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能不悲痛吗？再说，那时候从上海到河西走廊的高台县多不容易呀！可那时候，铁路才修到哈密，这条线上连个普通快车都没有，只有慢车，像老牛拉破车一样。她从上海出发，还要转几次车，要五六天才能到高台。一个女人，就是这样风尘仆仆数千里奔夫而来，可是丈夫没了，死掉啦，她的心受得了吗？能不哭吗？我落泪了，的确我落泪了。我们窑洞其他的右派我看见也都在悄悄地垂泪。我们确实被那个女人的哭声感到了。
我等着那女人哭了一会儿，把最初的悲痛、艰辛和委屈哭出去一些后，劝她：顾大姐，不要哭了，你要节哀，可不能把身体哭坏了，你还要回上海呀。我这样劝一点儿作用也没有，她还是嚎啕大哭。后来我说，顾大姐，我想跟你说说老董的情况，老董在去世前托付过我一些事情，我要告诉你。她这才克制住了嚎啕大哭，坐起来，打嗝一样地抽泣着，看我。于是，我把董建义去世前后的事讲了一遍。我重点突出地讲了董建义死亡的过程，告诉她董建义死时没有痛苦，他是在和我们谈话的时候突然停止了呼吸的。我们把他皮箱子里一套新呢子制服给他穿起来，用他的被子和毯子裹好，拉到坟地埋葬了。
董建义说的不愿埋在大西北，叫女人把尸体运回去的话，我隐瞒了。我只是告诉她，老董死后，他的遗物被农场管教科拿走了。你要是这次想拿回去，你就到场部去找管教科，要是不拿，他们以后可能把贵重的东西从邮局寄给你，其他的就当破烂扔了。
她又哭了很长时间，然后才止住哭，拿过花格子书包打开，掏出好几个纸袋子，打开摊在铺上。然后她说，小李大哥，这两件衬衣是我在上海买的，给老董买的。老董走了，也就没人穿了。你就留着做个纪念。说着话，她又抽抽噎噎地哭了，哭着又说，这里还有一件毛衣，是我自己织的，一针一针织出来的，我就拿回去了。然后她指着那些食品——饼干呀、肉松呀、蛋糕呀——提高了嗓门：这些吃的东西，你们大家就吃了吧。
要是往常，哪个右派的亲人来探望，身边总是围着一帮人，期望能得到一块饼干，或者一勺炒面和一支香烟，但是这天的情况竟然这样令人难以置信：人们都坐在自己的铺上不动，显出很文明的样子。有人还以高贵文雅的口气说，不吃，我不爱吃甜食。经她再三催促，有人才说了一句：你回上海的路上不吃吗？那女人说，我能吃多少，有几块饼干就行。我在火车上还可以买盒饭，你们可是没地方去买。
你说得对，那我可就不客气了。那个说话的人站起来，弯着腰走过来，拿了两块饼干放进嘴里。不知什么原因，他嚼了几下就咳嗽起来。有人笑了一下，说，小心，小心呛死。他咳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但还是把食物咽下去。他抹着眼泪说，呛死我我也要吃，叫我女人去找顾大姐打官司吧。人们都笑，那女人也咧了一下嘴。笑声中，人们走过来拿吃的，走不动的人跪着挪过来，把他们脏污的手伸向那些食品袋。我急得大声喊，喂，你们客气点，给顾大姐留下一包饼干路上吃。但我的铺上只剩下一些细碎的面包屑。那女人对我说，叫他们吃吧，我在火车上买盒饭吃就行。
我觉得这帮人在老董的女人面前抢吃抢喝，有辱斯文，太不雅观了，抱歉地对他说，顾大姐，你不要见怪，我们这些人真是饿极了，脸都不要了。她叹息着说，不怪大家……
人们吃完食品，坐回到自己的铺上去了，有的人手里还捧着*葡萄糖的粉末一口一口地舔着。这时那女人又说，诸位大哥和兄弟，你们是老董的朋友，老董活着的时候，你们对他的帮助，我非常感激，只是有一件事还要请你们帮我做一下……她说到这里停住，眼睛看着大家。大家也都静下来看她，等她往下说，我这次来看老董根本就没想到他会不在了，连个面也没见到。所以我想呀，请你们带我到坟上去看看，帮我把他的坟挖开，叫我看他一眼，然后我要把他运回老家去。请你们帮我这个忙。立即就有人说，行呀，这有什么难，埋得又不深，不费事就能挖出来。但我却吓了一跳，忙说，顾大姐，那可不行，老董的坟可是不能动。
他惊讶地说，为什么？
我说，你想想呀，才埋进土里七八天，肉体开始*了，但又很完整，那个样子你挖出来怎么运回去，火车上叫你运吗？
她愣住了。
我又说，不行，你可别打这个主意，迁坟可不是运个死狗死猪那么简单的事。
她说，那可怎么办？
我说，你要是真想迁坟，就过几年再来，到那时就可以把他的骸骨带走了。
她不说话了，在思考，良久才说，没办法吗，真没别的办法吗？那就只能按你说的办了，我就过两年再来，赶在三周年迁坟。
我说三周年也不行，肉体在底下*的过程很慢，三周年的时间恐怕太短。接着我又以随便但却认真的口气说她：你着什么急呀，反正这一次带不走，你就多过几年再来呗。人都说入土为安，他已经入土了，很安稳了，那就不要急着迁坟了。
