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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商旅行每次都在半年以上。《乔彦杰一妾破家》（《通》）叙宋朝事，称杭州乔俊“有三五万贯资本，专一在长安崇德收丝，往东京发卖，贩枣子、胡桃、杂货回家来卖，一年有半年不在家。”《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内另一客商陈大郎，徽州人氏，“凑了二三千金本钱，来走襄阳贩籴些米豆之类，每年常走一遍。”徽州水道通襄阳毋须数月往返，其所叙每年仅走一遍，当系因每次坐候收购物品，在牙商客店中迟滞之所致。
客商货品出售时，经常亦无批发商承购。《陈御史巧勘金钗钿》（《明》）故事中，叙“一个卖布的客人……口内打江西乡谈，说是南昌府人，在此贩布买卖，闻得家中老子身故，星夜要赶回。存下几百匹布，不曾发脱，急切要投个主儿，情愿让些价钱。众人中有要买一匹的，有要两匹三匹的，客人都不肯，道：‘恁地零星卖时，再几时还不得动身。哪个财主家一总脱去，便多让他些也罢。’”其所叙地方为江西赣州府石城县，甚通水路，客商所存布四百余匹，装置船中，值银二百两，急时虽减价低于本钱，亦难觅得买主。如此城内有批发商承购，则故事不合情理。
买卖时赊欠，通常非客商之预筹，大概多因临时货物不能全部卖为现金。前述老仆阿寄所贩漆，值银仅十二两，“遂雇船至苏州，正遇缺漆之时，见他的货到，犹如宝贝一般，不勾三日，卖个干净，一色都是现银，并无一毫赊账。”阿寄来自浙江淳安，苏州乃其新到之处，文中暗示，虽在此情形之下，通常赊欠为无可避免。又苏州在16世纪为中国重要商业中心，油漆又为工业重要原料，其供应仍有赖此小贩式之客商不时凑应，殊堪注重。此故事叙明代事，其地点乃《三言》作者冯梦龙之故乡，如有大资本漆商经常囤集此物料，市场供应无缺，则作者无法自解。尤有甚者，此故事往下更称：“元来贩漆的都道杭州路近价贱，俱往远处去了，杭州到［倒］时常短缺。常言道货无大小，缺者便贵，故此比别处反胜。”则杭州油漆之供应，情形亦不亚于苏州。
客商所赊欠之账，称为“客账”。因非预有筹划之信用贷借，而系临时付款人资金缺乏所致，是以其账目亦须挨户索讨，尤不能转划于信用贷款之店商，有如现代之银行。索讨欠账，则经常旷日持久，有父子相承者。《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解释蒋赴广东远行之动机为：“想起父亲存日广东生理，如今担阁三年有余了，那边还放下许多客账，不曾取得。”《吕大郎还金完骨肉》（《通》）主角吕玉为一大本钱布商往山西发货，“遇着连岁荒歉，讨赊账不起，不得脱身”。以后吕玉因嫖妓而患风流疮。下文称：“捱到三年，疮才痊好，讨清了账目，那布商因为稽迟了吕玉的归期，加倍酬谢。”其文中未及直叙者，则虽大本钱布商，其发货亦系零售为主。其所赊欠之购货者，必非仅只一家，亦甚难可能只三家五家，而大概为十家或数十家。此又可与前述江西赣州府石城县情形相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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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商及其生活（2）
《三言》中所述客商，通常搭雇内河船只载货，自备船只者不可多睹。《蔡瑞虹忍辱报仇》（《恒》）叙明代事。内有卞福者，“汉阳府人氏。专在江湖经商，挣起一个老大家业，打造这只大船。众水手俱是家人。”此情形似为例外。通常一般客商均需雇船。船主则以撑驾船只为生，并不上岸贸易。《宋小官团圆破毡笠》描写有一刘顺泉者“双名有才，积祖驾一只大船，揽载客货。往各省交卸，趁得好些水脚银两，一个十全的家业，团团都在船上，就是这只船本，也值几百金，浑身是香楠木打造的。江南一水之地，多有这行生理。”另一船户，则租得仕宦之家船只，载货牟利。此为《苏知县罗衫再合》（《通》）所叙“仪真县有个做惯私商的人，姓徐名能，在五坝上街居住，久揽山东王尚书府中一只大客船，装载客人，南来北往，每年纳还船租银两……”
