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番输掉了盖房钱，这本是人的缺点，吊诡的是，我们读来竟一点也不觉得这个人的恶，倒是这个人的真，这其实就是散文的伦理，是散文背后的那颗心，早就宽宥理解了这一切，从而让叙述显得朴实中有一种澄明。
值得注意的是，阎连科对自己，却始终没有宽恕，他始终感觉到对父亲有一种“失孝”的歉疚。他写自己没有花10元钱，让父亲看一场《少林寺》；写到自己逃离乡土，没有帮助父亲承担起家庭的责任……，我们可以感觉到阎连科那种难遣的愧疚，然而，一个乡土中的少年又能如何呢？难道他的父辈不也希望他能逃离吗？但这却成了阎连科难以自我清理的“原罪”。因此，他只有不断地在写作中返回乡土，去思考乡土的生命、乡土的一切。或许，唯有在写作中，他才能解厄和超脱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他的散文，他的《我与父辈》，是一颗“泄密的心”，因为它让我们听到了阎连科灵魂的跳动，阎连科的文学密室，也在这种跳动声中豁然洞开，现出了他的底线。而这底线，我们知道，就是这糅合了苦痛、哀乐、绝望又无法走出的乡土。
北京大学 刘伟
《我与父辈》：“地层”之下的生命存在
文/梁鸿
读《我与父辈》，有一种久远的感动与震动。那破败的村庄，已然逝去，或正在老去的亲人，那撕心的痛苦，病痛的折磨，点滴的快乐和艰难的成长历程，随着阎连科对少年时代的叙述及对父辈的忆念慢慢浮现在脑海。一种已经陌生了的，但却深刻、持续的疼痛、温暖与感恩弥漫在心间，你的灵魂逐渐安静，但有泪，在模糊了你的双眼。
一反其小说的“奇崛怪诞”及对乡土世界的极致书写，阎连科以一种文白相间、亦叙亦思的语言，把我们带回“少年”的成长岁月，带进虽灰尘蒙面，但却充满生之尊严的乡村。因为有爱，亲情，怀念及对那一方空间地理形态的爱，作者不以俯视的批判与感叹，而以一种仰视的尊敬与怀念，以一种反哺的心态与视角，回望逝去的岁月与故乡的亲人。“父亲”，“大伯”，“四叔”的存在没有任何历史的特殊性，并且，作者也无意在宏观上给予“父辈”某种大的历史象征或政治寓意。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中，他们属于那注定被遗忘的生命众生相，只是符号，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语境中，他们是“沉默”、“麻木”的代名词，是作为集合名词而使用的。阎连科以对“家”的追念，对“父辈”的深切怀念还原、延伸并再次融入这一被忽略的“集合词”和他们背后广阔的乡村大地，让我们感受到这如草芥般的乡村生命身上所生发的光辉与尊严，看到父辈们如何从壮年、中年进入老年，如何在苦难的命运中挣扎、破碎与不断奋斗。苦难与贫穷仍是乡村的基调，但这些却并非是压倒性的，它们只是生活的因素与组成，最终造就出的是充满温暖与感念的生命存在。
因为“仰视”，我们体味到了乡村生命的丰富、细腻与博大，这是一种绵延的，属于乡村地层之下的情感。由此，也看到了一个民族生存的基本单元——家庭——如何从无到有，从一棵树苗长成为参天大树，它的空气、土壤与水是爱、信念与努力。作者以“已”之经验，写出了民族成长之奥秘。一个民族，或生命个体的信念、精神、气质的基础从哪里来？家庭。家庭所生成的力量，所凝聚起来的爱可以超越一切。在《我与父辈》中，家庭是庇护所，是坚韧、爱、奉献、谦让的基本象征，正是这样的一个个“家庭”，形成民族的整体，并绵延生长为一种性格与内核。如作者所言，“父亲”、“大伯”就是家里的领头羊，对家的爱与维持使得个体的成长有了庇护，情感获得依托，这些超越了物质的艰难与贫乏，成为民族最深层的东西。有关它的种种经验与情感方式是一个经历过极端贫穷的民族生存下去的最基本精神形式，是最纯粹的本土经验。阎连科在不自觉中将自己的创作，与民族传统、本土经验和乡村存在形态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正是在此意义上，作者写出了自己的“忏悔”，这是父辈情感教育的自然薰化。
