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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总督的信函接连不断，要求停止敌对行动；宣布朝廷钦差大臣桂良（《天津条约》签字人之一）由帮办钦差恒祺（巴夏礼在广州任海关收税监督时认识）陪同，从京城出发来天津会晤英法两使。再度派桂良大学士前来，联军认为是中方有诚意的一个姿态。
难道是咸丰皇帝最终降旨结束战争吗？
两位钦差大臣前来劝说额尔金及英法联军放弃推进念头。8月31日，朝廷一品命官桂良大学士露面。对这位满清老贵族，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两年前就已认识。额尔金甚至用反话称其为“老朋友”；但在9月1日的致书中，他表示怕不得已要给对方一点颜色看了，“以便促使这个迟钝的政府有所悔悟”。
桂良钦差大臣声明拥有朝廷授予的全权，并持国玺。他表示准备就《天津条约》批准进行谈判。他保证，三月份最后通牒的任何条款都有可能达成协议。额尔金按惯例，责成威妥玛和巴夏礼把和平条件转递钦差大臣。钦差大臣则以同样方式，习惯只在谈判最后一轮之时对文书们和下级官员先前进行的工作予以干预。
英法盟国方面的要求仍然如下：
（一）对白河口发生的“令人不快事件”道歉；
（二）批准并执行《天津条约》，换文仪式要在北京进行；
（三）向英法盟国派出舰队和军队所耗的“大批费用补偿八百万两银子”。
战争赔款数额进行了艰巨的磋商。清朝钦差大臣要求英法联军不能越过距京城二十公里的通州小城。陪同英法专使赴京最终批准条约的仪仗队人数也构成问题。此系最大的问题。中方希望将人数压缩到尽可能的少。据解释，皇帝的圣威不容许过大的仪仗队，否则有可能看作是对武力做让步。这大概不合英法联军的利益。
相反，额尔金出于声望与安全，却打算带大队人马进北京。葛罗和法国人不赞同这种观点，只考虑派两百人仪仗队；他们认为，英国人称炫耀部队是为他们所代表的伟大国家和人民争光，这是很幼稚的。用布隆戴尔的说法，法国人担心，“在完成和平手续中”炫耀兵力会带来严重后果。但是，他们最后只得听任跟着额尔金的要求走。
最后达成一致，英法联军各派一千步兵、炮兵和骑兵随同两位特使进京，以向中国皇帝递交国书。孟托邦觉得，英国人总带着他们看来很自然的那种傲慢，只想一件事儿；尽量修饰他们的形象，以迷惑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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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天津议和（3）
据杜潘所记，法军从各兵种抽派小队组成仪仗队；而也怀着同样的考虑，“要在北京美貌的女士面前展现他们所有的优势”。孟将军下令给他们佩戴极为漂亮的领带和绚丽的肩章。一部分炮兵已改装成仪仗骑兵队，“以便在英军众多漂亮的队列中显示更好的面貌”。
总之，大家都以为到了北京似的！起码所有幸运选中者，能踏上中国首都之地倍感荣耀。大多数士兵去不了，有权板着脸表示不满。拉否例曾揣摩他们的抱怨情绪：
“至于大部队，本盼着在飘扬的旗帜下进入攻占的皇宫。而希望就这样失去了，梦想难成现实，他们不禁遗憾得很。他们咒骂外交，在征战最美好时刻突然要他们停下来；也对这些清兵刚一交火就退却大为愤慨。他们不去打仗，竟这样仅限于光派出炫耀的仪仗队与列队！简直是真正的幻想破灭……。来到北京何其近，却进不了城，好不令人大失所望。飘洋过海五个来月，接着在白河口只朝清兵开了几枪，尔后又在上海对太平军也如此。可以说，这是一场不成功的征战；部队上下只得相互安慰，都说将可能回家过圣诞节！
葛罗男爵准备了条约草案，写了一段故作庄重的开场白：
“今法兰西人皇帝陛下和大清国皇帝陛下，诚望了结两帝国之间出现的纠纷，恢复并永久保持双方业已存有但因遗憾事件而中断的和平友好关系，特命各自全权使节，即：
——法兰西人大皇帝陛下，让·巴蒂斯特·路易·葛罗男
爵先生，帝国参议员，法国赴华专使和高级特派员，荣誉军团皇家勋位大军官和数勋位大十字骑士等。
——中华帝国大皇帝陛下，桂良先生，内阁大学士，特命
钦差大臣……，就……”
葛罗心花怒放，特向图韦奈尔外交大臣寄去一封欣快的书信：
“部长先生，
本人今日从天津给阁下写此函，十分高兴地向您宣
布，中国政府已在各点上全部让步，一个条约即将在此
签署……。额尔金和我拟去北京，由一个体面的仪仗队
