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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明了她一直爱着贝克之前，英玛菊娜塔过着大部份女人过的生活：参加过几次婚礼，听过几次离婚事件，有过几个情人，这些带给她恒常而平静，近乎温柔的失落感。最后这一任情人特别爱她；她也最能忍受他，不只因为他的顺从也因为他的利用价值：他是个摄影师，在她刚开始进入电视界时曾大力帮助过她。他比她年纪大几岁，但看起来永远像个崇拜她的大学生；他认为她是所有女人中最美，最聪明，尤其是最心思细腻的一个。
他心爱女子细腻的心思，在他眼中像德国浪漫派画作中的风景：布满着扭曲得无法形容的树木，之上，又高又蓝的天空，上帝的住所；每次他走进这风景中，都有一段难以抗拒的欲望，想双膝跪下像面对着一个神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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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厅中渐渐涌入人潮，有许多法国昆虫学家，也有几位外国的，其中有一位六十来岁的捷克人，听说是新体制的一位重要人物或许是一位部长或是科学院院长，或至少是院士。反正，就纯然好奇的观点，他是与会中最令人注意的人物（他代表共产主义黑暗时代结束后一个历史新时代）；然而，在聊天的人群中，他站得直挺挺，高大笨拙，孤零零的。刚才好一阵子，大家抢着来和他握手，问他几个问题，但谈话总是比他们预期的停顿得早，交换了几句寒暄之后，他们便不知该和他说什么了。因为他们之间没有共通的话题。法国人总三句不离他们自己的问题，他试着注意聆听，偶尔加上一句“相反地，在在我们国家”，随即他明白没有人对他的“相反地，我们国家”感兴趣，他走离人群，脸上罩着一层既非苦涩亦非愁苦，却是清晰甚至高傲的悲伤。
当其他人熙攘地挤满附设有吧台的大厅时，他走进空荡荡的会场，会场中四张长桌摆成正方形，等待研讨会开幕。门旁有张小桌子摆着与会名单，以及一位看起来像他一样孤单的小姐。他倾身向她报了姓名。她要求他重复了两次，她不敢要求第三次，只好胡乱地在名单上找与她听到的发音相近的名字。
充满父执辈感情地，捷克学者弯下腰在名单上找到他的名字。
他用食指指着：CECHORIPSKY。
“啊！是谢修西比（Sechripi）先生？”她说。
“要念成契坷西蒲斯基（Tche－kho…rjips…qui）”。
“喔，好难念！”
“此外，也写错了，”学者说。他拿起桌上的笔，在C和R两个字母上加了像长音符号颠倒过来的符号。
秘书看这些符号，看看学者后叹了口气说：“真复杂。”
“正好相反，非常简单。”
“简单？”
“你知道强？禹斯（Jean ；Hus）吗？”
秘书快速地将眼光投向与会名单，捷克学者急着解释：“诚如你所知，他是位十四世纪教会的改革家。路德教派的先驱。同时也是夏尔勒（Charles）大学的教授，此大学，如你所知，是圣罗马帝国时代第一所成立的大学。你所不知的，是强？禹斯同时也是字汇拼写的改革者。他成功地将字汇拼法简化至完美。你念的契（tch）这个音，必须用三个字母拼出，t，C，ho德文还需四个字母：t，S，C，h。但拜强？禹斯之赐，我们只需一个字母，C，加上头一个小小的符号。”
学者又倾身在秘书桌上名单空白处，写下一个大大的C，
V加上长音符颠倒过来的符号：C然后他看着她的眼睛，清楚明白地发音：“契（Tch）！”
秘书也望着他的眼睛。跟着念：“契（Tch）。”
“对了，非常好！”
“真的非常方便。好可惜路德的改革没在我们国家流传。”
“强？禹斯的改革……”学者假装没听到秘书犯的错，继续说：“……并非全然被漠视。在另一个国家也被使用……你知道的，不是吗？”
“不知道。”
“在立陶宛！”
“在立陶宛，”秘书一边重复，一边试图想出这个国家到底在世界的哪个角落。
“在拉脱维亚也是。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们捷克人如此为这个字上的小符号自豪了吧。（带着微笑地说：）我们可以背叛一切。但为了捍卫这个小符号，我们不惜流干最后一滴血。”
他向秘书点头示意后，朝向排成方形的桌子走去。每张椅子前面都有一张写了名字的卡片。他找到他的名字，看了许久，随后拿起来，带着悲伤但谅解的微笑，拿去给秘书小姐看。
此时另外一位昆虫学家，正站在入口处的桌前，等着秘书小姐在他的名字旁作个小记号。她看见捷克学者，便对他说：“清等一下，西比基（Chipiqui）先生！”
他做了个宽容的手势表示：别担心，小姐，我不急。耐心地，并带着感人的谦虚，他在桌旁等着，（又有两位昆虫学家到来），当秘书终于闹下来时，他把小卡片递给她看：“你看，真好笑，不是吗？”
