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辽同志兴衰记- 第12部分

居辽同志接待来访（5）
我们交谈的时候，阿蒂拉手端着几杯酒进来了。她听着我们讲话，看了我们一眼，然后又看了她丈夫一眼。谈话的时候她稍停了一会儿，然后把大大小小的斟满了不同酒的杯子放在了茶几上。
　　“居辽自己有严重的过失。这些短篇都将被偷走。他把小说给作家们看，他们把小说的情节都给盗走了。假如居辽先把作品出版了，那就让人家偷好了，那样的话，他们就是剽窃者。可现在，倘若把这些小说出版了，居辽自己将被称为剽窃者。是谁的剽窃者？真是的！是亚当·阿达希的剽窃者！天啊，是个什么作家！在一篇小说里十个人互相仇杀；在一部中篇小说里十五个姑娘同丈夫离婚；在一个短篇特写里，两个人砍掉胳膊，并且发誓要为祖国而工作！而这个人却不要出版自己的作品，因为他在追求伟大的艺术！”阿蒂拉以火辣辣的言辞长篇大论了一通。
　　“亚当·阿达希真的不是什么有特点的作家，不过他倒是有个漂亮老婆。”巴基里笑着说道。
　　“科莱奥巴特拉！”居辽同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感慨地说。
　　阿蒂拉摇动着她的长手指。
　　“睁开眼睛，居辽，因为亚当·阿达希偷的是你小说的情节，而科莱奥巴特拉偷的是你的心……”
　　居辽同志紧锁眉头。
　　“噢，要对付这个科莱奥巴特拉！”
　　“我觉得可笑，可笑……不过，对小说本身，你自己是个犯罪者。”阿蒂拉说道。
　　“时间将说明此事。”居辽同志又说了一次，“再给我们拿点儿下酒的小菜来，再煎上三四只我打猎打来的鸽子……”
　　我把材料袋放到茶几的一角。居辽同志的话语把我带到了野鸽飞翔的群山和山洞里，想象着居辽同志手持双筒猎枪追逐鸽子的情景，脑子里描摹着鸽子被打中后拼命挣扎时他高兴的劲头。
　　“我给了Q同志六七只鸽子。他是个很好的猎手，可是今天打得不好，只打中了三只。”居辽同志说道。
　　“我已经在煎锅里煎上了。”阿蒂拉迟误地回答道，然后又从屋里出去了。
　　居辽同志再次站起来，打开大书架，拉出一个抽屉，伸手取出两三本旧杂志和一摞打字稿。这时候，我们闻到了从厨房里飘散过来的煎鸽子的香味。
　　“巴基里，你闻到香味了吗？”居辽同志手里拿着杂志问道。
　　“唉，要是克里斯托夫在这儿嘛！他对这些可怜的鸽子会多感兴趣啊！我想起来了，有一回我们一起在科尔察，在马利奇自然保护区附近，我差不多打下来二十只鸽子。在林业站我们把鸽子烤熟了。这二十只鸽子克里斯托夫一个人就吃了十一只。不过，这个人挺幽默。人做起幽默事儿来，就不会为吃了那么多烤鸽而难为情了。愿他胃口好！哎，我把话说到哪儿了？”他又指着杂志说，“这是1946年的两本《新世界》杂志，在第二期上我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时代》的文章。这是第一篇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章。咳—咳，咱们可以讲，在我国我是这一创作方法的奠基人。”他哈哈大笑起来，竭力给谈话增加一种说笑话的色彩。
　　我接过杂志，在那两本杂志中我真的找到了他所提到的那篇文章。那是一篇短文，有杂志的两三页那么长。
　　“拿回家看看！”居辽同志说，“这是我在1946年关于艺术的任务问题所作的一次讲话，其中有两部分曾发表在《团结报》上，诚如你所说的，戴木克，还是在19世纪我就从事文学了！”

