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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吼摇天万里威”（1）
由日本秘密回国之后，郭沫若不得不考虑回到国内后的出路问题。到达上海的当天，孔德研究所的朋友沈尹默就率直地提出了这一问题：是在国民党中谋职，还是从事青年教育工作？而沈对此皆不赞同，他建议郭沫若目前最好还是继续研究古代文化，从事纯学术的研究。从这段史实中我们可以看到沈尹默作为一个纯粹的学者的率真和单纯。战争就是政治，一场关乎全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不可避免地会把许许多多的人卷入到政治态势之中去。郭沫若更是如此，他的精神个性决定了这一点。以郭沫若浪漫诗人的心性而言，他抛妻别子历险回到国内，绝不仅仅是为了纯粹的学问。而且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中，即使郭沫若自己想留在书斋中做一个纯粹的学者也不可能。作为北伐战争中的一个政治风云人物，郭沫若的行为不可能完全是个人行为，他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党派力量的干预和制衡。作为曾经的政治人物，郭沫若的行为实际上已经成为极富政治文化含义的象征性符号，他的行为方式和轨迹，都已经不能完全由他自己来完成。回国后，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举行的欢迎宴会上，郭沫若表明自己回国的态度，情绪激昂，铮铮之言掷地有声：“国势危殆至此，舍全民族一致精诚团结、对敌抗战外，实无他道。沫若为赴国难而来，当为祖国而牺牲。”此后，郭沫若便融入了整个民族的抗日洪流之中。不过回国伊始，郭沫若还是与政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还是宁愿以纯粹文化人的方式抗战救国。
郭沫若（左一）与茅盾等
创刊于1937年8月24日的《救亡日报》是抗战期间有着广泛影响的一份重要报纸，是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上海军民奋起反击，“淞沪抗战”揭开了序幕。郭沫若与夏衍等人以救亡协会的名义创办了《救亡日报》，郭自任社长，夏衍和阿英分任主笔和主编。关于报纸创办的经过，于伶在一篇怀念郭沫若的文章中有过叙述：“‘八·一三’上海抗战的炮声终于响了……文化救亡协会成立了。在郭老的寓所，筹办了《救亡日报》，党组织请郭老担任社长，夏衍与阿英同志分任主笔和主编。”夏衍在《忆阿英同志》一文中也谈到：“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同志孑身从日本回国，杏邨同志当了郭老得力助手，和我们一起，创办了《救亡日报》。”当时的上海，报业竞争已经非常激烈，新创一份报纸短时间内很难打开局面，创办伊始，《救亡日报》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夏衍曾回忆说：“我们的依靠，是当时参加‘上海文救’的绝大部分进步文化工作者。所有当时在上海的知名进步人士，首先是宋庆龄、何香凝、邹韬奋、胡愈之、郑振铎等等，此外，还有文学界、戏剧界、社会科学界、电影界的各方面人士，都替我们写稿，甚至自愿替我们奔走采访消息，有的还替我们跟报贩打交道，劝说他们帮助这份在上海很难打开局面的正派报纸。”郭沫若不仅亲笔题写了刊头，而且撰写了不少评论、杂感、诗歌和战地通讯。在郭沫若等的努力下，《救亡日报》很快在上海站稳了脚跟，打开了局面。广大读者争相购阅，以致报摊上常有人不说买什么报纸，而说买“郭沫若”。《救亡日报》大大鼓动了上海军民的抗日爱国情绪，一时间，《救亡日报》所在地成了抗日军民的联络站。1937年8月，上海文化界举行救亡###郭沫若自己也经常出现在前线采访，并频频与众多抗日将领接触，以致日本当局一时摸不清他的真实情况，居然在广播中说什么郭沫若“带了五万兵和中央军联合在上海前线作战”。在火热的战斗生涯中，前些日子的茫然、孤独、伤感骤然消失，郭沫若感到自己融汇在这支抗日大军中时，又像是当年鏖战武昌城下的年轻将领，浑身充满了对血战到底的渴望与力量。郭沫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这次抗战的结果把我们的民族精神振作了起来，把罩在我们民族头上的陈陈相因的耻辱、悲愁、焦躁、愤懑，一扫而空了。我自己的额头上的皱纹，眉间的郁浪，也应该是随着这民族觉醒的机运而消逝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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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吼摇天万里威”（2）
在上海的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郭沫若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这点连国民党政府亦不否认。9月的一天，郭沫若突然接到陈诚转交的蒋介石的来电，命往南京晤面。9月24日，郭沫若应召来到南京，与蒋介石见面，两位北伐时期的故人再次会面。会见中，蒋介石希望他留在南京，还答应给他安排一个“相当的职务”。蒋介石说：“一切会议你都不必出席，你只消一面做文章，一面研究你的学问好了。”蒋还问到他对甲骨文、金文今后是否还有继续研究下去的兴趣，并表示，将来可以设法帮助他把散在欧美各国的古器物学的材料收集起来。郭沫若回答说：“古器物学的研究，在中国似乎有成为一般趣味的倾向，但我自己回到中国来仅仅两个月，对那些研究就好像隔了两个世纪。沉潜在那些研究里，在我自己看来倒是一种危机。”他向蒋介石表示：“没有可能参加任何的机构。”“文章一定做，但名义不敢接受。”这实际上是谢绝了蒋介石对他的职务安排。
