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暑假，为了挣钱，为了给大姐治病，我同二姐起早贪黑，到十几里外的一条山沟，用板车往建扎在我们村的县里的水泥厂里运送料石；给修公路的承包队，从河滩上运送鸡蛋大小的鹅卵石子；给盖房子的村街上的商业部门，运送地基石头。白天无休止地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人累得如同多病的牛马。可在晚上，看《红楼梦》小说，却能醉醉痴痴，直至天亮。看到黛玉葬花、黛玉之死和宝玉出家，常是泪流满面，欷殻Ц刑尽�
然而，因为痴于阅读，我早已忘了我有些荒废的学业。
然而，偏巧那年，由初中晋升高中时，却又要由分数定夺命运。那些年月，我对阅读小说因着过分迷恋，而对人生，也因此变得有些迷惘。想横竖反正，我的命运就是同父母一样种地，不得不作于日出，息于日落；因此，并不相信你考取高中就可以不再耕田种地，可以让你变为不是农民的城里人了。也就无所进取，随遇而安，陪着同学们如同打哄看戏一样，参加了那年的升学考试。其时的结果，录取中的政策规定是凡持城镇户口的同学，必须百分之百地予以录取；而对农村户口的学生，既要看考试分数，还要看大队和学校的共同推荐。就分数而言，二姐的分数远高于我；就推荐而言，我姐弟二人，就只能有一人可读高中。
话是午饭时候父亲从门外带进家的。那是夏天，知了的叫声，在树枝上做张做致，泼烦泼乱，又果实累累，叫得密不透风。父亲坐在我家的院里，说了我和二姐只有一人可以上学读书的景况后，他看着我和二姐，有些为难，又有些犹豫地说道，家里的情况，你们也都明白，人多嘴多，谁都必须吃饭，又要给你们大姐看病；这样，也是确实需要你们有一个留在家里种地，挣些工分。父亲说完，我和二姐在那个时候都端着饭碗，僵在父亲面前，谁都没有说话。有一瞬间，时间生硬，再也不会如水样细软地流动。命运在那时冰明水亮地冷在了我和二姐之间，就像时间成了石块冰坨，无形地砌压在了我家的院内。就这样过了许久，许久许久，母亲从灶房端着饭碗出来，说，都吃饭吧——吃完了饭，再说这事。
也就各自吃饭去了。
忘记了二姐是端碗进了屋里，还是端碗去了别处。而我，端着用红薯叶子煮了红薯面条的一碗黑色粗饭，到了门外的一棵树下。树下空无他人。而我在那片空无里，却是无论如何也无心食咽那碗汤饭。也就在这个时候，在所谓的人生十字路口上，在我正为上学还是不上的迷惘里，下乡到我们村里的一个知青，男，穿着蓝色制服，三七分头，高个，他款款地从村街上走过，还和熟人点头说话。说话的顺序，是村人恭敬地先和他说，而他自己，只是懒懒洋洋地点头哼哈着答话别人。
他答着去了。
而我，在他走后很长的时间里，都还看着他的背影，就像看着一条通往远处的道路。就在那一瞬间，我忽然忽然、猛烈猛烈地想要继续读书。想要去念我的高中。想要从二姐手里，夺走属于她的那半个去念高中的希望。也就匆匆地吃饭，匆匆地回到家里，看见二姐也正端着空碗，从哪儿出来到厨房盛饭。
我们在院里对望了一眼，谁也没有说话，就如彼此谁都不太认识对方一样。
下午，下地劳动，不知为何二姐没去。
晚饭，二姐也没有在家吃饭。
饭后，二姐也没有很快回家。
我问母亲，二姐呢？母亲说，找她同学去了。也就这样，把一段命运暂时搁在脑后，就像把一个疮疤暂时用膏药糊了一样。也就睡了。月落星稀。窗外是清明夜色。有蛐蛐的叫声。还有半透明的潮润的夜气。睡到半夜时候，也许我刚要睡着，也许我已经睡着，刚好醒来，就在这个时候，我家大门响了。二姐的脚步，轻柔地落在院里。接下，那脚步的声响，到了我睡的门口滞重下来，仿佛是犹豫之后，二姐推开了我睡的屋门，进来站到了我的床前。
我从床上坐了起来。
二姐说：“你没睡？”
我以“嗯”，做了回答。
二姐说：“连科，念高中，姐不去了。还是你去念吧。”
说完这话，二姐借着窗光的月色，看了看我。我不知道那时的二姐，看见了我什么表情。而我，却隐约看见，二姐的脸上，似乎挂着凄淡的笑容。笑着转身走时，还又对我说道：“你好好读书；姐是女的，本该在家种地。”
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高中的开学。在开学的前一天里，二姐给我买了一支钢笔，送给我时，她眼里含着泪水，却是依然地笑着说道：“好好读书，连二姐的那份也给读上。”
现在，三十年之后，我给我的孩子说起这些，他有些愕然，有些不敢相信。不是不敢相信二姐因是女的，方才让我这个男孩读书，而是不敢相信，有个漫长的时代，虽是正宗的社会主义，可中国乡村的孩子，却是普遍贫穷饥饿，衣无温暖，食无饱饭，作为父母，普遍无力去供他们的孩子吃饱肚子，并读完初中、高中。这是一个时代给所有做父母和子女的人，留下的一份被时代早已忘记的社会歉疚。
