糇ぬ旖虻牟慷樱罄幢唤冀Ｖ钡�1861年3月22日，两位大使布鲁斯和布尔布隆才离开天津前往北京，布尔布隆夫人乘轿同行。他们三天后进入北京城。英国使馆的芮尼医生说，英国和法国的旗帜从此“和平地”在北京飘扬。两国公使率随从进驻北京——这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部分原因和目的——就这样平平静静地完成了，既没有遭到中国政府的反对，也没有遇到老百姓的敌意。3月25日，在天主堂里作完感恩礼拜之后，布尔布隆先生接待了来访的桂良。次日，恭亲王首次接见了他。法国使团安置在中国人让出的一处宫殿中，那里原是一位亲王的府邸。
孟托邦出发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他将他的参谋长施米茨上校派往埃及，由他来安排部队的撤离。部队返回的路线没有沿原路经过好望角，而是取道红海和苏伊士地峡。这条路更近，而且更有新鲜感，所有的人都兴奋不已。他还继续关心天主教在中国的教产问题，此事一直让他放心不下。他接触了在中国的所有法籍教徒，包括耶稣会会员，遣使会会员以及其它各教派人士等。
最后还有两件事让他担心。1861年1月，何柏将军刚刚返回上海，就决定打开长江，率领数艘战舰溯江而上，直至南京。在他看来，这样做的目的是向中国人炫耀武力，但更重要的是护送一个贸易团。这一行动让法国人极为不安，他们认为这是英国人缺乏公平精神的又一表现。但更严重的问题并不在这里，而是太平天国军队继续向中国北方推进。如米特雷西所说，对中国的征讨刚刚结束，又有一柄利剑高悬在欧洲人的头顶，威胁着欧洲各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4月21日，孟托邦将军将指挥权交给冉曼将军。24日，他登上福尔班号军舰，前往香港。这位1860年远征中国的司令官声称，自己舍不得离开这个给他带来巨大利益的地方，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这座城市，我曾为自己的国家精心筹划了一场远征，现在我把一个完好的上海留在身后。我的政府已给了我很多奖赏。我就要与阔别了十五个月的家人和法兰西团聚了。本来我应该感到高兴才是，然后，这些我今生再也无法重见的地方，这些成就我军人功名的地方，竟然使我依依不舍”。
在香港，孟托邦与热情好客的英国总督罗宾逊和夫人再次相遇。在广州，他得到了一些当地的特产。他收到驻北京的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令人不安的信件，信中说太平天国军利用英法联军征讨中国造成的混乱局面，把自己打扮成中国人种的解放者。应恭亲王之请，大使向此时仍然驻守在天津、由欧马利将军指挥的法国部队求助，请他们前来支援中国政府。孟托邦回信说，这样的决定不属于他的职权范畴，而且，无论如何，要采取类似行动，把中华帝国从他们一直视为强盗的人手里拯救出来，必须事先征得英国的同意。
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19）
随后，孟托邦乘“欧仁妮皇后”号前往西贡，见到了沙内海军少将。后来他在巴黎，在参议院里，还有机会见到这位“好心的将军”以及葛罗男爵。然后上船前往新加坡，在那里，他就交趾###的政治、军事和社会形势写了一封非常有价值的长信。他在信中主张将这一地区置于直接管辖之下。1887年，交趾###成为法国殖民地。实际上，一生身为军人的孟托邦，每到一地都会对当地的情况产生浓厚兴趣，努力了解和弄清当地的一切情况，俨然一个优秀的行政管理人员。
直到这时，他才真正踏上归国的旅途，经新加坡和亚丁前往苏伊士。他的参谋长施米茨上校和新近获得晋升的本茨曼将军与他同行。他计划1861年夏初到达苏伊士。
第二十四章
迎接与反响
葛罗于1861年2月25日在马赛上岸，他为完成远征的任务而感到高兴和自豪，前往中国的使命成为他外交生涯的顶峰。葛罗在《黄皮日记》的结尾写道：“我4月23日离开巴黎，十二（十个？）个月里，发生了多少大事啊！我的外交生涯始于1823年，在这辛勤漫长的岁月结束之际，能够成功地履行一项外交史册上没有先例的使命，一项由于其巨大成果可能成为人类历史重要里程碑的使命，我是多么地高兴啊！”
几个月之后，孟托邦将军抵达马赛，此时已是1861年6月末，从出征之日算起已过了18个月。他也同样为从如此遥远的地方归来、为圆满完成军人的使命感到自豪。参议院里正虚席以待。不久后，1862年1月，皇帝颁发上谕授予他八里桥伯爵头衔，1863年再颁上谕使这一爵位可以世袭。对此，埃里松讲了这么一个小故事：孟托邦不无幽默地担心皇帝让他当上“北京公爵”。“北京公爵”，他半庄半谐地重复道，“对一个军人来说，这头衔叫起来可不大好听啊”。
