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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小传
郭沫若（1892—1978），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原名开贞，笔名郭鼎堂、麦克昂等，四川乐山人。1914年留学日本，于九州帝国大学学医。1918年开始新诗创作，从事文学活动。1921年出版诗集《女神》，以强烈的革命精神，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豪放的自由诗，开创了“一代诗风”。同年夏，与成仿吾、郁达夫等发起组织创造社。1923年大学毕业后弃医回国到上海，编辑《创造周报》等刊物。1924年，通过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较系统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1926年任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科学长。7月随军参加北伐战争，此后又参加了南昌起义。1928年起，郭沫若流亡日本达十年，其间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古文字学，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著作，成绩卓著，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别妇抛雏，只身回到祖国，筹办《救亡日报》，出任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负责有关抗战文化宣传工作。其间写了《棠棣之花》、《屈原》等六部充分显示浪漫主义特色的历史剧。1949年8月，当选为首届全国文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第一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三、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文联第二、三届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协名誉会长等职，以主要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活动和文化的组织领导工作以及世界和平、对外友好与交流等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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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的爱与美
冰心一生的故事是爱与美的故事，她说有了爱便有了一切。冰心曾说：“世界在变，人事也在变，但在多变的程途中，要掌握着不变的定律。”而在我们看来，这“不变的定律”于冰心就是两个字：“爱”和“美”。早在中学时期，冰心就写道：“我和万物，完全是用爱濡浸调和起来的，用爱贯穿连结起来的。只因充满爱，所以我对于宇宙万物所发出的意念，言语，行为，一切从心所欲，又无一不合于爱，这时便是‘自由’。真理就是一个字：‘爱’。”冰心是世纪的同龄人，也是世纪的见证人。她见证了“二十一条”的耻辱，又经历了流离八年的抗战……在动荡和苦难中，冰心造就了她成熟的人生。
冰心曾在《给日本的女性》中回忆抗战中的自己说：“八年的痛苦流离，深忧痛恨，我自己仍旧保存着相当的淳朴、浅易和天真。”抗战八年期间，通体浸润着“爱”的冰心从容而平静地应对战争所带来的苦难。她在抗战时期的经历，似乎在向世人昭示：人的生命有多大的承受力，既然战争所带来的苦难是不可避免的，那就坚强地活着，体验那超乎想像的苦难并战胜它。整个抗战期间，冰心的笔下并没有对抗战苦难的简单复述，也没有如刀枪般的抗战的呐喊，她只是用她那“满藉着温柔，微带点忧愁”的笔调静静地叙述着一个普通人在苦难面前的哀与愁，苦难中的快乐与温馨。她用自己的经历和创作，用自己面对苦难的态度，带给承受战争苦难的人们熹微中的最初一线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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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我要走到天之涯，地之角”（1）
