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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分子”们成了阶级敌人，有的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劳动改造……非人的待遇，不仅触及了他们的灵魂和肉体或生命，而且株连了他们的亲人，使他们背上二十余年的“黑锅”。“右派分子亲属”的待遇，不是亲临其境是难以体会那种滋味的。这些人的亲属、子女在当兵、上学、工作时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后来——直至*以后——长达二十余年后——1978年12月，这些人获得了*。有的给补发了工资……但是那些屈死的冤魂却永远不能再生。他们在九泉之下是如何感想呢？
回顾这段历史，至今令人寒心。但更让人弄不明白的是，毛泽东主席是开国元勋，是共产党的领袖，决不是人们传说的“真龙天子”，如何不珍惜两千多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打下来的江山呢？据江苏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应克复先生在《反右斗争的历史后果》一文中这样写道“
1957年，是当代中国发展的非常年代，该年春夏的反右事件使中国走上了“左“倾的轨道，从此，共和国连遭挫折，损失惨重，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建设耽误达20年之久。
反右斗争最严重的后果，是使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即由经济建设转向阶级斗争，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扩大敌我矛盾，由向自然界开战转向“阶级敌人”开战，这种转向，在理论上表现为修改了党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重要论断。
党的八大（1956年9月）的重大功绩之一，是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变化作了正确的规定。八大决议指出：“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八大之后仅仅过了一年，即1957年9月（此时反右斗争已到后期），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改变了八大的结论。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且说：“八大的提法是不对的。”
……
“对八大主要矛盾论断的修改以及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为以后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2月）才终于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它使国家耽误整整20年的时间。
……
“以权代法之势已无法阻挡。
反右运动造成了建国后第一次大规模违反社会主义*与法治的先例。它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运动的全过程是根据*中央一系列内部文件（基本上都是毛泽东起草，一般未经中央委员会或政治局讨论通过）部署下进行的。右派名单是基层支部上报的。一个党支部，严格地说，一个支部的领导（书记）就可以把你定为右派，剥夺你的政治权利、工作权利和获得合法经济收入的权利，批斗后把你下放农村或流放边疆，进行劳动改造。而且，判决是无限期的。反右运动作为一个重大决策，事关几十万知识分子政治生命的大事，都未经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讨论。在毛泽东和*许多干部的意识中，党代表国家，而且高于国家，党的指示就是法律。于是，对右派定论和处分，无需法律依据，也不允许本人做任何申辩，就凭支部书记拍板。这种行为成为虐政，并不为过。
1954年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每个公民享有言论、出版、*、结社、*、示威的自由，可是，事实上却把对党（或某个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打成右派，这既是对公民正当权利的粗暴剥夺，也是对神圣宪法的无理践踏。
既然法律不能保障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既然以权代法竟畅行无阻，那就潜伏着无法无天的灾难。到了‘*’，连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也可以让造反派批斗、非法监禁、*致死，更何况子民百姓。这种血的教训，是付出十分高昂的代价换来的。”
……
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作为任何一位关心党和国家前途的国家公民，有谁会不对那段惨痛的历史感到迷茫、困惑和伤心！从那时起，开门整风、探索*新路的良好愿望嘎然而止，党的*集中制变成了封建专制。以权代法、以言定罪、大兴文字狱之风横行无忌，不可收拾。打棍子、抓辫子、扣帽子成了宗派斗争的重要手段，各种政治帽子满天飞，从中央到地方，害人无数。造成“要不就保持沉默，要不就假话连篇”。风气、环境迫使人们说假话，因为有“右派”的教训在先，以此为鉴，无论是干部、党员或群众，谁还敢说真话。于是，吹牛拍马、阿谀奉迎之风盛行，遍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因为“你要在仕途上平步青云、游刃有余，你就得学会见风使舵，左右逢源，在上司面前投其所好，唯唯诺诺，就必须有讲假话的真功夫——把假话讲得比真话还真。”在那个时段，在同一片土地上，讲假话成为时尚，成习成性。以致恶性发展到了1958年大跃进期间，假大空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空前灾难！那时，“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小麦竟可以亩产18000斤，地瓜竟可以亩产20000斤！……而且在机关报上给予登载，以示肯定、支持和表彰。明知这是达不到的，但各级政府不敢有任何人出来否定或说一句怀疑的话。完粮纳税依然按照上报数字征收。造成许多社队社员没有了口粮，没有了种子，没有了饲料。不仅牲畜消瘦、饿死，农民因饥饿而死的难以计数。仅安徽省外流、饿死的人数超过一千万人……
大跃进和大炼钢铁
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我上初中三年级，虽然是毕业班，但也是毫无例外的参加支持农业的运动。学校基本停课，各个班级按照公社党委的分配，到生产队帮助收种。两个月的时间，学校上了16天课。全部吃住在基层社队。很快就毕业考试了，许多课程尚未深入学习，老师和学生们都有意见。可是校领导无奈地多次解释说：“我也是没有办法。公社党委一再强调现在是大跃进年代，什么都得让路，一切以大炼钢铁为核心。领导上还要学校砌两个小高炉炼钢，是文教局不同意，好不容易才推掉的。劳动力都去大炼钢铁了，我们就帮助队里干些农活，不能也不好意思再提上课的事了。……”
反右斗争方兴未艾，左倾思想指导全国上下一片沸腾。毛泽东更改了党中央决定了的工作重心，变经济建设为重心为“阶级斗争为重心”，从而使全党全国掀起了抓阶级斗争的高潮，人人自危，经济建设陷入低谷……
*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张素华在其著作的《变局》一书中这样写道：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初衷，是想尽快实现中国工业化，他一生最大的梦想，是“把中国变成一个伟大、强盛、繁荣、高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使古老的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让贫苦的中国人过上平等、幸福的生活。
1958年8月，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毛泽东的这些话，向人们坦示了他的心迹，他的愉快与不愉快是和中国的强大、人民的幸福与否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后，他总是想把各项建设事业搞得快一点，总是想用最快的速度扭转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的被动局面，尤其在中国经济连续七年取得高速增长的情况下，毛泽东失去了冷静，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中国从人口来说，是世界第一大国；从国土面积来说，是世界第三大国；从人均资源来说，是一个量少的国家；从经济实力判断，又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用毛泽东的话说，还是“一张白纸”。面对人口这么众多，这么原始、落后的农业大国，试图通过发动全国人民靠日夜苦干，花几年、十几年的时间，就可以摘掉中国贫穷落后的帽子，就可以使主要工业品产量赶英超美，今天的人们已经知道，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但是，当时的毛泽东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他认为事在人为。中国人民既然能够推翻三座大山，既然又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全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有了飞跃的发展，那么就完全有理由相信，一定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中国的繁荣与富强。于是，一个由领袖发动，全国人民积极响应的“大跃进”运动，很短的时间内，便在全国各地迅速开展起来。
在农业生产中，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农民不分男女老少纷纷走出家门，掀起了兴修水利、深翻土地、改良土壤、改变耕作方法、昼夜苦干的热潮，凡是认为能够使农作物增产的措施都被推广起来。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到处建立各种各样的工厂，尤其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潮。一时间，全国上下到处都是繁忙的“工地”。人们敢想敢干、大干苦干的精神无疑是值得热情称赞和充分肯定的，当时兴修的水利、改良的土壤、兴建的工厂，至今不少仍在造福子孙。问题是在你追我赶的过程中，不问客观条件，仅凭满腔热情，做了很多违背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的事情，尤其为了实现“跃进”的高指标，竞放卫星，浮夸风甚嚣尘上，各种“喜讯”不断出现在报刊杂志上，出现在新闻广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