不过，人们对他的态度与他的期待大相径庭。他满心希望自己誉满天下，到处受人祝贺和欢迎。然而他大失所望。洗劫圆明园风声已经吹到了这里。埃里松伯爵再一次对这种“含沙射影的诽谤”大为不平：
“当孟托邦将军将祖国的旗帜插到天朝帝国的首都后返回法国之时，居然有那么一些人，包括他的朋友在内，非常卑鄙地妒嫉他得到的荣誉，说他去中国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抢掠，而他本人恰恰是那位发掘财宝的将军……。这一次叫做对华远征的杰出冒险载入法国的史册，它同样遭遇了众多丰功伟绩所遭遇的偏见、谩骂和误解……”在抨击皇帝身边那些“政治庸才”以及“军事庸才”的同时，他质问：“谁又能为祖国效力而不遭到仇恨、眼红和妒嫉呢？”
妒嫉，仇视，诽谤？如何看待这种种敌意呢？
到底是怎么回事？
应该说，法国的舆论从来没有真正关注过这次远征，只知道它远离本土，却根本不了解它的必要性。人们注意到，政治家在回忆录里对它少有提及。
德斯凯拉克·洛图尔对法国军队的各位将领大加赞扬：
“这支部队短小精悍，能打硬仗大仗，领导他们的将领也非等闲之辈。本来不应该由我来说，它的各个部门如何被领导得井井有条，它的参谋长干得如何出色，他的助手又是如何得力。我也不会回顾他们曾遇到多少困难和考验，有了我们这位将军的机智、坚忍和力量，就足以战胜这些困难”。
舆论如此忘恩负义的原因也许就在于此次远征的顺利成功。正如幸福的爱情乏善可陈一样，一场无惊无险，没有尸骨成山，最终取得胜利的军事行动，既不能耸人听闻，也不会惊动舆论！中国一役，与克里米亚战争中塞瓦斯托波尔之围造成的数千人死亡相比，与意大利战役中索尔夫里诺战斗导致众多的阵亡数目相比，差得太远了。此后不久发生的墨西哥战役也是伤亡惨重，最终导致战役结束的悲剧事件，其惊心动魄更是令人记忆犹新。
然而对中国的远征，在军事上一帆风顺。有人甚至忍不住会加上一句：简直是天遂人愿。因此，认为它不过是一次“闲庭信步”的看法终于不胫而走。德斯凯拉克·洛图尔叹道：“中国之役短暂而辉煌。思想肤浅的人们也许会得出结论说，这场战役根本无惊无险”。极力反对帝制的历史学家伊波利特·纳让的话，反映了普遍的看法：“这场闹得尽人皆知，还为孟托邦将军赢得八里桥伯爵头衔的战役，其实是轻而易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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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20）
的确，按官方统计的十几人死亡、二百七十一人受伤的数字，伤亡人数似乎微不足道。正如巴赞库男爵所说：“在战争中，幸存者的荣誉往往是由阵亡者的数量来计算和衡量的”。因此，对于这场关于“以阵亡者数目衡量一场胜利的损失和重要程度”的争论，《八里桥》一书的各位作者感到“伤心”。尤其是因为实际伤亡的总数要大很多。由于受伤和疾病，死亡人数达到了八百四十一人，再加上两次海上长途航行途中死去的一百多人，这还不算紧随中国战役之后在交趾###蒙受的人员损失。也就是说，死亡人数为总人数一万人的十分之一。
人们往往忘记，在历次殖民地战争中，发烧、传染病和其它各种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要远远高于单纯在战斗中阵亡的人数。1900年前后，皮埃尔·洛蒂奋起反对远离本土的殖民战争。他认为，在这些罪恶的战争中，由于各种恶性疾病和热带疾病，无数个前程美好的年轻生命都被断送了。
因此，舆论对1860年远征中国的看法是，那不过是一场无惊无险的战役。另外，它还使参加这次远征的人发财致富……。
几年过后，塔克西尔·德洛尔提出下面具有说服力的说法：
“这场战役中，手持先进武器的联军从远处射杀中国军队，无论他们胆敢在哪里出现。中国军队的大部分士兵还拿着火绒枪和弓箭，他们只能带着亚洲人对死亡的普遍蔑视，眼睁睁地前来送死。在法国的官方报纸上，这场战役的结果被概括为短短的几句话，其中提到八里桥战斗，并把它与赫利俄波利斯战斗和伊斯利战斗相提并论，还提到飘扬在北京城上的三色旗。尽管人们都承认满族人与马穆鲁克骑兵或者阿拉伯人一样英勇，但光荣还是属于赫利俄波利斯战斗和伊斯利的胜利者，因为他们回到祖国时两手空空，没有由于公开贩运轻易得来的战利品而损害法国军队清廉无私的名誉”。
华方济伯爵将军对舆论的缄默感到惊讶：
“当人们得知这次远征的辉煌结局时，人们都以为是在做梦。但是，人们对丰功伟绩已经习以为常，所以这次战役显得平淡无奇，孟托邦将军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报偿”。
的的确确，对圆明园的洗劫“使这次远征的辉煌黯然失色，虽然此次远征总的来说进展顺利，成果丰硕”。第二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