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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们庄上的张新忠是贫农出身，解放初一直是基干民兵、排长，工作认真负责，立场坚定，他哥哥是抗美援朝立过战功的的志愿军干部，共产党员，总支书记。对共产党可谓赤胆忠心，就是与他们不一条道，看不惯他们的胡作非为，于是被栽以“漏化地主”“现行反革命”宣布逮扑，坐了大牢！那是什么年月？不是亲眼目睹，不是亲身感受，说出来有谁会相信——这是发生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
我又被栽以“幕后插黑手”的“当权派”，由支左部队当众宣布对我和其他五个共产党员、两个群众实施“监督劳动，管制生产”。此后我便失去了自由。……有压力就会产生反抗力，压力越大反抗力就越强。这是物理现象。发生在人类社会上的具体人的身上，就会产生能动的反抗力。数千年的人类历史证明，无论哪个社会，无论哪个民族，无论是什么人，当他感受到压迫或承受到压力，他会本能的在心里积聚反抗力，当压力使他难以承受时，他将会利用一定的方式爆发出来。——你想想，一个大活人被人硬往棺材里按，有谁能愿意呢？不过，我们是共产党员，大小是个干部，虽然不理解*，但这是“党中央的决定”“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党性使我们忍受着一切屈辱。
1967年4月，党中央对青海省军区司令员赵永夫在支左工作中支持一派，压制另一派群众的行为作出了处理。消息传来，受压群众奔走相告。于是积压成怒的反抗立即爆发出来！徐州成立了踢派，各县成立了踢派，我被公社一些人再三邀请当了公社踢派的头头。开始大家大义凛然，慷慨陈词，指责和批判支左部队的错误，指责支派（被支左部队支持的一派）的错误，赢得了全公社70％以上干部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可谓形势“一派大好”。对此，支派干群心理上产生了压力，积聚了反抗力，结果爆发了1968年4月15日支派拦截踢派的“”流血事件，从此武斗不断，且逐步升级……人们过上了夜不能寐，日无宁日的生活。几乎到处一样，各地若此……
大概毛泽东觉察了什么，1968年8月，他向全国发布了最高最新指示：“要联合。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看样子，这位可敬可怕的领袖想“刹车”了。不过，太晚了。由他一手制造的全国性战火方兴未艾，急于刹车，谈何容易？“造反派们”仇恨日增，互不服气，“抢夺”来的武器弹药正在发挥战斗力。什么革命左派？什么革命组织？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是千古真理。有谁还能听进“最高指示”？打吧！“枪杆子里出政权”！全国范围内，乒乒乓乓，大战犹酣，惨烈的内战已由武斗所替代。
“造反派们”说：“要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一手要严密地组织“武卫”；一手要展开强有力地“文攻”——武卫就是继续调集枪支弹药，要在与对手相博的战场上把握制胜权；文攻就是组织能言善辩的文人高士去北京告状。霎时间，北京“人满为患”。天安门左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设置的中央接待站应接不暇，院子里、天安门前、长安街上，到处都是来自全国的上访告状的“造反派们”。铁路、公路车辆满载“造反派们”浩浩荡荡不间断地涌向北京！中央忙乱了，周恩来总理忙坏了，不分白天黑夜连轴转的接待一拨又一拨的上访告状的“造反派们”。
公社踢派调集了枪支弹药，支派也在调集枪支弹药。眼见一场生死决斗在所难免！“革命群众”在备战，“头头脑脑”们在谋划，处在“第三者”位置上的人们在焦虑！也许是苍天有眼吧，支派头头在从连云港调集枪支弹药返回的路上，途径宿迁时，被当地造反派连人带枪的抢了去，几经周旋，结果放了人，没收了枪支弹药。……支派没有了枪支弹药，随即避之夭夭。踢派没有了对手，自然就安然自处。公社有幸避免了恶战，避免了伤亡。
我早就厌倦了这种打打杀杀、提心吊胆的生活，几次企图辞去头头，回家过安静的日子。可这是不可能的。那个年代，普通老百姓都回避不了卷进派性，我一个头头怎么可能说不干就不干呢。再说，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嘛，既然踢派选择了我并给我以信任，既然我确立了信念并已付出了许多，怎么可能轻易放弃呢。在支派中的几位朋友曾多次找到我要我转向——支派中的当时的公社武装部长对我十分友善且“羡慕我的才干”，努力争取让我中立，最好让我站到他们一边，我曾经对几位朋友说：“既然观点已经形成是无法改变的。虽然共产党乱了套，但我还是共产党员，我只会按照党员标准和党性要求自己。最起码我说话做事要对得起良心。”就这样，我违心地坚持着生活和工作。
