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第三以女婿推翻岳父，但是他是荷兰人，对英国内政无实际兴趣，被邀才做成了一个“被选举的君主” （elected king）。最重要的是，他到任五年，英伦银行成立，英国承认公债是国家的一种制度，皇室不用对国计一身担当。这样免除了好多在宪法上的争执。过去的事，像查理第一的提用商人存放在皇家铸钱局的金银、查理第二的停付银匠借款和克伦威尔强逼东印度公司借款，都不再重演，间接地保障了私人财产的不可侵犯。在此事前一年，即1693年，“皇家矿产法案”（Mines Royal Act）公布。以前民间所有矿产，内中若发现金银，利归英皇。其实皇室用这种名义抑制一般民营矿场，又授权某某人可以例外。此法案通过后，皇室放弃了这权利，于是矿业大兴。英国矿产开拓公司（Mine Adventures of England）的资本十二万五千镑，在极短的时间募足，在当日是前所未闻的大数目，这样投资放在有广泛性格的企业上去，也刺激了工商业全面的增长关于16、17世纪英国皇室阻碍工矿投资见B，mercial Crisis and Change in England，1600…1642：A Study of A Mercantile Economy（Cambridge），p227；William Rees，Industry Before Industrial Revolution（Cardiff，1968），p386。关于英国矿产开拓公司见Rees；。诸事互相印证，我们就此领略到资本主义总以在民主制度和立宪君主制下，才容易展开。极权政治一般的趋向，会阻碍私人资本的成长。
1689年不流血的革命称光荣革命，因为它实际上改造了英国的高层机构。兹后英皇只成为仪式上的君主，实际大权在议会手中。英国的政党政治和内阁的组织也已具雏形，虽说他们当日的粗胚胎（prototype），不能与以后的情形相比，但我们已可以看出他们是成直线型的发展。因为政局稳定，宗教上的冲突就慢慢地被遗忘。
为什么英国在17世纪末年有这样的成就，而世纪中期，虽有克伦威尔的领导，仍不能有这样的成就？我们以中国历史上的经验作参考，当高层机构如此突破环境而成熟的时候，其下层机构也必有显著的改进，不然立法不能联系。因此想象英国一到17世纪之末，土地制度必和世纪初年的情形有很大的差别。统计上的数字，尚付之阙如，事实上如何完成，我们也无从知晓，可能永远无法明了。只是1692年所征收的土地税，用统一的税率加诸全国，不再用承包收税人（tax…farmer），全部收入解入国库者逾二百万镑，超过以前皇室一年收入的总和Bromley；ed。，Cambridge Modern History，，（Cambridge，1970），pp285…286；Maurice Ashley，England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Cambridge，1977），p175。。这断然不可能在五十年前，土地主权紊乱，全国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情形中完成。
我们知道，在内战前夕，很多有企划心的地主，就已经在购买土地的时候去瘦存肥，将一部放弃，一部收纳归并，使地产的使用管理合理化。内战期间，两方的军事组织，又都是由地主领导佃农及小自耕农，则前述趋势只会继续扩展，不会收缩倒退。我们又知道17世纪中期，自由产业人已不付赁金，自成业主，有如今日情形。租赁产业之代替抄本产业，也是一般时向Thirsk；pp648…668；Stone；p73。那么我们可以跟着唐尼教授（即前提及的RHTawney）所说，英国内战，实为一个“大熔炉”（melting pot）。他说：“地归业主，以打仗的方式执行，要比法庭告状便宜得多了”Tawney；“The Rise of the Gentry，1558…1640，”Economic History Review，11（1941），pp1…38，也不只是诙谐轻松的道白，而确是言之有物。事实上这土地的领有集中和使用的规律化，以新兴的地主为领导，排斥异己，并且淘汰一批不能跟着时势进化的地主，更要将最大的压力，加诸一般抄本产业所有人。这些穑夫的子孙，少数的运气好，成为自由产业所有人，其他或被逼为佃农，或挤出于农业之外，成为城市内之廉价劳工，事实俱在。只是这是一个长时期的运动，与战前战后的发展联系，所以一到18世纪，仍有不少的抄本产业所有人GWSouthgate，English Economic History（London；1970），参考G，The Gentry：The Rise and Fall of a Ruling Class（London，1976），p173。。在这些情形下，我们提及1689年英国的低层机构必有显著的改革，而不用绝对字样，这是一种相对的看法。这也不是研究英国土地制度或英国内战的一种论断，而是对英国资本主义形成的一种解释。这些专题对于“大熔炉”有不同角度的看法，因为立场的不同，其论断必定也有程度上的差异。