同样，因为这“仰视”，作者也意外地发掘出长期以来被我们的文学与社会忽略的东西，让我们看到了乡村的历史命运及情感立场。那一场“上山下乡”运动，在知青文学那里，是苦难人生或血色浪漫，并成为批判荒谬政治文化与启蒙乡村的基本起点，但是，当这一“苦难”、“启蒙”与一个乡村少年眼睛中的渴望相撞时，却变得有些伪饰且言不及意。历史的被遮蔽与文学史叙述的缝隙被暴露无疑。它却是一场变相的掠夺，让乡村再次成为供“外来者”索取成长的材料与血液，并且承受着区别对待的命运。那一场著名的越南自卫反击战，塑造无数的英雄，但对于家庭来说，却是灾难降临。弟弟铁成入伍在部队自杀，却被轻描淡写搪塞过去，大伯没有追究，并非因为“麻木”，而是一个老农朴素的善良及对死去儿子的爱。对于四叔这样城市的“一头沉”工人，最终经历的却是无“家”可归的悲剧。城市没有容身之地，而乡村已然陌生，四叔的“失落”是中国特殊体制下的悲凉人生。大伯晚年的嗜赌与几次自杀，与早年过于辛苦的劳作，与儿女接连的非正常死亡，与不断奋斗但却总是没有收获的苦难一生相关，它不是乡村道德的溃败与缺失，而是苦难无以承受后的压抑与挣扎，这正是文章最让人心痛的地方。乡村，并不“麻木”，也不“沉默”，让它们“麻木”与“沉默”的是我们的眼睛与那被遗忘了的情感。
“我爱在雪花飘飞的 不眠之夜，/把已死去或尚存的亲人珍念，/当茫茫白雪铺下遗忘的世界，/我愿意感情的激流溢于心田，/来温暖人生的这严酷的冬天。”忆起穆旦诗《冬》中的这一段，不禁潸然泪下。此时，窗外没有“雪花纷飞”，却是青葱的初夏，有紫色的藤花与雪白的槐花在睛空中怒放，生命正以最耀眼最灿烂的姿态向我们昭示它的存在。生命在不断消逝，“父亲”、“大伯”、“四叔”、“铁成”、“连云”们已经去了，重归尘土，重回“地下”，但生命仍在继续，后来者唯有通过紫藤怒放时的“凝视”或雪花纷飞时的“珍念”进入逝者的灵魂之中，使他们长存心间，并由此获得生的信念与力量。人类就是这样一代代生生不息，卑微而伟大。我想，这正是《我与父辈》之于我们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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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父辈》：其他评论
勿庸讳言，较之时下恣肆泛滥的快餐文字，本书无疑是非五十年沉淀而不得的浓醇佳酿。阎连科回望生养于斯的故乡黄土，回望同一时空下交错连接的先辈之情，在母语文化年深日久的浸染下，不惜生命、脑汁、心血，倾情酿造了对这一语系的反哺与彰显。其用心之苦，用情之深，用力之巨，其对汉字的笃信、虔诚和敬畏，令我们一睹了什么是高度负责和面对历史的写作。父辈的勤勉、隐忍、克己和无私，注解了以农耕文明发轫的华夏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兴盛基因和图腾密码。书中对人生的分合聚散，对生命的流转递进，有着近于宗教般的解读和诠释。
——辽宁读者张国增
……
时光虚度，转眼已过天命之年；
华年不在，弹指已是三代同堂。
在看到阎连科的这部《我与父辈》之后，才发现自己竟从未静心思考过已过的光阴——曾经怀揣梦想而勤奋少年，如今已是鬓角染霜。可能和作者是同乡人，亦是同龄人的缘故，书中的很多环境、场景，甚至经历的年代和发生的种种，仿佛就是自己的经历，尤其是文中无处不在的、浓的化不开的乡音、乡情更让我感同身受。也许，现在是该想想自己这五十几年的时候了…… ——河南读者杨戊辰
………
阎连科长篇散文《我与父辈》（《钟山》2009年第2期），是《钟山》推出的“个人史”系列的最新文本。在因天灾人祸造成的那些苦难年代，在贫穷的乡村，我与父亲、大伯、四叔等父辈的故事，默默上演。大历史退到幕后似有似无，个人、家庭的心理遭际、情感煎熬、灵肉沧桑成为主体。自然灾害造成田野荒芜，可以计算减产、歉收数额；天灾人祸造成的心田荒芜呢？疼痛、苦涩、哀绝、恐惧、幻灭、绝望、悔恨、颓废……这些负面的情感成了多个历史时期的日常情感，是潜在的巨大的历史“软成本”，却往往被人忽略了——每次历史事件过后，人们习惯于统计伤亡人数、经济损失，体量巨大的民间疾苦失去了具体性，最终只能湮没无闻。大历史叙述对个人情感的忽视必然使人道主义成为单性人道主义，有断子绝孙的危险《钟山》的“个人史”叙事就是要找到并保持这些具体性，实行对历史的情感成本多点的不间断的有效存盘。伤疤好了痛不能忘；前痛不忘，后事之师。
——《钟山》贾梦玮
前面几句
2007年的10月1日里，这个国家正忙着普天同庆，欢乐像泛滥的水灾湮没着大城小镇时，我一连接了几个电话，催我尽力快赶地奔回我的老家去，说我69岁的四叔不在了，一猛间离开人世了。到这时，在我匆忙着从北京赶往河南嵩县奔丧那一刻，我惊冷地意识到，在我父亲这一辈，他们亲弟兄三个，叔伯弟兄是四个，除了我的一个堂叔还健在，可父亲他们亲的弟兄三个人，终是都丢下这世界，丢下我们这些晚辈们，不管不顾地离开尘世，到另外一个界地求着清静去了。
至来日的深夜里，我跪在一架白色的灵棚内，守着四叔和棺材，外面月明星稀，风微树平，整个村落似乎因为我四叔的不在也都止了呼吸样。就在这极度的宁静里，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