吴文藻、冰心夫妇1937年6月29日，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冰心和吴文藻结束了近一年的美欧之行（燕京大学的学术休假），由巴黎取道西伯利亚铁路回到北平。回到燕京大学后，亲朋好友久别重逢自是喜不自胜。然而，冰心还来不及休整旅途的劳顿，还来不及回味亲友重逢的喜悦，战争的阴云便开始笼罩着北平这座古城。战争带给人们心灵的震撼是巨大的，身处燕京大学的冰心同样也经历了这样的震撼。7月28日清晨，十六架日本飞机，在晨光熹微中低飞而来，在燕京大学附近的西苑兵营投下了三十二颗炸弹。炸弹的一声声巨响震动了幽静的燕京大学校园，冰心切身体会到了战争的来临以及它的残酷。没过两天，冰心从清华大学友人处得知最痛心的消息：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已撤出北平，北平已沦入敌手。得此消息，冰心当时无疑是震惊和悲愤的，在自己的散文中她沉痛地写道：“北平死去了！我至爱苦恋的北平，在不挣扎不抵抗之后，断续呻吟了几声，便恹然死去了！……四野的炮声枪声，由繁而稀，由近而远，声音也死去了！五光十色的旗帜都高高的悬起了：日本旗、意大利旗、美国旗、英国旗、红十字旗……只看不见青天白日旗……西直门楼上，深黄色军服的日兵，箕踞在雉堞上，倚着枪，咧着厚厚的嘴唇，露着不整齐的牙齿，下视狂笑。”
北平沦陷后，北大、清华的师生纷纷撤离北平，北平的其他大学也迅速撤退到大后方。大部分师生从天津乘船经烟台、青岛，到济南，然后分赴全国各地。还有部分师生到长沙，进入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大学共同组织的长沙临时大学。冰心、吴文藻此时任教的燕京大学因是美国教会大学，燕大校长司徒雷登要求教师们都留在北平，照旧开学。燕京大学在校园高高的旗杆上升起了美国国旗。危难时刻，何去何从，冰心苦苦思索着。
国难深重，理应共赴国难，为抗战尽绵薄之力；而且清华、北大的同窗好友皆已南迁（吴文藻是清华出身），冰心夫妇留在北平即如离群的孤雁。然而此时冰心怀有身孕，即将临盆，行动已经很不方便，更无法承受颠沛流离，远途跋涉之苦；而吴文藻在燕京大学担任的课程，也得继续讲授。夫妻俩经过反复商议，最终决定暂时留在燕京，等孩子生下来后再作计议。冰心后来回忆说：“7月7日，卢沟桥上燃起了战争之火……为着要争取正义与和平，我们决定要到抗战的大后方去，尽我们一份绵薄的力量。但因为我们的小女儿宗黎还未诞生，同时要维持燕京大学的开学，我们在北平又住了一学年。”
1937年秋，燕京大学照常开学。尽管此时因太平洋战争还没有爆发，受美国政府保护的燕京大学尚未受到太多战争炮火的洗礼，但却也是物是人非，冰心像燕大校园内已经没有了往日欢愉宁静的气氛，不时传来的都是祖国城市陷入敌手的噩耗。日军占领平、津后继续向南挺进，占领上海后继续向西入侵，而北平的中小学生在日军的机关枪紧紧跟随监视下“抱着太阳旗，五色旗，红着眼，低着头，‘庆祝’保定陷落，南京陷落……”。这一切，正如后来冰心回忆中所说：“我们出入城关，看到北平人民在日伪统治下的惨状实在气愤……。”忍辱偷生，所有的一切都染上了一层忧郁的颜色。尽管身居北平，冰心夫妇却在“这一学年之中，我们无一日不作离开北平的准备”。1937年11月9日，冰心生下了第三个孩子宗黎。同时吴文藻也通过清华大学的同学关系，争取到一笔英庚款，可以在云南大学开办社会人类学讲座，于是吴文藻与冰心决定：学年结束后离开北平前去云南。对于自己将要离开陷入敌手的北平，冰心曾用她并不擅长的激昂的笔调写道：“在那高山丛林中，我仰首看到了一面飘扬的旗帜，我站在旗影下。我走，我要走到天之涯，地之角，抖拂身上的怨尘恨土，深深地呼吸一下兴奋新鲜的朝气；我再走，我要掮着这方旗帜，来招集一星星的尊严美丽的灵魂，杀入那美丽尊严的躯壳！”
“我走，我要走到天之涯，地之角”（2）
得知冰心和吴文藻准备离开北平的消息，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极力挽留。面对司徒雷登的挽留，沉静寡言的吴文藻只说了一句话：“作为中国人，不能上前线，应该到后方去，为抗战尽一份力量。我们决定暑期一开始就离开北平。”听罢此言，司徒雷登默然无语，宾主相顾良久。决心已定，冰心悄悄做着离别的准备。“一切陈设家具，送人的送人，捐的捐了，卖的卖了，只剩下一些我们认为最宝贵的东西，不舍得让它与我们一同流亡冒险的，我们就珍重的装起寄存在燕京大学课堂的楼上”。据冰心回忆，这些“丢不掉的珍宝”有吴文藻几十年的日记，有冰心在美国三年的日记，有两人整整六年的全部通信，有母亲、朋友及许多不知名的“小读者”的来信，有冰心父亲年轻时在舰船上给母亲的信和诗，成百本作家签名赠送的书籍，以及许多照片、画集、笺谱、字画等共装了十五只大木箱。冰心回忆做离别的准备时的情景说：“收拾这些东西的时候，总是有许多名女学生帮忙，有人登记，有人包裹，有人装箱。……我们坐在地上忙碌地工作，累了就在地上休息吃茶谈话。我们都痛恨了战争！战争摧残了文化，毁灭了艺术作品，夺去了我们读书人研究写作的时间。”但是，这些冰心“认为最宝贵的东西”最终却难逃被战争毁灭的命运。珍珠港事件之后，日军进入燕京大学，冰心所寄存的这十五只大木箱自然也就难逃劫数。抗战胜利后，冰心“满怀着虚怯的心情，走上存放我们书箱的大楼顶阁上——果然像我所想到的，那一间小屋是敞开的，捻开电灯—看，只是空洞的四壁！我的日记，我的书信，我的书籍，我的……一切都丧失了”！当然，这都是后话。
吴文藻、冰心夫妇与父母
1938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