫谑烊酥屑洌袼茄蠡程孤剩Τ渑娴模一姑挥屑降诙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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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一腔正气”（1）
……上海沦为孤岛，所谓“大道市政府”成立，当时他在暨南大学教书，风传教育界有些人将出任“新贵”，他碰到他们，总是直言不讳，以民族大义相责，这些人也向他矢口否认，说了一套“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之类的话。他很快就相信了。过了几天，就是那些他所认为“好的很”、“好的不得了”的人，一个个袍笏登场。我去看他，他正瞪着金鱼眼，坐在破沙发上，默默的在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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