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些说法和规定，始终不大理解，这不过是其中的一件区区小事而已。
村干部告诉我，我的房东是个出身成分好的老实庄稼汉，他家生活条件在全村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原来安排我住到他家就想吃住都在他家。村干部把这个意见跟他们透露了，他们表示，住可以，但是要在一起吃饭有困难，因为他们都没有的吃，给我吃什么？即使我的那份口粮全交给他们也解决不了问题。他们说，党中央、毛主席知道了我们的情况，关心我们，又从身边派干部来帮我们克服困难，共渡难关，这我们就非常感激了！他们的定量，按当地的脱产干部每月17斤地瓜干也很低了，也吃不饱，那点定量又怎能解决我们全家的问题？他们明确表示，不希望占我们的“便宜”，不忍心让中央下放干部跟他们一样挨饿。后来我又亲自去了，当面向他们表示要与他们同吃，有难同当，不怕挨饿。这位主妇听了之后，感到很为难，也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是让我到厨房去看看。我看灶台上是一只缺了口的破铁锅，旁边有个类似沙锅的瓦罐。她说：现在不只是没粮食吃，没柴烧，连口像样的锅都没有了。家里原来的铁锅，大炼钢铁时被抢去砸了，以后就都去公共食堂吃大锅饭了。不久前，公共食堂散伙了，只得自己回家做饭吃。可是锅没了，没钱买锅，也买不到，只好用这口破铁锅先对付着，说到这，她伤心地哭了。大队书记郭玉田说，现在几乎是家家户户都缺锅，供销社只有公共食堂用的大锅，最小也是“三印”的，家庭用的饭锅（五印的）没有货，这是公共食堂解散后出现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大难题。我明白女主人的意思了，以后就再没提和他们一起吃饭的事了。
谈到公共食堂问题，社员普遍对它没有好感。有的说“早就该解散！”“如果不是公共食堂，还死不了那么多人！”有的回想起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他家的锅被抢去砸了的情景时说：“我们全家男女老少，伤心极了，大哭一场，打那以后，就没吃上一顿像样的饭。”当听说中央《紧急指示信》中，还有一条规定“要办好公共食堂”时，他们心有余悸，胆战心惊，生怕再办。看来，公共食堂剥夺了农民吃饭权，大伤农民的心，没有一个人说它是好的。他们列举公共食堂的罪状，实际上是控诉！
他们对公共食堂的看法，我是很同情的，因为我不久前在农村吃过几个月的公共食堂。1958年夏天到1959年春天，我们在河北省徐水县和宁津县（后来划归山东省）搞人民公社调查，那时也搞“三同”。我们都在生产队食堂吃饭，每天交一斤粮票、两毛钱，农民在食堂吃饭不要钱。那时有些领导的确昏了头，报上宣传水稻亩产上万斤，十几万、几十万斤，粮食多得不得了，连毛主席都说吃不了怎么办？于是有些地方就提出了“放开肚皮吃饱饭”，甚至秋收时地里的粮食也不收了，损失浪费十分严重。白薯不收犁掉，豆子不收豆荚裂掉在地里烂掉。后来又提出了减少种植面积。少种、高产、多收，实行“三三制”（用三分之一耕地种粮食）。那时因为刚开始吃公共食堂，粮食问题还没有暴露出来，还能够吃饱肚子，不至于挨饿。即使如此，如果让农民讲真心话，他们对吃公共食堂也是普遍不满意的，打心眼里不赞成。可是，官方的宣传机器却把公共食堂说得那么优越，那么好，硬是把它强加在农民头上，说是农民的“普遍要求”、“迫切要求”，说公共食堂怎么怎么好。一句话，说它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共产主义萌芽、“谁反对，谁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谁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进行批判，甚至斗争”。我记得那时有一位社员说了一句：“大锅饭就是不如小锅饭好吃。”人家批斗他说：“这是资本主义思想。”他不服气争辩说：“这是事实，不信你试试看，小笼包子和大笼包子哪个好吃？大锅面条和小锅面条哪个好吃？大锅炒的菜和小锅炒的菜哪个好吃？”他逼着一些人当场回答。等了好一会，没有人回答。这时一位年轻人站出来喊：“大笼包子好吃！大锅面条好吃！大锅炒菜好吃！”有的质问说：“听到了没有，这是大家的意见，怎么，你还不服气吗？‘一大二公’，“大”就是社会主义的，大就可以放开肚皮吃饱饭……”有人对此感到奇怪，私下偷偷问我，你说大锅饭好吃，还是小锅饭好吃？我说：“你们说哪个好吃？那是你们的事，反正我快走了，回到北京家里还得吃我们的小锅饭。”
