够上任。但对于出面组建三厅他还是有些犹豫和疑惑，他做不到像当年在广东投身于军旅那样毫不犹豫。与十馀年前的决绝和无所顾忌相比，郭沫若的人生境遇和人生经验都有了太大的变换，也有了许多的顾虑。郭沫若对于自己在结束政治流亡后应该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生存方式，对于自己的人生是不是应该再一次与政治结缘，是有所游移的，是怀着一种矛盾的心情的。在这种顾虑中既有郭沫若对于国共合作政治态势的某种判断，也有他从参加北伐到南昌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之前那一段政治生活经验的影响，而且在郭沫若的精神个性中，其实一直存在着几分昂首天外的自由不羁。因而此时，郭沫若内心是极不平静的，他感到有些无所适从。此时他的心理在《洪波曲》中曾有披露：“我受着这种进步意见的促迫，实在不应该再有二话好说。何况第三厅厅长的位置何尝低。据说厅长的官阶是中将，这在别人已是求之不得的了。我自己是标榜着‘救亡工作者’的人，难道还要高抬自己的身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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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们的精神武装起来”（2）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更坚定了郭沫若不做厅长的决心。这是陈诚主持召开的第一次部务会议，时间是2月6日。事前郭沫若并不知道是开部务会，只知道是陈诚请吃中饭，当他与阳翰笙赶到陈诚公馆时，才知道是部务会议。说是部务会，却没有通知周恩来参加，这使郭沫若感到诧异。在吃饭前有一些闲话式的讨论，吃饭后会议正式开始，弄得郭沫若有点进退维谷。会上，陈诚、康泽、贺衷寒等大讲“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极力抬高国民党，郭沫若觉得极不舒服。轮到他发言，他很严肃地说：“我认为自己还没有充当第三厅厅长的资格。”郭沫若继之特别强调，自己不是以厅长的资格而是以朋友的身份来说话的。他说：“第三厅既然负责宣传工作，就免不了有不少专家参加。而这些文化专门人才大部分都不是国民党员，假设拿‘一个主义’的尺度来衡量，那么就一定找不到几个人。所以我希望能改变门禁的森严。否则，不仅外面的人才进不来，里面的人也还可能从窗口跳出去。不管谁做厅长，这些原则总应该定好。”散会后，郭沫若对阳翰笙流露了心中的不悦，并决定坚辞第三厅厅长，离开武汉前往长沙。阳翰笙劝郭见了周恩来再走，但郭沫若担心见面后又被挽留，故决定不辞而别。去长沙前，郭沫若对于立群说：“我要到长沙去，说不定不会再回来了。你去陕北，我们虽然相隔遥远了，但后会有期。”
“伤心最怕读怀沙，国土今成待剖瓜。不欲投书吊湘水，且将南下拜红花。”郭沫若怀着这样的心情抵达长沙。在长沙，郭沫若见到了许多十几年未见的文友，如主办《抗战日报》的田汉、廖沫沙，音乐家张曙等。郭沫若也坦诚告诉朋友们自己来长沙的缘由，并说：“我是避难来的，我不想进政治部，仍打算到南洋募款来干文化工作。”郭沫若在长沙显得很悠闲。他看望了由延安回长沙的徐特立，见了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出席长沙文化界开的欢迎会，应邀作演讲，听湘戏，进咖啡馆，游岳麓山，凭吊黄兴墓、蔡锷墓、屈子庙、贾谊祠……但郭沫若表面的悠闲仍掩饰不住他内心的焦虑。在一次宴请田汉等好友的聚会中，郭沫若开怀畅饮，于酒醉中，他指着男的骂“男政客”，指着女的骂“女政客”，最后还重重打了自己三记耳光，一迭声骂自己也是“混账的政客”。从这些小轶事中，我们大致可以想像郭沫若当时的心理状态。
武汉方面不断有函电来催促，有的是劝勉，有的是严词责备，说他不该不辞而别。陈诚也数次电催郭沫若回武汉上任，并表示一切问题都可以面商。他特别强调：郭沫若回武汉，三厅才开始组建；若不回，三厅则虚悬以待。如果说陈诚的口吻还稍显宽容的话，继之黄琪翔的电报措词则较为激烈，其中说：“你假如要再开玩笑那大家都不把你当成朋友了。将来的历史也不会宽恕你的。”如此局面，令郭沫若进退两难。郭沫若很清楚政治部的恢复在国民党方面的真正用意，也很清楚他对共产党的意义。他也完全可以想像出自己将成为国共两党微妙政治关系的一个注解和自身的政治符号意义。出任三厅厅长就意味着他要在两个角色之间保持平衡，既要冲锋陷阵，又要委曲求全。以郭沫若的个人经历和气质而言，他更愿意以一个文化人的身份自由呐喊，单纯而豪壮。尽管如此，但他又能做何种选择呢？
