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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下放干部对用老草面做代食品半信半疑，但地县委指示要推广，我们不得不组织群众去搞。村干部和群众，特别是一些老年社员也都不相信，不想搞。有的说，什么“老草面”？就是些草末末，都是一些细糜子，轻飘飘的，怎么能咽得下去呀！他们不愿意干，做好了也不吃。当时我在日记里写下这么一段话：“县社领导来检查救灾情况时，队干部拿出一筐老草面和地瓜面混合一起做的窝头，一方面表示他们响应了地县领导的号召，一方面叫大家尝。他们故意捡了个大个的给了我。我咬了一小口，在嘴里嚼来嚼去，怎么也咽不下去，但又不好当众吐出来。有的社员故意问了我一句：‘怎么样？好吃吧！’我不得不违心的回答说：‘还行，还行！’看来在生产救灾问题上，地县领导也犯瞎指挥错误，实际上吃老草是行不通的。一是根本吃不下去，吃下去也拉不出来；二是老草少，成本高。老草要6分钱一斤，一斤老草面要8斤老草，每斤老草面不包括人工就是4角8分，可以买一斤多胡萝卜，可是地委竟然转发了组织部田部长的报告，硬要下边推广。结果不但没有解决问题，还造成浪费。下边的老草也很紧张，当然也就行不通。”
但我想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人吃老草（注：不是青草、嫩草）这是古今中外闻所未闻的奇事、怪事，可是被想出来了，而且竟然被地、县委当成“成功经验”去推广，我很荣幸地亲自尝了。实践证明，这条“经验”不被群众接受，行不通。但它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这里灾难严重，领导救灾心急，实在是找不出来其他可以吃的东西了，才在无奈之中想了这么个馊主意。我来这里之前，尽管对这里的灾情严重性有所准备，但没想到这里的条件如此之差，工作如此之难，最大难处是既无粮食，也找不到任何代食品。过去我曾到过一些灾区，粮食减产了，可以瓜菜代；实在困难还可以挖野菜、捋树叶、挖草根、剥树皮充饥。然而这里许多树木被砍倒、树皮被扒光。过去人们认为的最好的度荒食品榆树早已不见了。在找不到任何可以充饥的代食品情况下，才想出吃老草的“办法”。但人毕竟是有一个胃，而不是反刍动物，吃老草不但解决不了问题甚至会起反作用。这件事既反映了领导上的用心良苦，也提出了令人深思的问题……
我们下放干部已经把户口带到了当地，按照这里脱产干部每人每月粮食定量一律是17斤，比我在北京时每月减少定量14斤，而且这17斤几乎全是地瓜干，根本不够吃。我们和当地干部不同，家不在这里，不能互相调剂，也没有自留地和代食品补充，单靠17斤地瓜干是难以为继的。县里领导担心我们的身体健康，特地指示公社帮助调点棉籽饼作为代食品，补给我们所在的大队食堂。用棉籽饼面和地瓜干面混合起来做的窝头，是土黑颜色，很硬很重，虽不像老草面窝头那样咽不下去，但吃下去之后，一是胃很难受，二是大便困难。有时不得不用肥皂水灌肠，甚至用手抠。尽管如此，它比观音土、老草面都强。经我们请求，从大队食堂调出100斤棉籽饼支援了西马小队的一些特困户，他们非常高兴。我说我们宁可少吃点，也要救济一下特困户。这是我们在西马小队调查中做的一件实事、好事。
西马小队共有48户人家，我来之后都走访了一遍，了解到一些灾情。1月11日，根据县委指示，我们全体下放干部集中在北镇，参加惠民县四级干部会议。
西马虎村调查之后，我们下放干部工作组向县里提出要求，再找一个灾情严重的公社去作典型调查。县里领导说胡家集公社在全县具有代表性，要我们到那里一方面救灾，一方面搞些调查。
春节前我们来到胡家集公社。这个公社远离县城70华里，是个灾情很重的盐碱化地区。我被分配到这个公社灾情最重的李家大队皂户杨生产队。在我们到达胡家集公社第二天，我一个人带上行李去了距公社三里多路的皂户杨村。
走出胡家集极目远望，依然是一望无际的平坦耕地变成了白茫茫的盐碱滩。这里地处黄河沿岸，是大跃进时期新修的水利工程——引黄灌区。本来是想引黄河水灌溉，增加农业生产，没有想到这段黄河是“悬河”，水位高，引进的黄河水有进无排，蒸发之后出现盐碱化，大量耕地不仅长不了庄稼，甚至成了连草都不长的盐碱滩。兴修水利本来是件好事，但在这里却是劳民伤财，成了一大祸害。