她并没看出个所以然：“谢尼比塞（Chenipiqui）先生，你要的符号标在上面了啊！”
“是的，可是那是寻常的长音符号！他们忘了将它颠倒过来！再看看符号标在哪里！在E和O两个字母上！变成了
谢休西比斯基（Cechoripsky）！”
“喔，对，你说得对！”秘书也愤慨起来。
“我觉得奇怪，”愈来愈悲伤的捷克学者说，“为什么人们总会忘记这些符号。它们如此诗意，这些倒过来的长音符号！你不觉得吗？像只飞翔的小鸟！像伸展羽翅的白鸽！（柔声地：）或者，如果你愿意，像蝴蝶。”
他又倾身拿起桌上的笔改正小卡片上他的名字拼法。他动作如此谦逊，像在道歉似的，之后，他没说一句话地走开了。
秘书注视着他离开，高大且怪异地畸形，她心中一下子充满了母性的情愫。想像颠倒的长音符号，换化成一只蝴蝶，在学者身畔飞舞，最后落在白发上。
走向座位时，捷克学者转头看见秘书感动的微笑，便也回了一个微笑，抵达座位的途中，他又回头对她微笑了三次。那是悲伤却又骄傲的微笑。一种悲伤的骄傲：我们不妨如此定义这位捷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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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因为看见名字上摆错位置的符号而悲伤，大家都能了解。然而他的骄傲是由何而起的呢？
以下便是他的生平大略：一九六八年俄军入侵后的一年，他被赶出昆虫研究院，被迫从事建筑工人的工作，直到一九八九年俄军占领结束，前后约二十年。
然而，数百数千，在美国、法国、西班牙、世界各地，也大有失掉工作的人啊，他们为此受苦却一点也不感到骄傲。为什么捷克学者感到骄傲而那些人却不呢？
因为他被赶离工作岗位，不是因为经济之因，而是政治。
就算如此吧。但在这种情形之下，必须解释的是为什么因经济因素引起的不幸便比较不严重，比较不值得敬佩呢？一个因不讨上司欢心的职员被辞退就该觉得丢脸，而因政治理念丢掉工作的人却有权利以此为傲？为什么？
因为因经济原因而遭解雇，被解雇的人是被动的，在他的行为中，并没有任何值得赞赏的勇气。
这状似明显，事实不然。因为一九六八年后被解雇的这位捷克学者，当俄军在他的国家成立极其令人厌恶的政体之时，他也并没有完成任何勇敢的行动。他是研究院中一小组的主任，专门研究苍蝇。有一日，突如其来地，十多个众所周知的反动派涌进他的办公室，要求他拨一个研究室让他们举办半地下化的集会。他们以道德柔道的规则行事：突然地到来，组成一群观察者。这出其不意的对质使捷克学者非常困窘。说个&apos；好&apos；字会立即招来不幸的危险：他将会丢掉工作，三个小孩将来也无法人大学。但要对这群嘲笑他胆小的人说个&apos；不&apos；字，他没有足够的勇气。他最后答应了，并开始鄙视自己，因他的胆怯，他的脆弱，他不得不任人摆布的无能。因此，正确说来，是因为他的懦弱，才使他后来丢了工作，小孩也被学校开除。
若是如此，他又有什么可觉得骄傲的呢？
随着时光，他逐渐淡忘他对反动派原存的憎恶，愈来愈习惯将自己答的&apos；好&apos；字视为一种自愿、自由的表示，视为他个人对令人厌恶的政权的反叛。因此他相信自己属于登上历史大舞台的一份子，自这种确信之中，他汲取了他的骄傲。
但是，长久以来，数不清的人扯进数不清的政治冲突之中，他们也都能因晋升历史大舞台而觉得自豪吗？
我必须表明我的论点：捷克学者的骄傲来自于他并非在随便一个时候登上历史舞台，而是正好在舞台上灯光亮起的那一刻。历史舞台灯光亮起的那一刻，称为全球历史性的时刻。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在聚光灯的照射及摄影机的注视之下，是全球历史性时刻最体现的一刻，捷克学者至今还自豪彼时的幸宠。
然而，某个重要的商务协商正在举行，全球各国首脑人物聚集一堂，这也是件重要的时事，也被重视、拍摄、评论；为什么那些主角并没有同样被激起骄傲的感人情愫呢？
我立刻表明最后一点：捷克学者所拜的并非随便一次全球历史性时刻之赐，而是人们称之为崇高的那&apos；次。那个时刻之所以崇高，是因为舞台前的人在受苦，舞台后方回荡着机关枪扫射的声音，舞台上方且飘荡着死亡天使。
因此最终的程式如下：捷克学者因参与崇高的全球历史性时刻而感骄傲。他深知这使他不同于厅中所有那些挪威。丹麦、法国、英国的与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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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所在的