时在武汉的周恩来，一方面电示田汉做郭沫若的工作，另一方面则继续与国民党上层交涉，争取更加有利的条件。2月26日，于立群突然出现在郭沫若面前，她带来了周恩来等人的亲笔信，周恩来在信中明白告诉郭沫若：陈诚请他立刻回去，一切问题都可当面商量。但郭沫若仍在迟疑，他感慨万分地说：“周公之请，理当奉行。但陈诚当家的政治部是去得的么？那是地狱，寿昌！”田汉眼见郭沫若还在犹豫，便在一旁催促说：“国事如此，我不入地狱，又有谁入地狱呢？朋友们都在地狱门口等着，难道你一个人还要留在天堂里吗？”郭沫若终于下定了决心，明确表示了意见：“好吧，我们就去受罪吧。”田汉此刻掉头对于立群开玩笑说：“不辱使命！毕竟还是女性的力量大，爱情的力量大啊！”临行，郭沫若要求田汉与他一同回武汉到三厅工作，田汉一口应允。几天后，郭沫若结束了在长沙的避居生活，和于立群携手踏上了回武汉的列车，同行的还有田汉、张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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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们的精神武装起来”（3）
国民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成员合影。
中坐者右起：郭沫若、翦伯赞、杜国庠
由于郭沫若出面主持工作，团结了思想界、文艺界、学术界著名人士的三厅于4月1日正式成立，各种人才，济济一堂。三厅的组成人员差不多均为专家教授、社会名流、文化人士。其中包括徐寿轩、张志让、洪深、郑用之、董维健、冯乃超、杜国庠、傅抱石、史东山、应卫云、马彦祥、冼星海、张光年、张曙等。这些社会名流在很短的时间内，都集结在抗日救亡的大旗之下，时谓“名流内阁”，称极盛焉。三厅的这种阵容也令陈诚大为惊讶，他没想到郭沫若和三厅会有如此感召力，三厅的“名流内阁”也因此名扬一时。此处我们要谈及，徐悲鸿原为拟议中的第三科科长。徐悲鸿为此亦从重庆赶到武汉。但他不知三厅的具体地点，结果到了政治部并见到了陈诚。郭沫若知道这件事赶到政治部时，见徐悲鸿脸色难看。徐对郭说不愿意做官，并表示将即刻前往广西。郭沫若再三挽留未果，此事一直令郭沫若很茫然。他后来说：“我猜想悲鸿可能是受到了侮辱，‘革命’衙门的气事实上比封建衙门的还要难受。”与此相对应的是郭沫若对胡愈之的态度。胡愈之是三厅成员到任最迟的一位，当时他正在上海从事《鲁迅全集》的出版工作。在郭沫若及武汉朋友的一再催促下，胡愈之在料理完出版事务后即匆匆赶到武汉。然而，出乎大家预料的是，他坚持不愿出任五处处长。最后，用郭沫若的话说：“为了敦促他就职，我几乎向他下跪。”郭沫若精诚所至，终使胡愈之答应上任。
在郭沫若的筹划下，三厅以组织抗战宣传周活动的形式开始了它向社会的首次亮相，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宣传工作。1938年4月7日，郭沫若用热情洋溢的演说，拉开了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的序幕：“我们有最大的诚意，与必死的决心，我们要和前线将士抱一样必死的决心，把我们精神武装起来！我们要一声呼喊摧毁敌人的心胆！”在宣传周的第一天恰逢台儿庄大捷，于是临时决定组织十万人的火炬游行，以示祝捷。在十万群众火炬游行的队伍中，郭沫若走在前列，“从黄鹤楼望去，但见汉水两岸数十条火龙蜿蜒不断，万点炬火映红了江水，口号声、救亡歌声响彻云天”。对此，郭沫若一语概之：“武汉三镇的确是复活了！”三厅抗战文化工作的序幕由此拉开，郭沫若亦开始以三厅厅长的身份高扬起抗战文化的大旗，成为“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
1937年7月，在周恩来、郭沫若倡议并主持
下，成立“武汉各界抗战建国周年纪念筹备
会”并展开献金运动。图为妇女献金场景
抗战时期无疑是郭沫若一生非常辉煌的一段时期，他不仅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作为抗战文化的一个领军人物在亦文亦政的道路上走得从容自如。应该说，是时代与个人的双向选择，决定了郭沫若在抗战期间及其以后所走上的人生道路。抗战是个需要英雄的时代，也是造就英雄的时代，历史就是以这样的方式选择了郭沫若。或者说时代为郭沫若提供了这样一个弄潮的机遇，使他得以在抗战文化领域尽展才情，叱咤风云。从个人方面来说，郭沫若不是不可以选择其他的生存方式，譬如继续做一个专注于历史研究的学者。在他刚一回到国内的时候，沈尹默给他的建议就是去作学问。蒋介石在南京见他时，也有过这样的建议。或者专注于文学创作，做一个不问政治的所谓的“纯粹的文人”。但他首先还是接受了时代对于他的选择，接受了一个关乎政治的挑战，去担当一个文化班头的社会角色。当然，郭沫若做出这样的个人选择，也不是一念之间的决定。回到抗战的历史场景中，郭沫若所做的历史选择，既是文化的选择，也是政治的选择，而且首先是一个政治上的选择。当时在文化界声名毫不逊于郭沫若的周作人的经历，是一个很发人深省的鲜明对比。当郭沫若冲破了重重阻碍，从日本只身回到国内，投入到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