皂户杨村周围原来是一片树林，现在有的被扒光了树皮，有的残留着一棵棵白色伐根。走进村里，到处蒿草丛生，许多房屋已经倒塌，一片寂静，不见人影。我一进村就想找这个村党支部书记杨庆吉，可我进一家是个空院子，屋内院外到处是粪便；又进去一家又是个空院子，走了几家都是空的。想打听一下，不见人影。街上竟然无人无声，死一般寂静，只有北风呼啸吹起层层浮土。面对这种凄惨局面，我不禁毛骨悚然。我想一个二三十户的村庄，人总不会都死绝了吧。于是我挑比较完整的房子往前走，走了一家又一家，走过好几家，好不容易才到了一家。一位30多岁的妇女走出门来，只见她满面污垢，披头散发，上身的棉袄已经黑的发出亮光，下身的破棉裤挂满了“灯笼花”，赤着脚趿拉着一双破鞋，面容憔悴，毫无表情。我问她：“村干部家在哪里？”她似懂非懂地摇摇头。接着我又问了一声：“支书杨庆吉家在哪儿？”她又呜噜呜噜地不知说了句什么，我也没听懂。最后她向西指了指，意思是要我到西边去找。就这样，我好不容易才算找到了村支部书记杨庆吉。
杨庆吉向我如实反映了这个村的严重灾情。他说；灾难的最主要的原因是1958年修了引黄灌溉工程后，渠高田低水放进来，排不出去，蒸发下渗之后，留下大量盐碱，使土地盐碱化。全村600多亩耕地，有500多亩已经盐碱化，逮不住苗，现在只有100多亩可种。连续几年来农业歉收，粮食严重减产，生活十分困难。全村原有168人，一年多的时间死去20多人，50多人外逃不知去向。
现在死亡还没有停止，入冬以来在急剧增加。全村现有危重病号50多人，妇女全部闭经，两年来没生一个孩子。我问：到现在究竟全村死了多少人，外逃多少人，还剩多少人？杨庆吉掰着手指头数了几遍，也数不出个准确的数字来。后来我了解到，这并非他有意的，而是这些数字统计起来确实有困难。有的家里人明明死了人也瞒着不报，目的是为了让活人吃死人的口粮；外逃的人数更是弄不大清楚，外逃找饭吃，口粮省下来可以给留在家里的人吃。这些似乎成了一条群众的自救途径。
按照县四级干部会议精神，到灾区的首要任务是保人，于是抢救皂户杨村50多名危重病人就成了我的中心任务，我进村后逐户进行访问，逐个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社员杨俊明20多岁，是个憨厚老实的庄稼汉，全家3口人，两口子和一个孩子。劳力强，人口少，按说应该是个生活不成问题的家庭，但事实上他们不仅成了贫困户，而且全家3口人竟然全是病号。杨俊明由于长时间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看上去好像长得胖胖的，但是脸上、腿上、胳膊上，凡是有肉的地方，手指一摁就是一个坑，好久好久弹不起来。他的妻子很年轻，但病情很重，已由浮肿转为干瘦，而且还患了子宫脱垂病。他3岁的孩子大脑袋、大眼睛、小细脖，一直躺在炕上不起来。我打开被子一看好吓人，骨瘦如柴，一根根肋骨在胸前隆起，好像是块搓衣板。往下一摸连屎带尿一被窝，臭气熏人。同不久前我在西马村看到的房东那个孩子几乎完全一样。会计告诉我说，本来他们是个温暖、和睦的家庭，可是从去年以来，由于吃不饱饭，家庭内部矛盾越来越大。男的说定量不够吃，吃不饱饭；女的说男的不按定量吃，吃了她和孩子的口粮。全家一个月的定量吃不到20天就没有了，剩下十来天没的吃，饿肚皮，日子难熬！从去年冬天以来，他们就分家了，他妻子带着孩子过，各吃各的定量。吃食堂时，粮食（窝头票）按每人定量发到个人；食堂解散了以后，按每个人定量每个月发放一次。口粮他们双方各领各的份，分着做，分着吃，不够自己想办法。据说这样做可以解决“寅吃卯粮”、饥饱不均的问题，可以细水长流，不至于断炊，于是似乎这成了一条经验。尽管这个30多户人家的小村，每户平均现有人口不到3人，像杨俊明这样明着、暗着分开吃饭的，约有十来户。这些都是因为口粮不够吃出现的问题，这是我过去没想到的。杨俊明的妻子已经从浮肿转为干瘦，不仅没有力量照顾孩子，自己行动也困难了，看样子这母子情况很危险。县里四级干部会议决定拿出一点救济粮，救济特困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