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王安葬之日时出了差错。经过太皇太后的斡旋，汤若望才被免除死刑。但自此后基督教被禁，所有的修道士被捕。以上事件发生于 1665年。被送往广州的修道士们，发誓要遵守耶稣教会对中国典礼作出的解释。然而其中一名多明我会教徒从广州潜逃，在罗马开始了反中国典礼的活动。于是教皇克来门特九世发布敕书，宣布前教皇亚历山大七世颁布的接受中国礼典的敕书无效。
康熙皇帝学识渊博，曾与指责中国典礼为迷信的福建宗座代牧颜珰（Charles Maigrot，1652—1730）进行辩论。然而颜珰对中国经书一窍不通，更不要说关于典礼的争论了。康熙皇帝批评他“站在别人的大门外，还要对屋里的事情大加指责”，并对其严格查办。颜珰被迫流亡国外。
“the Bull Exilladie”为拉丁语，意思是“自那一天”。
典礼问题（3）
1715年3月15日，教皇克雷芒十一世颁布了新的教皇令，被称为“自那一天”。主要重
申了对典礼问题的看法，发布了决不允许有丝毫妥协的反典礼命令，并明确了中国的典礼并非市民行为。
对于教皇发布的非妥协“自那一天”教皇令，清朝政府方面也采取了严格的禁教措施。教皇令在 1716年11月传达到北京。康熙皇帝是位开明的君主，与许多耶稣教徒们有过交往，并对他们十分友好，虽然当时年事已高，但也并未采取较为严厉的抵制措施。康熙皇帝去世后，雍正皇帝（1723—1735年在位）即位，最终施行了禁教。
鸦片战争结束后，于 1842年签订了《南京条约》。两年后的 1844年，清政府在列强的压迫下，被迫解除了对基督教的禁教措施。自雍正时期开始到 1844年，禁教持续了一百二十年。在此期间，北京还是有许多的耶稣教徒，或在天文台任职，或是担任宫廷画家。传教活动虽被禁止，但仍允许他们在北京居住。这与日本对天主教采取的禁教措施大不相同。
1844年解禁之后，天主教中“自那一天”仍然生效，严禁信徒供奉祖先的牌位和到孔子庙礼拜。辛亥革命后，高级官员任职时已经不必到孔子庙“上香”，但是典礼问题仍然是阻止中国人信教的一大障碍。
然而“自那一天”并非最终判决。自发布之日起经过二百二十年后，到了 1939年12月，教皇皮奥十二世针对教会对待中国典礼问题的态度作了重新的修订，允许信徒悬挂孔子的肖像，允许信徒在故人的遗骸或墓前行礼，允许信徒在孔子纪念堂参加各项纪念仪式，等等。 1939年英法对德宣战，当时日本已经与意大利缔结了防共协定，并于两年前挑起了全面的中日战争。而若要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算起，中日战争早在八年前就爆发了。教会针对中国传教政策的重新制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
关于典礼，我们需要思考一下何为儒教。耶稣教会认为在故人墓前或排位前行礼是一种“市民行为”，即作为市民理应遵行的一种道德行为。耶稣教会向罗马的解释这只是一种“缅怀”，而并非宗教行为。如果其中有“祈愿”的成分，那么毫无疑问这属于宗教行为。例如，在战死者的墓碑前，低下头缅怀，但不知不觉，这种缅怀就会转变为“祈愿”——请保佑我们，请保佑永久和平——这属于市民的道德性行为呢，还是属于宗教行为呢？很难明显地区分开来。
关于儒教究竟是市民行为还是宗教活动这一问题，“自那一天”教皇令曾对此作出过阐述。据记载，关于牌位，不可以当作是某人的灵位，只可作为“某人的位子”，并且只能是放在那里，绝不允许参拜，还要求在牌位的旁边，必须放置解释基督教徒戒律和子孙对待祖先尊敬的声明书。关于典礼问题，当时教会作出的让步仅此而已。
关于牌位，中国一般的解释为“神主”。在上面写有“历代祖考妣之神位”等文字。灵与神在典礼问题上有着内在联系。重视祭祀祖先的儒教相信灵魂不灭——无疑这是一种宗教，作为神教的基督教自然会觉得对此无法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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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教亦为名教
儒家学说在成为“官学”后，其内在的形式主义愈演愈烈。中国的官僚制度便是在形式主义下被运用的。
虽然内部已经混乱，但表面上看起来仍然井然有序——这就是儒家的策略。为了追求形式，往往会对一些内容加以掩饰，甚至抛弃。因此表面现象与实际情况之间有着很大差距。
不妨看一下陆游的生活经历。陆游（ 1125—1210），比朱子年长五岁，生于山阴（现浙江绍兴），号放翁，终年八十五岁，在当时可谓高寿。他二十岁时结婚，妻子唐婉美貌动人，夫妻感情甚笃。然而，和现在中国人的情况相似，婆媳关系不好相处。唐婉虽是陆游母亲的侄女，但她们的关系并不融洽，最后导致陆游夫妇离婚。虽然陆游舍不得妻子，但是在母亲的命令下，也不得不选择了离婚。