居辽同志接待来访（6）
“你曾经从事过文学，可是，现在你不从事。”阿蒂拉说道。
　　“时间将会说明此事。”她丈夫说，“弟兄们，尝尝鸽子肉！”他又把每个杯子斟满了酒，举起他的杯子同我们碰杯祝福。
　　“祝愿你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取得成功！欢迎你们接受邀请光临舍下！”
　　“祝你幸福、愉快！”我和巴基里说道。
　　我们开始饮酒，吃鸽子肉下酒菜。
　　“这可不要是最后一次哟！”阿蒂拉以非常好客的感情说道。
　　她肩上搭着披巾，坐在默不作声的迪奥金身边。迪奥金前面有一块鸽子肉，他正费劲儿地用刀叉吃着。
　　“爸爸，”迪奥金说道，“你是用什么样的双筒猎枪打中这只鸽子的？用自动的还是普通的？”
　　“用自动的，可你倒是吃啊！”居辽同志说道。
　　“咦——！”迪奥金惊奇地说，“为了一只小小的鸽子还用上了自动猎枪！”
　　居辽同志用小餐巾擦了擦嘴唇，说道：
　　“你有能耐，用弹弓打鸟！可是等你长到像我这么大，将要……”
　　他没来得及把话说完，因为门铃大声地响起来了。阿蒂拉站起来，赶忙跑到走廊里，居辽同志手擎刀叉呆住了。尽管他已习惯了电话和门铃声，但总是还感到有些不安。
　　传来走廊里的喊叫声：
　　“真倒霉，爸爸他！真倒霉，爸爸他！”
　　居辽同志认识她，原来是迪奥金的姨母。在喊声的波涛中间，他发呆了，不知所措。不过，姨母惊恐失色地进到屋里，他还没有全糊涂。
　　“真倒霉，爸爸他！真倒霉，爸爸他！”
　　居辽同志明白了，巨大的灾难落在他父亲——马克苏迪老人身上了。他站起来，走到奥迪金的姨母面前：
　　“别害怕，别害怕！发生什么事情了？”
　　“爸爸他要不行了！”
　　居辽同志转回身对我们说：
　　“弟兄们，请原谅我！”
　　我们站了起来。
　　“血管梗塞？神经错乱？”居辽同志冷静地问道，就像在困难情况下经常询问别人那样。
　　“不知道，我们打发人去喊一个医生。”姨母说道。
　　“咳，有多无知啊！立刻赶到这里来！”居辽同志失态地喊道，然后走到另一屋里打电话去了。我们不知如何是好，相互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言声。
　　“还没苏醒过来吗？”阿蒂拉问道。
　　“苏醒过来了，可是，听言语好像是说胡话。”
　　这时候，居辽同志走了进来。
　　“我往医院院长的家里打了电话。你们走吧，因为院长要亲自给他看病！请你们原谅我！”他又转身对我们说道。
　　“居辽，爸他说……”阿蒂拉说道。
　　“说？说什么？”居辽同志问道。
　　“他说胡话：‘我们为自由战斗了，工作了……’他反复说这些话。”姨母说道。
　　居辽同志两眼噙满了泪水，再也不能保持先前的冷静了。
　　“可怜的人！这些话给爸爸增加了光彩。二十岁就在德拉绍维茨爬过铁蒺藜。”他泪水满面地说着，同时凝视着我们，“瞧，这就是生活，既有欢乐，但也有痛苦。”
　　我们默默地低下头，就那样地站了片刻。然后，我们便与居辽同志握手告别：
　　“祝老人家早日康复！”
　　“谢谢！待一会儿嘛！”他说道。
　　“我们走吧，这样好些，你正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巴基里说道。
　　“实话实说，是这样。”居辽同志一边跟我们握手，一边说道。
　　

居辽同志在医院里看望爸爸（1）
居辽同志的爸爸生病的消息，在我们处里很快就传开了。大家——尤其是达奇——都为这一巨大的灾难感到难过，达奇难过得差点儿没哭出来。马克苏迪老人住进医院的第二天，达奇就对我们说要到医院去看望他，因为自己言听计从于马克苏迪老人，而且对他怀有深深的敬意。达奇要我去医院，我告诉他我将改天再去，这样，他便独自一人去了。
　　关于患病的马克苏迪老人，关于居辽同志的巨痛和达奇的伤心这些事儿，我是根据后者的叙述记录下来的。在这些记录中可能会有什么不准确或多余的记载，但这不是我的过错，我转述了达奇讲述的事情。达奇是我们的一位品德行为很好的同事。
　　达奇说：我为居辽同志感到难过，一天的时间他就变得消瘦，脸色苍白了。眼窝塌陷，上下眼皮也发青了。可是，他很坚强，任何时候都不会陷于悲观主义；他仇视悲观主义。他的生活口号是：乐观主义，乐观主义，永远都是乐观主义，而且生活将像盛开的鲜花一样美丽！他赞赏这一很有原则性的感情。我怀着疼痛到医院探望马克苏迪老人。我对门卫刚说出我是居辽同志打发来的，他就立刻把两扇大门打开对我放行，并对他要我站了两分钟一事请求原谅。
　　我往肩上披了件白大褂儿，走过病房区的走廊，进到马克苏迪老人躺卧的病室里。他躺在一个很清洁的床上，由院长亲自率领的五名医生聚集在他的身边，他们有问有答地议论着，切磋着，询问马克苏迪老人从儿时到今日所得过的全部疾病，他回答得锐敏清晰，逻辑正常，让我产生妒忌之意。
　　我走到他的床边，一心想拥抱他，可是，医生不允许我这样做。他们对我说，不要用触摸手和脖子打搅他。
　　“怎么样，马克苏迪老伯伯，您怎么让我们大家为你感到心痛？我们处里各个办公室的同志都谈论您呀！”我说。
　　“没事儿，愿我们的政权日久天长！”马克苏迪老人自豪地说道，好像任何事情都没发生似的。
　　“您感觉怎么样？”我向他问道。
　　“好像是在休养所休养。瞧瞧，我身边有多少精兵强将！死见到他们都害怕哩。”马克苏迪老人一边伸手指着院长率领的医生，一边说道。
　　“真了不起，马克苏迪老伯！”院长说道。
　　这时候，居辽同志来了，他跟医生们和院长握了手，坐到爸爸旁边，轻轻地吻了吻他的额头，露出微微的笑容。
　　“我们不让您躺下去，因为您是我们的光荣。”居辽同志说道，“您很快就要起来的，爸爸！当年，在发罗拉战争中，您中了五颗子弹都站起来了，今天，在这样幸福的清晨，不能不让您起来呀！今天我们有几百所医院和成千上万名医生，怎么能不叫您站起来！因为区区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