毛泽东主席的“大联合”指示，收效甚微甚缓。于是地方武装部和支左部队奉命采取了强制措施，强行将两派或多派组织的头头拉在一起谈判，强行订立“大联合协议”……毛泽东又说“革命委员会好”，于是按照最高指示，匆忙成立了以武装部为主、拉进来几位他们认为革命的领导干部和造反派代表，成立了三结合机构——“革命委员会”。——可以想象，在如此联合的基础上，只是代表毛泽东的意愿，难免掺杂“资产阶级派性”。这种政权模式只是一种过渡形式，他要行使权力，必然要对反对他的任何组织或个人给以必要的打击。被打击的组织不服，就要遭灭顶之灾——彻底取缔——一场*开始了。一些头头先后被逮扑，关进看守所。我未能幸免，也同时坐了班房。——本来在三结合谈判中，我坚持不进班子，让给想进班子的人。但支左部队不答应，说我“别有用心”。不但必须进班子，而且还要当革命委员会的常委或副主任。就这样，我成了公社革委会的常委。说实在的，你必须佩服毛泽东的招数，乱成一锅粥的形势，硬是被他的三下五除二的手段解决了。不久，我就进了县革委会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其实是“造反派头头学习班”。那个“学习班”，说穿了就是一个“软禁所”，在那里，大门不准出。没有个人的活动空间或时间，一年中，无休止的斗私批修，不间断的学习检讨，任何人“过关”必须经过武装部长、县革委会常务副主任的批准。自由受限制，精神遭压抑，不断地斗别人，也不断地斗自己。变态了，人们变态的维护自己，也在变态地对待别人。
县里学习班一年的时间终于结束了。回到公社，政权的派性表现的更加强烈。他们（后来的公社武装部长为首的）根本不把你当作什么“常委”——再一次把我关进公社办的“学习班”。在那里，打着要你“斗私批修”的幌子，达到审查、栽赃、诽谤、侮辱你的目的。很快，轮番批判斗争开始了——踢派头头们一个个被押送到各大队群众大会上接受批斗——他们脖子上挂上一罐子大便和尿（离鼻子和嘴只有20—30公分），在群众大会上低下头不准说话，或“骑马站”或“喷气式”，目的是让你“人格扫地”、“遗臭万年”。
如此不人道的斗争批判，如此没有人性的打击陷害竟是发生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有谁能说“革委会”是革命的，没有派性的？我不堪忍受这种侮辱，告别久病卧床住院的父亲，出外寻求自尊和活命。但是，没人性的“革委会干将们”竟然允许一伙人扎着我的草人，在我父亲的病床前，敲锣打鼓开批斗会，又拦路抢劫转院治疗的父亲的车辆和财物，致使父亲无法治疗而死亡——一位遭国民党反动派多次谋杀未死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竟然死在“革命委员会政权”手里！（我家先后被陷害致死四人——父亲、叔叔、三弟、妻子）。1969年12月我被扑入狱，被关押一年三个月零十四天后，竟然“无罪释放”！回到公社又被革委会的副主任（武装部长）故意安排斗了一场，说我不是无罪释放，回来还是要受管制的。他的目的是欲盖弥彰，借此掩盖他假革委会政权，故意伤害无辜的罪恶行径。在群众冷漠相持下，在我严正驳斥后，他的阴谋没有得逞。直至1975年得以“*”，恢复党籍，到1978年我才得以彻底解放！组织上安排了我的工作。整整十年，血和泪的十年！我的遭遇是惨痛的，但是比起中央和全国几年中被害致死的开国元勋们、高级将领们、数百万普通干部和群众们，我又算得了什么呢？……出于积愤，也出于不平，出于追求公道和党性，我不仅保留了*期间的有关文件，而且遍访了有关干部和群众，对此不解和困惑，政治形势依然锁住了许多人。
为此，我又重翻了这段历史——*的编年史：
“1957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1958年毛泽东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在农村成立人民公社，确立它是社会主义的基层组织。‘大跃进’的口号被提出，曾要求用15年时间赶超英国等西方工业化国家（后来被改成7年、3年）。全国掀起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农业产量也要翻一番。
大跃进最后却是彻底失败。工业瘫痪，除了钢铁之外其他工业产量都大幅度下降，九千万农民被召去炼钢铁，导致农业发展落后，再加上全国各地虚报产量，令刚有起色的经济陷入混乱。
1959年7月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庐山会议原本是要回顾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成果，但是在会议后期出现了分歧。7月14日，彭德怀元帅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批评大跃进‘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并提出改革的建议。彭德怀的批评意见与一年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意见十分相近，而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