同往，以互换《天津条约》批文……。
本人非常高兴向阁下转告其他好消息。对皇上恩
宠、派我再次到如此遥远的地方履行使命，实感荣幸
之至”。
葛罗告知部长，下次信件日期完全可能从北京发出。
英法联军竟偏偏忘记中国一则古老的谚语：切勿杀虎先卖皮。
条约签字日期定于9月7日。但是5日晚上，简直令人震惊，沮丧不已！清朝钦差大臣又提出联军仪仗队过于庞大的问题。经过数日讨价还价，他们最后竟然申明说，“续增条约不先行入奏，并无画押之权，亦未奉授为便宜行事全权大臣之谕”……云云。
其实，恒祺最后向法使团一等秘书巴士达和译员德拉玛神甫及美理登泄露机密。巴士达在报告中说，在得知消息后，他即由恒祺陪同去到桂良处。“这位老者看上去身体衰弱，假装与否，本人不得而知”，他这样写道，但觉得“是在演戏”。从钦差大臣那儿回来后，巴士达马上向葛罗汇报，两钦差承认无权商谈签约，是在故意哄骗对方。因此，要断绝同他们接触，今后拒绝任何商谈，要坚决向北京进军。葛罗听了，显出不止是吃惊的神情。
英法联军认为，中国宫廷钦差就此撕下了面具。在他们看来，很显然，两位大员承认不拥有全权，心中只有一个想法：争取时间，推迟联军挺进京城，迫使他们就地过冬。同时，旨在使朝廷总兵僧王调集清兵，加强京师城防。再者，也许为宫廷赢得“北走”的时间。
换句话说，英法外交官完全让人愚弄了……。葛罗比之为“可恶的装模作样”、“最大的复杂化”。“装模作样”一词用得恰如其分。在使馆专员凯鲁莱看来，“计策实属无礼，不愧为中国式外交，奸诈得过分，未免稚气了”。
和谈破裂第二天，巴夏礼对中方的诚信提出质疑。在英法联军看来，中国人缺乏真诚，肯定无疑。
第十一章 天津议和（4）
然而，英方却有一个声音站出来维护清朝钦差大臣。随军医疗队队长芮尼1864年发表远征纪行一书，竭力为中方诚意辩护。他首先问道，桂良和恒祺拖到最后时刻才宣布他们来天津谈判不拥有全权，是否表明他们不诚恳或缺乏诚意。他解释说，两位钦差大臣是来商谈《天津条约》批准事宜，却出其不意地碰到英法盟国提出新的要求，于是他们觉得无权听从。他认为，他们不能超越使命授权，只准备在基本点上让步，甚至同意天津对西方通商开放。但是，他们拒绝赔款以及等候期间军事占据某些港口，拒绝英法使节由联军仪仗队跟随进入北京。
另一位看来较为尊重历史真实的观察家西班牙全权公使玛斯也持同样的看法。他解释说，英法联军关于桂良玩弄“狡诈”手法以争取时间的说法是错误的。后来从圆明园找到的一封皇帝手书朱谕，责备怒斥桂良接受丧权辱国的赔款条件，并答应英法联军各派一千士兵到北京出席条约批准换文仪式。
谕旨称，夷人索费一层，多方要挟，必遂其欲而后止，无论二百万不能当时付与，即有此款，亦断无此理。城下之盟，古之所耻，若再腼颜奉币，则中国尚有人耶！……京师重地，尚可问乎？以上两条，若桂良等丧心病狂，擅自应许，不惟违旨畏夷，是直举国家而奉之。朕即将该大臣等立置典刑，以饬纲纪，再与该夷决战”。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桂良钦差大臣等并未试图愚弄英法两使节，只是受到本国皇帝的责备……。
中国一些史学家对此解释加以肯定。如贾桢1930年撰文指出，皇上得知新协议条款，大为不快，反手一击。他不允许大批藩夷军队进入京城，鉴于朝廷礼仪，更不让藩夷使节直接向皇帝陛下递交国书。
美国弗吉尼亚州大学华裔教授汪荣祖认为，指责清朝钦差大臣伪善是站不住的。中国皇帝档案表明，咸丰皇帝对英法联军的意图极为怀疑。他们为何硬要带数百甚至数千兵马进北京？他们若带重兵前来，欲给我国强加更难接受的条款。皇帝曾这样担心，所以才责备钦派的谈判代表桂良大学士表现得太软弱。
中方谈判代表就此消失。英法外交官们处境十分尴尬。他们突然变得对联军将领和颜悦色，并把事务领导权可怜地移交到军方手中。吴士礼报道说，可以猜想得到军人们的那种刻薄的笑容，甚至听到他们不住地哈哈大笑！
如埃里松在《副官日记》一书中调侃地写道：“……我还记得，当有人平静而轻信地回答我们，那个与我方谈判的朝廷命官不拥有全权、未肩负任何使命之时，孟帅及参谋部不禁感到好笑。就像一个业务爱好者，一个普通的人路过，无缘无故地和我们闹着玩，商谈，以打发时间”。
而令人惊奇的是，额尔金和葛罗两爵士竟然连基本的谨慎都没有，未曾要求中方钦差大臣验证一下他们确实拥有的全权，并看一眼国玺。孟托邦将军见葛罗特使“深感不安”，尽量给他鼓劲。外交官们过于疏忽和天真。葛罗也惊愕地回答说：“本人未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