她说，好的，好的，我听你的话，过上几年再来。今天就请你带我去他的坟上看看就可以了，然后我就回去。
我的心里咯噔响了一下。这是我最怕的一件事。我一边思索一边说，顾大姐，老董的坟……你就不要去了吧。
她的眼睛立时显出惊讶的神情，说，为什么？
我躲开她的眼睛支吾着说，不为什么，就是……一个土堆，有什么看的？
她的脸色有点变，说话的口气也有点变：小李大哥，我跑几千里路来大西北就是看他的……
我有点狼狈了，说，是呀，你是来看他的，可是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人是不在了，可是上坟扫墓是应该的。
是应该，是应该，可是……
可是什么呀？
可是……他的坟……可能找……不到了……
怎么会找不到？
我真是不知如何回答他了，因为她的脸上一片狐疑的表情，眼睛似乎要把我看穿，我支支吾吾了：
荒滩上到处都是坟，乱七八糟的……怕找不到呀。
她说，小李大哥，你刚才还说过，是你们亲自把他拉到坟地埋葬的。这才几天时间，你就认不出地方了吗？
我心里真是后悔，后悔先前说话欠思考，现在竟然陷于狼狈。为了改变狼狈境地，我厚着脸皮改口说，刚才我说的我们，是指掩埋组的人，而不是我和我们窑洞的人。
她不说话了。眼睛直愣愣地看我，显出不信任的眼神。我接着又说，你要是不信就问问他们：他们谁去埋老董了？
她把眼光投向其他的人，其他人都不出声，于是她又对我说，小李大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没去坟地，但我请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我一定要认下老董的坟。我不认下他的坟，以后来迁坟，我到哪儿去找他的骨头？
糟了，她误会了，以为我不带她去坟地，这样一点举手之劳的事都不愿意办。这使得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又说，顾大姐，你听我说，我们这里，人死了，都是抬到门外放着，专门有掩埋组的人赶着马车来，把尸体拉去掩埋，其他人都不去。你想呀，人们都饿得站不起来，走不动路了，哪还有力量抬死人哪。除了掩埋组的人，其他人都不去坟地，这是真的。
听了我解释，她静了片刻，又说：小李大哥，那就这么办吧，你领我到坟地去一趟，我挨个坟堆去找。
我说，到了坟地你也是找不到的。坟堆都是一样的，你能认出哪个是老董？
她惊讶地说，没有墓碑呀？
墓碑？哼哼，你想得好！你以为是烈士陵园啦？
连墓碑都没有，哪能这样做事呀，这不是伤天害理吗？死者的亲属来上坟，给谁烧纸呀？
我摊开双手：那不是我考虑的事。对啦，我说的也不全对……幸亏你提醒我——死者的身上还真是栓了个纸片片的，写上名字，编上号码，是毛笔写的。
她说，身上挂个纸牌牌有用吗？埋在地下的人，家属来了也不能哪个坟都挖开看看呀。
我说，人家可不那样想呀！人家编号是为了统计数字，好造册，向上级交待，哪管以后家属来了方便不方便。
她又哭了起来，哼哼……这样说来，我是见不着老董了？
我没说话，觉得不好回答。倒是晁崇文叫了起来：怎么找不到？你到场部去，找管教科，埋人的事是他们管。他们登记造册，他们就该知道埋在哪里。
其他人也说，老晁说得对，就找管教科。
那女人抹着眼泪看我。我说，那你就到场部问问去吧。
我们的住处在山水沟中端。我领着那个女人顺着弯弯曲曲的山水沟走了十几分钟，从南边爬出山水沟，指着东边二三里处的一道山水沟告诉她，场部就在那里。看着她走近那道沟了，我才回到窑洞去。
老李，你他妈的真不是东西！我刚刚爬进窑洞，就听见晁崇文的吼骂声。晁崇文是山西人，1946年就参加了地下党，那时他才17岁，正在上中学。解放后他在甘肃省运输公司当政工科长。这个人脾气很是暴躁，看见不顺眼的事就要说就要骂。据他自己说，他是在当政工科长时因为给书记提意见，被定为右派的。我惊讶地问；老晁，你骂我干什么，我惹着你啦？
骂你，骂你还轻咧！你他妈的不是个好熊，我听着就有气。人家老董的媳妇哭哭啼啼地求你，叫你领到坟上去看一看，这也是人之常情嘛，男人死了，媳妇上个坟，记下男人的坟在哪达哩以后来上坟哩迁坟哩也方便嘛，你他妈的就几步路的事，你不愿去！你说你找不着！你咋个找不着？那天埋葬董建义，不是你跟着去的吗？你说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