刚开始办食堂时，尽管大锅饭不好吃，但还都能管饱。不仅食堂管饱、随便吃，有的还把饭打回去喂猪、喂猫、喂狗，浪费极大。可是这种情况没有维持多久，进入1959年冬天就不行了。因为粮食供应出了问题，对此人们没有思想准备，再加上庐山会议整了敢于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反映真实情况、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上上下下大批“右倾机会主义”。人们再不敢反映真实情况，不敢讲真话，都在闭着眼睛，饿着肚子为公共食堂、为社会主义优越性大唱赞歌。以至到了1960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一些地方发生了由于吃不饱饭、营养不良、大批农民被饿死的情况。
我刚到西马小队时，正是死人的高峰期。这个4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差不多一个星期就死一两个人，情况十分紧张，今天这个刚死，人们就议论下一个该是谁了。我进村第三天就听说有一家三口人都死了。最后死的那个人，队干部竟找不到壮劳力去抬尸，我自告奋勇跟去了。到他家一看，屋里空空如也，只看见一具男尸躺在炕上，看上去50多岁，尸体已经僵硬了，不知是哪天死的，来收尸的几位骨瘦如柴、病病歪歪的农民，都是街坊邻居，把尸体连破炕席卷在一起，抬上一辆平板车拉走了。当时正值数九寒天，冰封地冻，人们体虚没劲，坚硬的冻土根本刨不下去。没有办法，只好找点浮土压上。这哪里是什么安葬？连土都没入！他们说现在只好先这样吧，明年春天再下葬。我说：“这怎么行？尸体被狗吃了怎么办？”他们说：“哪里还有狗，有狗人们怎能不把它先吃了，还能等到它吃人？”说着，我往旁边看了看，就在旁边还有三具尸体都是这样“埋的”。他们说：“你看看那丘子已经是一个来月了，不还是好好的吗？”他们这么一说，我仔细想了想，可不是嘛，自从到了惠民农村以来还没有看见一条狗，也没有听到过狗叫声，更没有看到家畜、家禽等，甚至连个野兔子都没看见过。有的说，这里的活物就剩下一些还喘气的人了。除非发救济品，否则，什么会都开不起来。什么生产呀、整风、整社呀，挨家叫都不出来。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挨家挨户“专访”。可是，即使我们这些从北京、从党中央来的，有时也吃闭门羹！
这一切，是我们在北京时想都没有想到的。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三年自然灾害之二
死一般沉寂的村庄
街上竟然无人无声，死一般沉寂，只有北风呼啸吹起层层浮土。面对这种凄惨局面，我不禁毛骨悚然。
省、地、县领导提出社队的首要任务是“四保”（保人、保畜、保生产、保社会治安），现在这里只剩下一保了：牲畜没有了，生产谈不上，社会治安不用保，饿死也没有人造反，小偷小摸主要是偷吃的，家家空空如也，也没什么可偷的了。保人，最有效的办法是要有粮食、有吃的，可是最缺乏、最难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因为临近的四面八方都遭了灾，特别是鲁西北地区灾情最重，人们都自顾不暇。中央也有困难，连北京、天津等一些大城市，粮食供应都发生了困难，也都在搞代食品，哪里还有粮食给各地农村调拨？不要说没有，即使有，要运到这里来也十分困难，这里交通十分不便。以惠民地区为例，全区十多个县，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全是土路，一下雨几天不能走，一晴天尘土飞扬。当时乡下的主要交通工具是独轮车，装不了多少东西，一天也走不了几十里路。且不要说从乡下，就是从惠民县城到铁路沿线最近的德州、禹城，也都是100多公里左右，独轮车往返一次最少也得要四五天，再加上到农村还得要一两天，就是六七天。一车即使能装上百十斤，连人吃再加上路上损耗，到农民手中还能剩多少？
省五级干部大会期间，新到任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兼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听说山东灾情严重，他“打肿脸充胖子”，硬是要发扬风格，支援山东灾区。当时安徽灾情并不比山东轻，只是“盖子”没揭开，中央还没点他们的名，所以他要给山东灾区调些粮食的指示没起作用。因为安徽，特别是与山东相毗连的淮北地区，灾情也很严重，根本无粮可调。但曾书记大话讲出去了，不好收回，山东灾民在眼巴巴地等着呢。没有办法，他们只好给山东调来一批地瓜蔓，通过火车运到德州、禹城。省里分给惠民县一些，惠民县派不出人去运。因为运粮的人要补贴粮食，往返一个星期运回来一车地瓜蔓还不够补贴的粮食。可是又不敢说不要，所以县里就直接把指标分给各村，谁要谁去拉，谁拉归谁，公家不再给运粮补贴。
因为这是代食品，体积大，装不了多少，往返路又远，体力消耗大，又解决不了多少问题，所以没有多少人去运。据说，后来大部分都给铁路沿线附近的灾区农民了，指望安徽救灾这一希望落空了。
“保人”关键是解决吃的，没有粮食，只好搞代食品。可惠民一马平川无边无际的平原地区，境内既无山区，又无丘陵，甚至连块石头都找不到。由于盐碱化，有些地方不仅不长庄稼，甚至连草都不长。由于连年灾荒，一些地方树皮被扒光，草根被刨掉，任何代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