客商有专包一船载运其货物者，例如《陈御史巧勘金钗钿》中御史所化装之客商。亦有多数客商积资合雇一船者，例如《杨谦之客舫遇侠僧》（《明》）之三四十人共搭一船。后者在明代似为常态。明末户部尚书倪元璐呈崇祯帝之奏疏称，客商之一税单，常包括应税货物二三千余件，为客商数十人所共有此奏疏载《倪文贞公全集》，亦载于《续文献通考》（《万有文库》本），页2938。本人节译英文载于William Theodore de Bary（ed。），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 （New York；1970），。亦即内河商船一船搭载之状态，此与各税关报告之情形亦吻合可见《北新关志》，节载于顾炎武之《天下郡国利病书》及清代之《淮安三关统志》。。
明清时代之商业书籍，亦着重于行旅，内中若干款目，为客商雇船搭船之箴言，如《士商要览》称“搭船行李潇然，定是不良之辈”《山西商人の研究》，页309。“潇”字似误笔。。即系警告客商，注意同船搭船之人。
《三言》又称：“原来坐船有个规矩，但是顺便回家，不论客货私货，都装载得满满的，却去揽一位官人乘坐，借其名号，免他一路税程，不要那官人船钱，反出几十两银子，送他为孝顺之礼，谓之坐舱钱。”此段出于《苏知县罗衫再合》。其叙述亦与晚明情形相符。17世纪御史祁彪佳由漕河南行，有商船三艘，载枣货与之并行，管理临清商税之主事何任白，即令其所有同行者一切商税均免。祁虽未称其接收坐舱钱与否，但因仕宦名势免税一节，似属司空见惯。祁不但不加隐讳，并将其详情，于其日记中叙述《祁忠愍公日记》（绍兴，1936年版），又周之龙《漕河一》，亦有类似之记载。。
旅途遇盗，为明代客商常有之事。《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内陈大郎所雇民船，在枣阳遇盗。本钱被劫一空，陈“走向船梢舵上伏着，幸免残生。”有时民船船主亦可能在航行中劫杀客商，以取得其财货。《苏知县罗衫再合》中之船户即为一例。所以明清商业书，均劝告客商，顾及旅途安全，所有财物，尽力掩饰。如“逢人不可露帛，处室亦要深藏，乘船登岸，宿店野行，所佩财帛，均宜谨密收藏，应用盘缠，少留在外。若不仔细，显露被人瞧见，致起歹心，丧命倾财，殆由于此。”又“天未大明休起早，日才西坠便湾船”见《山西商人の研究》，页308~309。。前后文字如出一辙。
商人在外，通常无法与家人通讯，亦不知目的市场及情形。蒋兴哥去广东一年有半，未曾有书邮到家，其妻室须请算命人问卦以卜其行止。陈大郎既被盗，又旅途害病，其致家书于其妻室，乃托传递公文之吏员代投。故事原文称：“陈大郎心上不安，打熬起精神，写成家书一封，请主人商议，要觅个便人捎信往家中，取些盘缠，就要个亲人来看觑同回。这几句正中了主人之意，恰好有个相识的承差，奉上司公文要往徽宁一路，水陆驿递，极是快的。吕公接了陈大郎书札，又替他应去五钱银子，送与承差，央他乘便寄去。”
此一封书信，付费银五钱，始能转递，而仍非普通一般人可经常央便者，因文内称，此传递公文之承差，系牙商吕公旧识，又湖广襄阳去徽州宁国，正当汉水及长江孔道，才有此种便利。不过明朝传递公文之差使为私人带信，则亦为司空见惯。如复社之彼此通知，均利用公家驿传，“名为公文，实私牍也。”《复社纪略》亦称：“比年而后，秦、晋、闽、广，多以文邮置者”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上海，1935），页164，166。参见宫崎市定《张溥とその时代》，载《东洋史研究》33之3号（1974），页338~339。。亦系私信公传。其弊在政府邮递，不能任私人公开大规模使用。
如缺乏此种机缘时，客商只有托其他客商带信。陈大郎对蒋兴哥云：“兄长此去，小弟有封书信，奉烦一寄，明日侵早送至贵寓。”客籍商人有在他乡开典当铺者，仍与原籍乡里时有往返，有时其差使亦替私人转信。陈大郎在枣阳县，时去大市街汪朝奉典当铺打听，其目的在“问个家信”。不过音讯往返，极不经常。如经常不断时，则前述托承差转信为不必要。
商业通讯不正规，为各地物价不正规之一大主因。前述阿寄贩漆于苏州，正遇苏州缺漆之日，因此其利润，“除去盘缠使用，足足赚对合有余。”其贩籼米时，则“兴化米三石一两，杭州石一两二钱。”相去为三倍半以上。此段当然有夸大作用，但客商除往来于生产地区及消耗地区之间预期其物价高低足供牟利外，无法探知其一时之需要及供应详情，则为事实。阿寄之数次获利一倍以上，实为意外之幸运。其反面则为供给超过需要，尚可致客商赔本。亦即经商于明代，多少均带有投机性质。16世纪末年其他文件有时亦论及此情形，如广东之铁，行销于长江以南各省。“每岁浙、直、湖、湘客人腰缠过梅岭者数十万，皆置铁货而北。近年惠、潮铁罄，告开龙门铁山，迄未准行，客商艰于得铁，多怀空银回家”霍与瑕《上吴自湖翁大司马书》，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