3 枪毙（1）
上世纪70年代，记忆深刻的，对我来说不是革命，而是饥饿和无休止的劳作。
大姐有病，常年躺在床上。给大姐治病，成了我们家人心中的重心。大姐曾在上世纪60年代的革命初期，同她的同学一起，大串联到过省会郑州，因为想家，又挤不上进京的火车，也就只好徒步返回，错过了她一生见到毛主席的机会。
毛主席这人，虽然伟大，可他不是医生，不能帮我大姐治病。这就使得我们家的生活，离革命远了一步，如同乡村，离城市远了一步；农民，离市民远了一步；穷人，离富人远了一步。但革命的气息，总还如夏热冬寒般，风风火火，时时常常地扑进我家院落，扑进乡村的田野。记得20世纪70年代之初，社会上的“文攻武斗”，都已渐次地过去，我同生产队的老少社员，一边遥望着革命，一边本能地促进着生产。有一天，在田里翻着红薯秧子，不知为何，竟有两辆卡车拉了革命者的青年，架着机枪，从田头公路上驶过。突然，他们朝着田野里的我们，打了一梭子机枪。子弹就落在田头的草上。草摇土飞之后，当过兵的一个退伍军人，突然大唤：“卧倒——”社员们就都学着他的样子，各自卧伏进了红薯秧的垄沟。起身之后，卡车已经远去，载着革命者和他们的笑声。不知这革命从何而来，又到何而去。于是间，生产队长就对着革命的背影大喊大骂：“操你们奶奶，我们种地，你们革命，井水不犯河水，碍着你们啥事儿啦？！”
乡村，不是那个年代的主体，不是革命的主体。那个年代，和今天的改革开放完全一样，主体乃是城市，而非乡村和十亿农民。年代中无论何样岁月，中国的主人翁都是那些曾经在新、旧中国的革命中和革命有过密切联系的人。但乡村，解放前是中国革命的主要阵地；而在解放之后，除了“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或多或少，已经有了角色的根本变化，只是社会主角的群体配角，是革命漫无边界的辐射地带；只是革命兴起时的必然牺牲和最终成就革命的辽阔地缘。“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最深刻的教训，就是革命出产激情，并不生产粮食。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的人成千上万。堆将死尸，能筑起一个新的三峡大坝。这就证明，无论如何革命，乡村还要种地。
也必须种地。
要种地，就必须由如我这样的学生，割草放牛。也就读书，也就割草与放牛。说不清哪个是正业，哪个才是业余。在割草放牛中，亲眼目睹着父母们的日出劳作、日落而息和无休止的劳动换来的无休止的饥饿。这些所见，营养了那时我内心切实懵懂的一些要逃离土地的心愿。也就在这懵懂和迷茫之中，那一年，村里来了一批知青。
并不认真知道，知青们来自哪里，但却相信，他们一定来自城市——洛阳或者郑州。事实证明，他们确是来自遥不可及的、我梦寐以求的那些城市，六人、七人，家在省会郑州；还有一个，来自洛阳。他们被村人恭敬地安顿在特意为他们收整干净的大队部里。村人们敬着他们，就像敬着自己的祖先。因为他们能从城里给村里带来一些买不到的化肥、布匹和火柴等。极度的革命与计划经济所导致的物质匮乏，是连种地的农民上街买个烧饼也需要一两粮票。可是国家，却只给农民下发劳动的义务，并不下发多少粮票、煤票和足够的布票以及别的票证和权力。这些东西，知青们虽然不多，但却多多少少，总是神奇地有着。于是，他们给乡村带来了一些农民的急切之需，农民就自然地感恩戴德，不让他们下田，不让他们种地，最多最多，就是让他们在田头看看庄稼，吹吹笛子，举起柳枝，轰赶一下落进田里的飞鸟和窜进庄稼地的猪羊。
3 枪毙（2）
那时我小，看知青们不下地劳动，穿得光鲜干净，日子就是在村头漫步和吹笛，也就渐渐明白，乡村人是如此的低贱，而城市青年，竟是如此的高贵神仙。我不恨他们生在城市，只是无奈地暗自抱怨，自己生在了这个乡村。他们吹笛散步，指着从他们面前过去的农民，偷偷笑着说些什么。到了吃饭时候，午饭或是中饭，村里各家讲些卫生的农民，还要负责给他们烧饭——那个年代的术语，叫做“派饭”。一家一个、两个知青，一般是一派一周，周后换户。我母亲是村里爱着干净的妇女，每天除了扫地整屋，连我家大门之外，也都要每日打扫一遍。于是，我家就成了最为合适被“派饭”的一户人家。
有了派饭的任务，母亲和病轻的大姐，就要提前忙乎几天，淘麦磨面，等着知青到我家里隆重吃饭。一般说来，我们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