不听从父母之言，是为“不孝”。为了实现儒家强调的品德——孝，必须作出牺牲。“孝”的形式主义具有绝对权威。感情甚好的陆游夫妇二人不得不挥泪分别，各自再婚。十年后，三十一岁的陆游与前妻唐婉在沈园相遇。当时唐婉与她的丈夫在一起，她告诉丈夫说：“那个人（指陆游）便是我的前夫。”于是她的丈夫便在沈园摆酒款待陆游。当时的情景令陆游十分难忘。四十年后，已经七十四岁高龄的陆游以“沈园”为题赋诗两首。其中第二首为：
梦断香消四十年，
沈园柳老不吹绵。
此身行作稽山土，
尤吊遗踪一泫然。
这首诗的意思是，四十年已经过去了，当时的柳树也如“我”一般年迈，不再飞絮，“你”也早已化为稽山之土。再次来到这个勾起“我”对“你”的回忆的地方，“我”还是会忍不住老泪横流。唐婉与陆游在沈园相会后不久便去世了。
中国以爱情为主题的诗作较少。有研究日中诗文比较的学者指出，日本的诗歌以“爱情”为主流，中国的诗歌以“友情”为主流。在描写男女爱情少之又少的中国诗歌中，有这样一首诗是讲述恋慕之情的，确实比较难得。
虽然相爱但是不得不分开的故事很多，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便是如此。然而像中国这样由于“孝”被迫分开的情况，在其他国家却不多见。即使陆游身为大诗人，也不例外。
陆游可以说是位高产诗人，他的诗现存有一万多首，但实际上他的作品多达两万，也就是说一旦有感便会赋诗。然而，这首作品仍会令我们潸然泪下。
值得注意的是，陆游是在母亲的命令下被迫与唐婉分手的。儒教在国教化后，家中要以父为纲。从形式来讲，陆家的事情应由陆游的父亲陆宰全权决定。虽然他最终宣布了陆游夫妇的分手，但是之前必定被迫接受了妻子的看法。由此可见，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是很强大的，而形式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便可窥豹一斑。
“夫唱妇随”一词出自道家系的文献《关尹子》，这种思想与儒家有共通之处。即便实际上是妻子提出建议，丈夫听从，但在形式上也要表现为“夫唱妇随”。长此以往，人们便可看穿了这种所谓的形式主义。
后世儒教的批判者称陆游为“礼教的牺牲品”。礼教，顾名思义，就是“关于礼学的教育”。《孔子家语》中记载：
敦礼教，远罪疾。
到了清代，“礼教”等同于“儒教”。
19世纪后半期，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为了反清，太平天国高举种族主义大旗，在《奉天讨胡檄文》中痛骂满洲趁机窃取了中国政权，言辞甚为激烈，例数满洲十大罪名。
对此，清朝方面负责*太平天国的高官曾国藩（ 1811—1872）发表了《讨粤匪檄》（*粤匪的檄文。粤指广东、广西两省）一文进行反击。文中谨慎避开了“勤王”这一称谓。因为中国人认为皇室是由异族担任，所以不愿自称勤王。为了**，他打出了“忠君爱国为正道”的口号，对太平天国运动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曾国藩为避开“勤王”，打出了“保护中国礼教”的大旗。《讨粤匪檄》中写道：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
文中声称，此次叛乱并非针对大清帝国，而关乎名教的存亡。
所谓“名教”，即关于名分的教义，在此为儒教的别名。声称*此次叛乱是为了“保护儒教”，而非“保护王朝”。他认为这样号召更为奏效，于是便以此作了一篇檄文。同样，许多人认为清王朝被推翻事小，儒教被推翻事大。
太平天国方面对满洲政权进行了恶意的谩骂，诸如“妖魔”、“丑贱”、“猪狗”，但未曾涉及儒教。关于佛教，太平天国方面认为清王朝所供奉的菩萨神像等也都是蛇魔、妖怪等鬼卒。太平天国是信奉基督教的宗教团体，按说对于儒教，尤其是在礼拜问题上，应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但他们为了战术需要，同样抑制了“反儒教”的言论，并在檄文中号召“名儒学士”奋起反抗。
此时儒教似乎与中国等身大。政府方面对抗太平天国的义勇军组织者——湘军曾国藩、淮军李鸿章（ 1823—1901）也号召保护礼教，即“保护中国”的另一说法。曾国藩他们在选用这一说法时，选用了“礼教”，为了强调这种观点，曾国藩在他的檄文中提到了孔子和孟子。
有朋自远方来（1）
形容儒教与中国等身大，或许不甚严谨。在中国，除了儒教还有老庄思想，有人将此混为一谈，但严格来说，两者并不相同。
可以认为“老庄”思想存在于“孔孟”思想的内部，儒教的形式主义渗入到了其内部。有人虽读的是《论语》等孔孟之书，但在生活中却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