淞沪战局终于不可挽回，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随着大上海的瘫痪，各种救亡刊物和活动都先后停止，《救亡日报》当然也无法再在这孤岛上存活。11月21日夜，郭沫若为《救亡日报》写就“沪版终刊致辞”，《救亡日报》暂时停刊，郭沫若等也于当天离开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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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们的精神武装起来”（1）
上海沦陷之后，郭沫若等经香港抵达广州。1938年元旦，《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郭沫若在复刊词中写道：“救亡就是我们的旗帜，抗战到底就是我们的决心，民族复兴就是我们的信念。”但在此时，《救亡日报》遇到了经费困难，此时《救亡日报》唯一的经费来源就是广东实力派人物余汉谋每月捐助的银元一千元。为了筹集《救亡日报》的办报费用，郭沫若准备赴南洋募捐。正当郭沫若准备行装之时，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他的行程，也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轨迹。这封电报来自于时任武汉警备司令部司令的陈诚，电报内容简单又神秘：“有要事奉商，望即命驾。”事出何因，郭沫若不得其解，最后决定前往。而促成此行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后来郭沫若在其回忆录中说：“八路军已经在汉口设立办事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都出来了。多年阔别，很想去看看他们。”郭沫若的回忆应该是事实，北伐时期，郭沫若与周恩来等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尤其是对周恩来，郭沫若一直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1928年郭沫若流亡日本就是周直接安排的），有此机会得晤多年不见的老友，决定一行这也是人之常情，也当为实情。
1938年1月6日晚，郭沫若登上了广州至汉口的火车，同行的还有日后成为他夫人的于立群（于立群准备绕道武汉到延安学习）。夏衍在送两人上火车时曾开玩笑地对于立群说：“到了那边（指去陕北），不要和别人‘拍拖’（广州方言指男女交朋友）呀！”有关此事，郭沫若回忆说：“（此时）我在精神上已经紧紧‘拍拖’住她了。”由此可见，当时的郭、于两人，关系已非同一般，至少是心生情愫。临去武汉前，郭沫若在广州新亚酒店等待夏衍前来交接《救亡日报》事务，每天和于立群一起习字（于立群出自家传，写得一手好字）。在此期间，两人关系迅速升温，郭沫若曾写给于立群一首赠别诗，其中有言曰：“陕北陕北我心爱，君请先去我后来，要活总要在一块。”诗中包含的意思不言而喻。当然，郭沫若与于立群的关系后来给安娜夫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也给了许多文人予以攻击的口实。对此，我们既不能一味替郭辩解和掩饰，更不能以道德家的面目对此进行道德上的判断，这种纯粹的个人私事，其间的恩怨纠葛、是非曲直都不是外人所能了解的。
1月9日，郭沫若抵达武汉。自南京、上海失守后，各界名流汇聚武汉，此时的武汉实际成为抗战的临时首府。到达武汉后，郭沫若此行的谜团终于解开。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想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上恢复大革命时期北伐军中的政治部，其具体做法是成立军委会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政治部下辖四个厅，分别为管军中党务的一厅、管民众组织的二厅、管宣传工作的三厅以及管后勤的总务厅。同时，拟任郭沫若为三厅厅长。陈诚急电郭沫若来武汉，意即为此。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无论是对国民党方面而言，还是对共产党方面而言，郭沫若都是第三厅厅长的不二人选。国民党方面当然是希望利用郭沫若在文艺界的声望来延揽人才，同时也摆明统一战线的政治姿态；而对共产党而言，有郭沫若则意味着一份政治力量，甫一见面，周恩来就表达了希望郭沫若能够就任三厅厅长的意愿：“老实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但就郭沫若本人而言，他对此却并不感兴趣，他向周恩来表示：“让我处在自由的地位说话，比加入不能自主的政府机构，应该更有效力一点。另外，我一旦做了官，青年们是肯定不会谅解我的。”得知郭沫若的态度，林伯渠也表达了希望郭就任的意愿，他开玩笑地打了一个比喻：“这是政权开放的第一次，门虽然还开得很小，我们应该用力去把它挤大些。让我们一道去挤吧！”郭沫若能感觉得出，大家都希望他能够上任。但对于出面组建三厅他还是有些犹豫和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