有了这样的解释，我们才能对以下所说法律之演进，看得明白。英国的议会派虽说想支持普通法庭的至高无上，实际上这法律与时代相去过远。公平法被皇廷牧师法庭（Court of Chancery）引用，事实上无从阻止，1660年查理第二的复辟之后尤甚。此时被引入的案件，牵涉到若典当间死亡，当时借方的权利、子女财产权的保障、破产、合同、股份和船舶所有的支配，以及欺诈内涉及“过分的施用诱导力”（undue influence）的原则Plucknett；pp690…691。而且引用的情节积少成多。当初公平法不顾成例，现在它自己也创成例，于是公平法与普通法对流。1689年贺尔特（Sir John Holt）为首席法官（他任职于King’s Bench，此法庭与Court of mon Pleas同为普通法庭），他即决定今后有关商人的案件，照商业习惯裁判同上，p246。。假使社会上没有相似的变化，他的更革，纵不引起普遍的反对，也难行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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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13）
光荣革命的前后，政治制度的改革，不以立法和行政做主宰，而以司法为主。克拉克爵士综合前后情形，有下面一段观察：司法衙门和法庭不断地工作，除了几个月之外，用法庭的裁判去树立法规的情形总是在进度之中。［相反的］改革法律的呼声虽高，但是危机一发生，纵在最革命的关头，有关土地［的买卖占领押当］与商业合同各事，却连一桩立法，也没有做出来Clark，The Wealth of England from 1496 to 1760（London，1946），p114。。立法和行政总还不免“通令”的格式，有立即强迫下面照上级意志做事的情调。而资本主义牵涉私人财产权，务必在真人实事之间，判别得明白，所以司法权成为有效的工具，它有试验性质，也能积少成多地以成例创造制度。克拉克的解释尤其使我们不会忘记这高层机构与底层机构间的联系。
我们再看英伦银行的组织，更相信布罗代尔教授所说资本主义的成功，在它能与国家互相印证的真谛。1694年银行的股东，以英皇和皇后领头，其中有一千二百六十七人，“无例外的”都是伦敦商人，他们宗教的剖面，则是“彻底的新教徒”。所凑集的资本，不是现金，而是由于他们供应政府的军需，所得财政部的收据（tally）和存在银匠店里的金银，由银匠所发的收据。他们把这些资本，共一百二十万镑，贷与政府，年利八分，政府即以关税和酒税作担保，只要年利照付，本金可以永远继续地借下去。而且有了这样的保障，英伦银行虽为私人资本，却可以发行钞票，也达一百二十万镑之数。银行既可以用放款的方式使钞票流通于市面，也就是一举两得，在贷与政府及放款于民间，两头生息，这也是信用膨胀（credit inflation）的开始在这题目最有用的参考，乃是John Giuseppi，The Bank of England：A History of Its Foundation in 1694，reprint（Chicago，1966）。。
1694年9月，银行刚成立不久，政府要它汇款二十万镑到弗兰德斯去接济与法国作战的英军。这并不是开一张汇票，让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Duke of Marlborough，是第二次大战时首相丘吉尔的祖先）在比利时兑现。当时尚五分行，国际的信用也尚未开始组织。事实上的办法，是银行的董事会全部到丘吉尔军中去，筹款的职员也派往西、葡、荷、瑞士和意大利各处，包括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欧洲商人一听说伦敦商人都站在英军后面，也把他们能够控制的资金，放贷于组织战事的丘吉尔。所以英国的打败法国，是有北欧、南欧的财政支持。这中间一段的活动，也使国际信用的组织具体化，而英国又采取了主动地位。
信用膨胀也同样在继续之中，一方面因为在大陆上的战争，英国的支出从1702年的每年五百万镑，增至1714年的每年八百万镑。英国的国债在同时期中由一千三百万镑增加到三千六百万镑。英伦银行的资本也同样地在扩充Giuseppi，p35；PGMDickson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of England：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redit，1688…1756（London，1967），pp42…46；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VI，p285。。
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因为英国土地所有权已大致固定，农场组织也比较坚固，又因为公平法和普通法合并，商业性的法律可以使用于农业社会里面去，就引起农业的资金与工商业的资金对流，滨海与内地融结为一，生产与销售的距离缩短。17世纪末年的一个征象，乃是“土地银行”（land banks）纷纷组成。他们希望一方面仍能原封不动地保持自己手中的田土，一方面即以这所有权作信用的根本，获得现金。只是组织不良，求功过切，又纷纷失败。还要再等几十年，这些错误才被更正。18世纪中期以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地方银行、乡村银行才如雨后春笋一样地显露头角，在伦敦也有很多私人组织的小银行出现。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